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安全环境对两岸关系与台湾安全的影响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05
前 言
长久以来，两岸关系一直受到国际和区域环境变动的影响。冷战时期的两岸关系发展受到美国围堵政策的战略利益与美中交往下经济考量的影响，不同时期的两岸互动关系相当程度反映出当时国际和区域环境的变化。冷战之后，亚太区域环境，尤其是亚太安全环境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对于两岸关系自然也产生重要影响。
作者认为冷战后亚太安全环境的结构性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四项：美国存在、美日安保、交往中国、与多边外交。这四项结构性因素如果以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则分别是霸权稳定、集体自卫、建设交往、与多边主义。四者之间当然有着密切的关连性，但是彼此之间存有部分互补关系，基本上仍然是受到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考量影响所呈现出的区域安全架构<1>。
亚太安全环境的稳定一直受到相当的挑战，主要来自部分国家的质疑与挑衅作为，因此也导引出相关政策的转变或补充。作者亦同时指出相对应于四项结构因素，现有亚太安全架构的四项另类发展，亦即海路对抗、挑战现状、威胁平衡、与特别外交，而前两项是区域国家的可能挑战，后两项则是美日等国的配套互补措施，因此可以归纳为「霸权稳定 vs. 海路对抗」、「集体自卫 vs. 挑战现状」、「建设交往 & 威胁平衡」、与「多边主义 & 特别外交」四种动态结构性因素。这四项挑战与转变，代表着亚太安全环境正在形成一项新的动态平衡，而两岸关系与台湾安全自然将受到重要影响。基于对亚太安全环境结构的观察，本文将检视亚太安全情势的结构因素与近期变化，并指出对于两岸关系互动与发展的可能影响。
壹、霸权稳定 vs. 海陆对抗
一、霸权稳定：美国军事存在
冷战结束之后的亚太安全环境，最为特殊的结构性特征，就是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单极主导地位。两极对抗的国际体系由于苏联的瓦解而终止，使得美国成为唯一的超强，单极主导国际秩序，其在军事、经济、政治、科技等层面均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因此，美国对于全球各区域的安全与军事议题，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霸权国角色，美国是否持续保持或强化其在各区域安全与军事承诺，就成为各区域在冷战之后能否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美国决定减少或撤出对某区域的军事承诺，则可能因此产生「权力真空」（power vacuum），使得区域内各国在安全困境的逻辑之下，将会进行军事竞赛，或甚至核武扩散，因而将可能导致危机会战争的出现。所幸，美国国内虽然有许多不同主张，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表现出基本战略设计的一致性，持续美
国军事的存在与安全承诺，是美国建构其在全球各区域安全与军事战略的主要基石。在亚太区域，在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的Joseph Nye就在一九九五年指出，美国未来二十年的亚太安全政策的基础，就是继续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以维护美国利益和亚太安全<2>。
就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言，霸权稳定理论指出透过霸权国在国际政治与秩序上的安排，确保与维系国际与区域安全与和平，因此超强的存在有助于建构与维持国际与区域安全。超强在军事、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主导性优势地位，一方面使得区域强权国家不愿直接向其挑战，另一方面透过超强主导的安全体系，整合其它国家采取与超强合作政策，并建构相关国际组织与国际规范，维持国际与区域和平与安全<3>。霸权稳定理论应用在国际安全的另一层面，是特别重视如何确保与维系稳定与和平的现状（status quo）。因为稳定与和平的现状，最符合既得利益的强权国家，特别是居于霸权地位的国家，稳定与和平的现状不仅代表霸权的威望，也代表着经济利益的持续，并可提高次级强权国家挑战权力结构的成本，毕竟霸权之所以有意愿去创建并维系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与体制，是因为自由经济体系与和平的世界秩序，符合霸权国本身的利益。
