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经济学的关键词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0-01
阿尔弗莱德。马歇尔在《经济原理》开篇中说，影响人类行为的 因素极其繁多，但是只有两种力量是最持久和最普遍发生作用的。其 一是宗教的力量。其二，是经济的力量。他是经济学可数的几个父亲 之一，我念书的时候总想读他的原著却总也没有时间好好读。现代“ 工业生产式”教育体系的悖论之一是学生匆匆忙忙读最晚近的文献， 揣摩老师要考的题目，拿到找工作必须的文凭，到头来对其所学茫然 .香港是个忙碌着挣钱的地方。香港大学是为香港政府和商界生产文 凭的地方。我常常对教室里学生身上突然发出的传呼机或手提电话的 尖叫感到茫然，先是觉得有些伤心，觉得费好大的心力备课不那么值 得。然而这是香港，在港大就读的大学生通常已经可以凭兼职挣到七 八千港币一个月了，硕士研究生在大学里兼职可挣一万五千以上，而 我的研究项目里有个博士生，按照学校规定我必须付给他两万一千元 港币一个月的薪酬。即使这样也很难找到合格的研究助理。学生们喜 欢穿和玩儿，挣得的钱大都花在这上面。港大的学生常以“走堂”（就 是缺课）为荣。学得特别好的“走堂”，学得不好的，为了“追女”也 要显摆一下自学的能力，走走堂，生活内容太丰富，每个人都有太多 的选择，把时间搭在听课上就很昂贵了。经济力量真的是最经常起作 用的力量。
“成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就谈不上成本。这个道理让经济学家找了至少一百年才找到，这还不算哲学家们在寻找“绝对价值”和“永恒”上面所花的时间。李嘉图被最聪明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好象从月亮上下来的人”，有着极不寻常的思维。尽管如此，他的“劳动价值理论”表明他仍然没有找到我们今天普通经济学课本上讲的关于成本的“庸俗”的道理。对永远不变的价值准则的追究毕竟是最具诱惑的一件事，就好象数学家至今还会被“无限”这个概念迷惑得废寝忘食一样。难怪黑格尔说，世界上若有“无限”的话，也只有“恶无限”。相对论以后，事情终于变得好一点，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价值”就因此而死了。找到目前这个“成本”概念并且作了最系统解释的，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其实并不是经济学家，他们自称是“学者”（scholar），是著名的“维也纳小组”里的学者，恩斯特。马赫、米塞斯、石里克、庞巴沃克、维特根斯坦、哈耶克等等。后三个人甚至还是亲戚。奥地利学派发动了经济学里的所谓“边际革命”，这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一场革命，我想我拿它引出这篇文章的主题，读者不会觉得乏味吧？！
古典经济学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寻找“财富”的来源。最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威廉。配第，他说：“劳动是财富的父亲，而土地是它的母亲”。他的公式没有提供价值的衡量标准。生产一蒲式耳小麦耗费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还有土地的地力，土地折合成劳动力是多少呢？问这个问题相当于问一个苹果加一个梨等于什么一样，得不到解答。李嘉图认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结论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其实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连定义也还不十分清楚。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名噪一时的亨利。乔治写了《政治经济科学》，才明确定义了诸如“财富”、“价值”这类名词的经济学涵义。但那是在奥地利学派的边际革命稍后，而且是为了反对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而写的一本书。“价值”的严格定义要等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法国数学家被他的法国导师推荐给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做“一般均衡”理论研究时才得到解决。这三个人先后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亨利。乔治明确但仍不严格的理论体系中，什么是“财富”？财富就是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价值”？一个事物，只要它可以减少人在获取同等幸福时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它就有了价值。这个人能够节约的努力程度就是这件事物的价值。例如某甲允诺某乙在明天做某事，乙于是可以节省自己做该事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甲对乙的承诺是有价值的也就是一种财富。当然，在一个言而无信的社会里，承诺的意义和价值就成了大问题，这也就是我在“金融热”（《读书》一九九五年四月）里讨论过的问题。但是甲对乙的承诺在完全不相干的某丙看来有没有价值呢？由于丙不能靠甲的这个承诺减少任何他明天为自己获取与今天同等的幸福的努力，这个承诺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没有价值。这是主观价值论的开始。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个主观价值论一定是荒谬的。我们怎能否认月亮在我们闭上眼睛的一瞬间就不存在了呢？同样地，我们怎能否认世界上存在着不以我们主观感受为转移的客观价值呢？