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思考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3-04-26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１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为：在１９６０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明”、“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自己的选题，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论述和细致的考证补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１９８０年代后，一些学者感到郑成功研究急需拓宽研究视野，逐渐侧重于经济角度，尤其注重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开发、以及对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将郑成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有一些学者从纯军事角度出发，主要专注于郑成功戎马生涯中的战略战术探讨，或具体作战过程之剖析，以及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补缺。
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显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史的范围，而没有把郑氏集团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讨。无需回避，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制约。近年来，一些新锐学者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明、清东南沿海商人群体的崛起，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视野似有新拓展迹象。２本文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着手，通过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对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进行考察，试图说明郑氏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传统水师的性质区别，以及这一海上军事力量同西方意义上的制海权的关系；并试图指出这一军事现像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为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并对传统的“江南丝织业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
一、
水上武装力量在西方谓之海军，在古代中国则称为水师。两种不同的称谓背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西方文明基本上围绕地中海沿岸发生，海上商业贸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它可远溯到迈锡尼时代，那时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就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区。３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贸易时，海上航线便成为自己生命线，当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控制海上航线便成了双方胜败存亡的关键。这种情形对军事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海军的诞生和海权意识的早熟，从而成为古代地中海文明在军事领域的象征。千百年来，地中海孕育了海军的原始细胞——海盗和武装商船，孕育了波斯腓尼基舰队、希腊雅典舰队、迦太基舰队、罗马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培育出现代西方海军马汉（Alfred·Thayer·Mahan）的制海权理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在本质上属于商业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海军既是这一文明的产儿，同时也是这一文明拓张的利剑。
军事学有海权和陆权之分。海权的重要性，以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虽然在１９世纪末被马汉概括为系统的制海权（Sea Power）理论，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就已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当波斯帝国对希腊诸城邦国家尚未形成威胁时，希腊人崇尚斯巴达武士和由他们组成的步兵方阵，奉行“陆权主义”传统。莱德岛海战（The Sea battle of Lade ）和马拉松会战后，雅典人在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机动面前，感到防不胜防。他们毅然抛弃传统，创建了雅典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强大海军。公元前４８０年，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The Sea 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波斯舰队。当时情形：爱琴海北半部沿岸地区呈已成为波斯军的后方，希腊海军可以在呈大圆弧型的海岸线上任意一点登陆，切断包括赫勒庞斯特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内的后方交通。波斯陆军虽已占领雅典，但因海军失败不得不全面撤退。已经集结在萨拉米斯岛上,正打算前往西西里岛另建国家的雅典人回到雅典城，重建他们的城邦国家。
萨拉米斯海战不仅如德国海军史学者Ｈ·帕姆塞尔(Helmut·Pemsel)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４的海战，也是历史上最早显示海权胜于陆权的经典战例。这次海战的另一个历史启示是：在国家的强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从陆权走向海权的现象。希腊人可谓世界史中第一个范例，后来的罗马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近现代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可看成“希腊剧”的翻版。
考察内陆农耕型社会，生存和发展依赖土地耕作，极强的土地意识（表现在对陆地生存空间的维护和扩张）派生出军事上的陆权主义传统，以及规模庞大的陆军和步兵兵种。中国和近代的俄罗斯、普鲁士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中国，为有效应付长期的水患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被迫采取严格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并以儒家、法家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来论证这种社会管理的合理性，以强化指令性管理。由于自由贸易和市场原则本质上构成对指令性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商业经济只是农业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补充部分，至于商业精神则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无立椎之地。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拥有１８０００公里的海岸线，却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现的那样，国家完全和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因此以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基础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很难在中国社会萌发出来。
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显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史的范围，而没有把郑氏集团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讨。无需回避，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制约。近年来，一些新锐学者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明、清东南沿海商人群体的崛起，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视野似有新拓展迹象。２本文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着手，通过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对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进行考察，试图说明郑氏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传统水师的性质区别，以及这一海上军事力量同西方意义上的制海权的关系；并试图指出这一军事现像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为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并对传统的“江南丝织业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
一、
水上武装力量在西方谓之海军，在古代中国则称为水师。两种不同的称谓背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西方文明基本上围绕地中海沿岸发生，海上商业贸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它可远溯到迈锡尼时代，那时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就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区。３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贸易时，海上航线便成为自己生命线，当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控制海上航线便成了双方胜败存亡的关键。这种情形对军事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海军的诞生和海权意识的早熟，从而成为古代地中海文明在军事领域的象征。千百年来，地中海孕育了海军的原始细胞——海盗和武装商船，孕育了波斯腓尼基舰队、希腊雅典舰队、迦太基舰队、罗马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培育出现代西方海军马汉（Alfred·Thayer·Mahan）的制海权理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在本质上属于商业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海军既是这一文明的产儿，同时也是这一文明拓张的利剑。
军事学有海权和陆权之分。海权的重要性，以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虽然在１９世纪末被马汉概括为系统的制海权（Sea Power）理论，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就已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当波斯帝国对希腊诸城邦国家尚未形成威胁时，希腊人崇尚斯巴达武士和由他们组成的步兵方阵，奉行“陆权主义”传统。莱德岛海战（The Sea battle of Lade ）和马拉松会战后，雅典人在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机动面前，感到防不胜防。他们毅然抛弃传统，创建了雅典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强大海军。公元前４８０年，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The Sea 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波斯舰队。当时情形：爱琴海北半部沿岸地区呈已成为波斯军的后方，希腊海军可以在呈大圆弧型的海岸线上任意一点登陆，切断包括赫勒庞斯特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内的后方交通。波斯陆军虽已占领雅典，但因海军失败不得不全面撤退。已经集结在萨拉米斯岛上,正打算前往西西里岛另建国家的雅典人回到雅典城，重建他们的城邦国家。
萨拉米斯海战不仅如德国海军史学者Ｈ·帕姆塞尔(Helmut·Pemsel)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４的海战，也是历史上最早显示海权胜于陆权的经典战例。这次海战的另一个历史启示是：在国家的强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从陆权走向海权的现象。希腊人可谓世界史中第一个范例，后来的罗马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近现代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可看成“希腊剧”的翻版。
考察内陆农耕型社会，生存和发展依赖土地耕作，极强的土地意识（表现在对陆地生存空间的维护和扩张）派生出军事上的陆权主义传统，以及规模庞大的陆军和步兵兵种。中国和近代的俄罗斯、普鲁士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中国，为有效应付长期的水患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被迫采取严格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并以儒家、法家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来论证这种社会管理的合理性，以强化指令性管理。由于自由贸易和市场原则本质上构成对指令性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商业经济只是农业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补充部分，至于商业精神则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无立椎之地。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拥有１８０００公里的海岸线，却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现的那样，国家完全和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因此以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基础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很难在中国社会萌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