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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外债史论要

作者:宓汝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23



中國近代外債史事表明,它不只是涉及國際信貸的一項經濟事務;而是廣泛深入牽及當年我國外交、政治以至軍事等政務,和資本主義強國秩A戰略及遠東國際關係。我們的工作既在再現這樁史事,首先就該緣借款來由、成債經過的來龍去脈,先细作梳理,然后作綜合的全面的研究,以利於對這一史事能有較全面深入的認識。

中國近代外債畢竟是構成同时期財政經濟問題的一個局部,屬於經濟史這一學科領域。在據經濟史這一學科的特點來研究的前提下,似宜再作雙向開展:一、側重從歷史學的角度來求索;二、側重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就個人興趣說,偏向於後者,只是學殖疏湥罡姓莆諡殡y。

中國近代對外借款議成債務的達幾百件;還有雖有過議論、磋商以及虽經談成立有文書,由于種種原因終未構成債務的,估計至少也有上百起。我總想:這些事項雖然未終成債務關係,卻也是對外借款史事中曾經有過的事情。研究中国近代外债這個課題,自然該以已成債的事項為主、為重,但也不宜完全無视雖未成事實但有過的活動。取此為輔,與為主的相配,既較全面,也许更能有助于揭出歷史現實的底蘊。

一筆借款在貸方之所以能夠出貸,自然緣於它有此實力,即擁有的資本有了餘裕以至『過剩』;結合中國債史,卻不盡然。俄國情况已述如上。與之類似,日本經過甲午年發動的對華侵略戰爭一躍成為『帝國主義的候補國』,其整體國力經濟實力與先進資國主義國家比較還差得很遠;还經常應國內需要之急,向它國借款。它在同一时间内一方向其它國家借款,另一方面爭向中國貸款。雖然,它不是像俄國那樣直接轉貸,鑒於這些史例,說明有了『過剩』资本乃有輸出資本的急迫需要,這是真理,但不能竟成『先驗』似的用此作說明,重要的在於結合實際作具體分析;能這樣,對貸者之爭借款利益的時機和目的有可能獲得更切實的認識。

外資通過借貸關係而流入勢必對其國內經濟政治生活產生作用和影響。所以能起這種效應的資金,只限於真實流入的部分。中國近代的借款、債務 量,並不等同於真實流入這麼多的資金。很明顯,債務化的庚子賠款哪 有一分一毫資金的輸入,只能有如此一筆資金加上相应的利息從國內的流出;為償甲午戰 争的對日賠款,轉向英俄等四國借了三筆大債;借款一提到轉手就在倫敦 交給日本了,除了極少的尾數外,都從未流進國內過。此外中國近代所議成的數百筆借款中,存在着並無現貨流入的空頭借款。這些借 款有借新債還舊債的(其中包括借成新債交割時強被扣除部分償還舊 欠),有把積欠的利息轉成一筆新債的;還有以匯兌上的差額補成一筆,如1905成立的《鎊虧借款》英金l00万磅……所有這些,說到底在借方都 是金貨的純輸出。它在外債總額中,佔了相當大的比重。在 论述外資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應該予以釐清這個出入。輸入有影響,输出同有影響,但是這兩種是截然不同的影響。恕我冒昧,就我聞見所及,某些論述外資的論著,在這一層上頗多疏忽。

借款的價值評價問題。在近代中國,一有外債對之就有評論;有出自國人的,也有出自外籍人士的。這裏單記國人的數例如下。

中國最初始有外債下久,福建巡撫丁日昌對於外債多以關稅作清償財源,頗有憂慮,認為將來必多麻煩。清政府與舉着債的同時,也另有一些考慮:『借用洋債』,非籌歲入『正道』,國家經費有常,豈堪驟增此意外鉅款,『洋事最宜界限分明,否則,將來必有轇轕不清之日,爾時噬脐無及,為患胡可勝言。』清王朝臨被推翻時與四國銀團做成《湖廣鐵路借款》一筆;革命黨人犀利抨擊,這在幹顛倒政治方針,阻礙人民企業的壞事。⒀。北洋軍閥當權執政時,滥借外債,有人揭露並無正當用途,但求借得鉅款各飽私囊,斥之為『忍心賣國』。⒁國民政府首次借成鉅款——中美棉麥借款,頓激起強烈反響,或給以絕好評價:行看復興農村暨關於建設事項,皆可次第實施,其為福利豈有涯矣。也有惡評的,接受美國轉嫁危機的過剩產品,使中國經營不足的民族工業更趨凋敞。……時人評时政有其優越處,也存在難以避免的缺陷。俱往矣!這些都足以增補今人的認識。