美国在冷战之后成为唯一超强的论点，并没有引起太多质疑。美国国防部国防情报局在一九九七年所做的「全球安全评议」（Global Security Assessment）中，开宗明义指出该项报告内容基于两项有效的基本假设：一是美国继续做为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霸权，二是美国仍继续在世界性的事务中伴演一个积极介入的角色<4>。因此，美国在冷战之后事实上并没有因为苏联威胁的解除而全面撤退其在全球的军事存在，相反地，美国反而在亚太、欧洲、与中东地区，增加其军事与安全的承诺。美国非但加深其与冷战时期盟友如日本、南韩与澳洲的军事同盟关系，加强和其它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关系，且与冷战时期的对手，如俄罗斯、中共与越南，扩大交往的范围与议题，以维护现状的稳定，同时强化其霸权的地位。
一九九七年以前，亚太安全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维持经济发展，但是东亚金融危机严重改变了区域经济、政治、安全情势，甚至心理认知。日本成为经济超强的期待已经不切实际，更凸显的是日本政治面对国际事务的长久问题，换言之，缺乏政治领导的意愿与能力。相对的，美国霸权稳定的角色与功能，则是更加显著与重要，无论从军事、科技、经济，到政治层面，美国扮演着区域安全守护者与平衡者的双重主角<5>。此外，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驻军，可以观察到两项事实：第一，相对于美国大量裁减驻扎欧洲的军力，但是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却未出现大幅裁减现象。第二，过去在冷战时期的重欧轻亚情况获得相当改善，九０年代中期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人员接近十万人次，大约同等于与其在欧洲的驻军数量。而且在美国的亚太地区十万驻军中，虽然大部份派驻在日本和南韩，分别是四万七千人及三万七千人<6>。
二、海陆对抗？
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观点认为单极多元之下，区域强权将会逐渐不服超强的安排，而起而挑战并可能形成三极或多极体系。在国际安全环境方面，认为中俄印三国将结合对抗美日欧的观点，并未得到任何掌声。北京与莫斯科虽然彼此结为战略伙伴关系，中共并且购买许多俄罗斯先进武器以提升解放军现代化，且和中亚各国签署领土协议。至于中印关系，虽然仍然有领土争议和中共支持巴基斯坦等问题，但是在印度核试成功之后，双方也在尝试改善关系，因此，也有研究指出担心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将会形成大陆战略联盟，对抗美国主导的海洋国家，但是，正如洛杉矶时报社论指出，这种忧心可能是稍嫌夸张一些<7>，因为中俄印三国之间的问题与冲突远大于彼此结合对抗美国的利益，三国轴心的论点实在太过于回到未来的单恋观点。
然而，亚太安全环境却似乎有类似大陆国家对抗海洋国家的倾向，美国的军事存在与安全承诺提供了亚太区域稳定，却也引起部分国家的质疑，主要当然主要是来自于北京的中长期挑战与平壤的眼前麻烦。中国是冷战后的亚太安全环境的主要隐忧，北韩目前正处于不稳定状态，两国不仅在政治制度、意识型态与社经发展上，和其它亚太海洋民主国家有着极大的差异，在安全战略上也同样表现出挑战现有美国霸权的言语和作为。加上日本逐渐发展较为自主且以北韩和中国为潜在威胁对象的安全政策，以及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与北京政府的冲突加剧，因此，Robert Ross最近为文指出东亚将走向两极体系（bipolar Asia），亦即以美国为主海洋国家与以中国为首的大陆国家相抗衡，虽然他是较为乐观的认为东亚在海陆两极体系之下，将处于较为和平的安全环境<8>。
北京政府对于美国的霸权主导一直存有戒虑，也指控美日安保新指南、TMD的发展与部署、甚至美国处理韩半岛（朝鲜半岛）问题方式等问题，是制造区域不稳定的祸源。在其一九九八年七月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明确指出，「霸权与权力政治仍然是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威胁，军事结盟的扩大与加强更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9>」因此，美国虽然不断强调交往中国政策，希望以建设性与全面性交往政策，影响北京政府采取较为温和理性的对外政策与态度，可是经过科索夫战争、美国B2 轰炸机击中北京驻贝尔格勒大使馆事件、Cox Report所指出中国窃取美国核武与飞弹信息事件、以及对台军售等问题，使得北京政府对于美国的霸权领导更表不满。
Ralph Cossa最近在一项日韩安全保障对话座谈中指出，以中共与北韩的长久战略和政经关系而言，北京政府应该对于平壤有相当影响力，然而近几年中共虽然在维持韩半岛现状和平上，与美国利益一致，但是却不愿进一步发挥其对于北韩的影响力<10>；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中共真正的战略意图，其实不愿见到韩半岛的统一，尤其不愿统一后的韩半岛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军方在与中共进行接触和对话之后，发现中共高阶官员，尤其是解放军将领，普遍认为美国的东亚战略政策是披着羊皮的狼，亦即是包着交往政策糖衣之内，实际是希望围堵防止中国的壮大与发展，这种极度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其实正提供挑战现状政策与作为的心理基础<11>。