我得承认，在贝克莱主教的“月亮”和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思想联系，那就是休谟的怀疑论。这个问题我在《主义与科学》（《读书》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和《传统与乌托邦-永远的徘徊》（《读书》一九九五年三月）里提到过，是理性的哲学基础问题，在这儿就没法多说了。主观价值论大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例如余秋雨写的“天一阁”主人范钦的儿子，面临两个选择，一个继承天一阁全部藏书，一个是继承万两白银。大儿子的选择是天一阁藏书，选择的代价是一万两白银，所谓“机会成本”，放弃的“机会”所值。如果他的选择是万两白银，则选择的机会成本或成本就是天一阁全部藏书的价值。同样的道理，一个中学毕业生如果面临两个选择：上大学，或就业，那么他上大学的成本就是他上学期间所放弃的工作收入的全部所值。类似地，自杀的成本是继续生命所值的全部；活得太痛苦就会想到自杀。可供选择的机会越多，选择一个特定机会的成本就越高，因为所放弃的机会，其所值随着机会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港大的文凭随着香港的大学数目增加而贬值，同时，学生的时间随着香港劳工的日益短缺而增值。结果课堂里文静的气氛开始染上手提电话和传呼机的商业紧张。经济学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么个成本概念。乔姆斯基是语言学家或哲学家（或人们加给他的其他什么家），但不是经济学家。据说他有一次“挤兑”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全部的内容可以在两星期内掌握。我猜他指的是“机会成本”的概念。说实在的，一门可以在两个星期内掌握的科学，一定是简练到优美地步的学问，其基本定律一定如此有效以致根本用不到更多的假设和辅助定理，就足以解释整个世界了。如果我是赫赫有名的萨缪尔逊，我绝不会为此去和乔姆斯基辩论。因为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向经济学看齐，把理论提炼到可以在两星期内让一个清道夫掌握。这正是现代数学的“教父”，大卫。希尔伯特对数学的要求。
主观价值论的一个更深层的看法是，没有选择就谈不上有价值，没有选择余地的“机会”就不应当叫做机会，也谈不上机会成本。“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因此“身世”是没有价值和成本的。社会常以一个人的“身世”来判断其价值，那是因为伴随着他的身世，也许有一笔财富可供支配，而可供支配的财富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可以选择放弃这笔财富。如果一个孩子知道他“不得不”享受某种幸福，他不会感到“幸福”。身在福中不知福，那是因为他身不由己。绝望的人不会知道理想和美梦的价值。我曾经感叹北大荒我身边的那些“二劳改”的吃苦精神，却不曾意识到，对他们那没有选择的生活而言，“痛苦”是没有意义的。而我之所以感到了生活的困苦，是因为我还有选择的余地，我至少可以逃回北京。“不自由，毋宁死”。盛洪在他自己书的自序里提到经济学的人文精神，提到经济学不仅是学问，而且是做人的方式，对此我是有充分理由给以支持的。在主观价值论者看来，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当我们提到劳动的价值时，必须指明是谁的劳动，对谁而言的价值，以及价值判断的主体有什么样的选择。如果读者留意，可以发现我在《经济学的关键词》（《读书》一九九五年五月）里谈到分工可以节约劳动时间时，刻意避免使用马克思的“抽象人类劳动时间”。我只使用了具体劳动时间的概念。
“成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就谈不上成本。这个道理让经济学家找了至少一百年才找到，这还不算哲学家们在寻找“绝对价值”和“永恒”上面所花的时间。李嘉图被最聪明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好象从月亮上下来的人”，有着极不寻常的思维。尽管如此，他的“劳动价值理论”表明他仍然没有找到我们今天普通经济学课本上讲的关于成本的“庸俗”的道理。对永远不变的价值准则的追究毕竟是最具诱惑的一件事，就好象数学家至今还会被“无限”这个概念迷惑得废寝忘食一样。难怪黑格尔说，世界上若有“无限”的话，也只有“恶无限”。相对论以后，事情终于变得好一点，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价值”就因此而死了。找到目前这个“成本”概念并且作了最系统解释的，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其实并不是经济学家，他们自称是“学者”（scholar），是著名的“维也纳小组”里的学者，恩斯特。马赫、米塞斯、石里克、庞巴沃克、维特根斯坦、哈耶克等等。后三个人甚至还是亲戚。奥地利学派发动了经济学里的所谓“边际革命”，这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一场革命，我想我拿它引出这篇文章的主题，读者不会觉得乏味吧？！
古典经济学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寻找“财富”的来源。最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威廉。配第，他说：“劳动是财富的父亲，而土地是它的母亲”。他的公式没有提供价值的衡量标准。生产一蒲式耳小麦耗费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还有土地的地力，土地折合成劳动力是多少呢？问这个问题相当于问一个苹果加一个梨等于什么一样，得不到解答。李嘉图认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结论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其实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连定义也还不十分清楚。