50年前的史事客觀存在不變,塵埃既經落定,今人對其更有條件也更應該務實地客觀地作番科學的評價了。鑒於評價的不同總緣於準則的相異,人各有自定的標準,勢必作出不同的評價。我也琢磨過,想到一些很不成熟。竊以為有那麼幾條,似可考慮。一、國家利益。世上任何國家的政府沒有一個不是為其國家的最高利益行事的,借貸行為也是這樣。中國近代的借款之所以能成,在貸方必然是認定了於已有利才同意出貸;我們要注 意這點,更要注意對我為何?是利是害,是無礙或無害;必須堅持的是通过对國家權益、民族榮譽以至社會經濟生活不致遭到損害,以最低限度无礙無害作為準則之一。二、主觀意願和客觀實際相結合。借款是供公利用的,利用的實際結果,可以是意願和實際相符,也可能不符或背離,注意這個結合並以客觀實際效果為重。三、利害辯;利或害有摸得着看得見的,也有不是這樣卻可以確實感覺到它的存在;還有長期、短期之分;所有這些都宜結合着考慮;衡情的酌理地作出判断。总之,無論是對一筆借款還是對借款總體作出價值評判,總宜先有一個準則。

最後,自己時感困惑的问题很多,且只略举一些。

就自己見知,綜合同行列出的筆數總量,比我上文所寫的要多出百餘件。為甚麼,原因在於我剔除了不少。例如动用债务化的庚款之出自『退還』的,我認為這不应列作外債。庚款既經『退還』,其所有權即屬中國,某一機關借此款對它來說是一種借款,但其性質決不再是外債了。過去自己也把它列作外債,這是錯誤的,待有機會讓我改正這個錯誤。同理,同行有把它仍作為外債的,我是斷然剔除了。還有商務與借務是截然兩回事。中國企事業舉借的或為其舉借之由材料債項構成的,其中既有轉變為借款的,也有並未轉變其屬性,仍是商務中按约定交款日期未到的部分价款,尚未蜕化成为欠款:有些企事業單位或某些地方當局借的外債,若未經政府事先批准或事後承認,按當年外債政策,是不能算作国債的;一家企事業即使國營的,政企分離,它借的債它負責;地方當局借的情况也近似。偶見一些論著中,間有把美國『租借法案』為記數而寫的款額作為借款;我認為否。這是二战时期间前未之有特殊的軍事經濟關係的一種,而绝不屬於貸借範圍之內;又如《美國財政協定》、又作『1942年5億美元信貸』,《英國財政援助協定》或作『1944年500萬磅信貸』,之對構成正常借貸關係例有的利率計算、本息償付、條件擔保等要素,都無明確規定,有待事後商議而事后并未商议的『信貸』;能稱之就是中國的借款、債務嗎?無寧說略近“租借法案”衍變而成的,性質也與之類似。所有這些都值得商榷,審實後再予确定;不過在我是認為該排除于外债行列。

最後是關於計量單位这個技術性的問題。對單項或少數幾項借款作分析或對某一時段的債務作分析,計量單位不成大問題;在兩個幣種間作折合,可以做到確確切切。但對整個近代,把所有借款作研究對象則是另一回事了。中國近代外債中,作為計量單位的,中外幣都有:就國幣說,有庫平銀、規元、銀元、法幣等等近十種;外幣也是,有英磅、美元、法郎、馬克……之別。所有各種貨幣的值在时近百年中既常變動;匯率更是這样。世界上迄未出現过國際貨幣,但似習慣成自然,一次大戰前以引用英鎊的較多,二次大戰起多據美元為准;兩次大戰之間則是英鎊、美元兼用。中國近代外債就以英鎊或美元為準來統計吧!為什麼要用它?特別是涉及到我們應該把外債史融入同时代的經濟史則尤為不妥。設以國幣為單位吗?我國這一年代的貨幣實在是太紊亂,難取一為準。假定一個虛擬的單位,例如:黃金作為計量單位,做得好可以算得很精確;否則,會似治絲益亂,弄成本來面貌全非,而且為大眾不熟悉,難获接受。以此,很困惑。在統計中有需要時,只得將就着這麼來試算:各個階段的債量若以外幣為準而又注明國幣量者,即以國幣為準,若無則據當時匯兌率合成國幣;抗戰發生後情况特殊,國幣幣值急劇貶低,有關外幣雖也貶值,畢竟相對說來幅度要遠遠少得多。當年有關當局編印的外債集中,定有匯率的『假設』價。即:既不同於官價,更不同於黑市價或作市場價。設若採用這個『假設』匯率,把同以美元為计量的債項折成國幣數,对在戰時形成的與在戰前的比較,必致相差懸殊,終致失真为权宜计,仍不以这个“假设”汇率而以戰前的比價來折合,這麼做妥嗎?也許這是屬於徒行『自擾』的行為;诚盼同行終能解我此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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