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名噪一时的亨利。乔治写了《政治经济科学》，才明确定义了诸如“财富”、“价值”这类名词的经济学涵义。但那是在奥地利学派的边际革命稍后，而且是为了反对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而写的一本书。“价值”的严格定义要等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法国数学家被他的法国导师推荐给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做“一般均衡”理论研究时才得到解决。这三个人先后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亨利。乔治明确但仍不严格的理论体系中，什么是“财富”？财富就是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价值”？一个事物，只要它可以减少人在获取同等幸福时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它就有了价值。这个人能够节约的努力程度就是这件事物的价值。例如某甲允诺某乙在明天做某事，乙于是可以节省自己做该事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甲对乙的承诺是有价值的也就是一种财富。当然，在一个言而无信的社会里，承诺的意义和价值就成了大问题，这也就是我在“金融热”（《读书》一九九五年四月）里讨论过的问题。但是甲对乙的承诺在完全不相干的某丙看来有没有价值呢？由于丙不能靠甲的这个承诺减少任何他明天为自己获取与今天同等的幸福的努力，这个承诺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没有价值。这是主观价值论的开始。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个主观价值论一定是荒谬的。我们怎能否认月亮在我们闭上眼睛的一瞬间就不存在了呢？同样地，我们怎能否认世界上存在着不以我们主观感受为转移的客观价值呢？我得承认，在贝克莱主教的“月亮”和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思想联系，那就是休谟的怀疑论。这个问题我在《主义与科学》（《读书》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和《传统与乌托邦-永远的徘徊》（《读书》一九九五年三月）里提到过，是理性的哲学基础问题，在这儿就没法多说了。主观价值论大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例如余秋雨写的“天一阁”主人范钦的儿子，面临两个选择，一个继承天一阁全部藏书，一个是继承万两白银。大儿子的选择是天一阁藏书，选择的代价是一万两白银，所谓“机会成本”，放弃的“机会”所值。如果他的选择是万两白银，则选择的机会成本或成本就是天一阁全部藏书的价值。同样的道理，一个中学毕业生如果面临两个选择：上大学，或就业，那么他上大学的成本就是他上学期间所放弃的工作收入的全部所值。类似地，自杀的成本是继续生命所值的全部；活得太痛苦就会想到自杀。可供选择的机会越多，选择一个特定机会的成本就越高，因为所放弃的机会，其所值随着机会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港大的文凭随着香港的大学数目增加而贬值，同时，学生的时间随着香港劳工的日益短缺而增值。结果课堂里文静的气氛开始染上手提电话和传呼机的商业紧张。经济学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么个成本概念。乔姆斯基是语言学家或哲学家（或人们加给他的其他什么家），但不是经济学家。据说他有一次“挤兑”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全部的内容可以在两星期内掌握。我猜他指的是“机会成本”的概念。说实在的，一门可以在两个星期内掌握的科学，一定是简练到优美地步的学问，其基本定律一定如此有效以致根本用不到更多的假设和辅助定理，就足以解释整个世界了。如果我是赫赫有名的萨缪尔逊，我绝不会为此去和乔姆斯基辩论。因为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向经济学看齐，把理论提炼到可以在两星期内让一个清道夫掌握。这正是现代数学的“教父”，大卫。希尔伯特对数学的要求。
主观价值论的一个更深层的看法是，没有选择就谈不上有价值，没有选择余地的“机会”就不应当叫做机会，也谈不上机会成本。“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因此“身世”是没有价值和成本的。社会常以一个人的“身世”来判断其价值，那是因为伴随着他的身世，也许有一笔财富可供支配，而可供支配的财富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可以选择放弃这笔财富。如果一个孩子知道他“不得不”享受某种幸福，他不会感到“幸福”。身在福中不知福，那是因为他身不由己。绝望的人不会知道理想和美梦的价值。我曾经感叹北大荒我身边的那些“二劳改”的吃苦精神，却不曾意识到，对他们那没有选择的生活而言，“痛苦”是没有意义的。而我之所以感到了生活的困苦，是因为我还有选择的余地，我至少可以逃回北京。“不自由，毋宁死”。盛洪在他自己书的自序里提到经济学的人文精神，提到经济学不仅是学问，而且是做人的方式，对此我是有充分理由给以支持的。在主观价值论者看来，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当我们提到劳动的价值时，必须指明是谁的劳动，对谁而言的价值，以及价值判断的主体有什么样的选择。如果读者留意，可以发现我在《经济学的关键词》（《读书》一九九五年五月）里谈到分工可以节约劳动时间时，刻意避免使用马克思的“抽象人类劳动时间”。我只使用了具体劳动时间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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