长久以来，两岸关系一直受到国际和区域环境变动的影响。冷战时期的两岸关系发展受到美国围堵政策的战略利益与美中交往下经济考量的影响，不同时期的两岸互动关系相当程度反映出当时国际和区域环境的变化。冷战之后，亚太区域环境，尤其是亚太安全环境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对于两岸关系自然也产生重要影响。
作者认为冷战后亚太安全环境的结构性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四项：美国存在、美日安保、交往中国、与多边外交。这四项结构性因素如果以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则分别是霸权稳定、集体自卫、建设交往、与多边主义。四者之间当然有着密切的关连性，但是彼此之间存有部分互补关系，基本上仍然是受到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考量影响所呈现出的区域安全架构<1>。
亚太安全环境的稳定一直受到相当的挑战，主要来自部分国家的质疑与挑衅作为，因此也导引出相关政策的转变或补充。作者亦同时指出相对应于四项结构因素，现有亚太安全架构的四项另类发展，亦即海路对抗、挑战现状、威胁平衡、与特别外交，而前两项是区域国家的可能挑战，后两项则是美日等国的配套互补措施，因此可以归纳为「霸权稳定 vs. 海路对抗」、「集体自卫 vs. 挑战现状」、「建设交往 & 威胁平衡」、与「多边主义 & 特别外交」四种动态结构性因素。这四项挑战与转变，代表着亚太安全环境正在形成一项新的动态平衡，而两岸关系与台湾安全自然将受到重要影响。基于对亚太安全环境结构的观察，本文将检视亚太安全情势的结构因素与近期变化，并指出对于两岸关系互动与发展的可能影响。
壹、霸权稳定 vs. 海陆对抗
一、霸权稳定：美国军事存在
冷战结束之后的亚太安全环境，最为特殊的结构性特征，就是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单极主导地位。两极对抗的国际体系由于苏联的瓦解而终止，使得美国成为唯一的超强，单极主导国际秩序，其在军事、经济、政治、科技等层面均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因此，美国对于全球各区域的安全与军事议题，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霸权国角色，美国是否持续保持或强化其在各区域安全与军事承诺，就成为各区域在冷战之后能否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美国决定减少或撤出对某区域的军事承诺，则可能因此产生「权力真空」（power vacuum），使得区域内各国在安全困境的逻辑之下，将会进行军事竞赛，或甚至核武扩散，因而将可能导致危机会战争的出现。所幸，美国国内虽然有许多不同主张，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表现出基本战略设计的一致性，持续美
国军事的存在与安全承诺，是美国建构其在全球各区域安全与军事战略的主要基石。在亚太区域，在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的Joseph Nye就在一九九五年指出，美国未来二十年的亚太安全政策的基础，就是继续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以维护美国利益和亚太安全<2>。
就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言，霸权稳定理论指出透过霸权国在国际政治与秩序上的安排，确保与维系国际与区域安全与和平，因此超强的存在有助于建构与维持国际与区域安全。超强在军事、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主导性优势地位，一方面使得区域强权国家不愿直接向其挑战，另一方面透过超强主导的安全体系，整合其它国家采取与超强合作政策，并建构相关国际组织与国际规范，维持国际与区域和平与安全<3>。霸权稳定理论应用在国际安全的另一层面，是特别重视如何确保与维系稳定与和平的现状（status quo）。因为稳定与和平的现状，最符合既得利益的强权国家，特别是居于霸权地位的国家，稳定与和平的现状不仅代表霸权的威望，也代表着经济利益的持续，并可提高次级强权国家挑战权力结构的成本，毕竟霸权之所以有意愿去创建并维系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与体制，是因为自由经济体系与和平的世界秩序，符合霸权国本身的利益。
美国在冷战之后成为唯一超强的论点，并没有引起太多质疑。美国国防部国防情报局在一九九七年所做的「全球安全评议」（Global Security Assessment）中，开宗明义指出该项报告内容基于两项有效的基本假设：一是美国继续做为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霸权，二是美国仍继续在世界性的事务中伴演一个积极介入的角色<4>。因此，美国在冷战之后事实上并没有因为苏联威胁的解除而全面撤退其在全球的军事存在，相反地，美国反而在亚太、欧洲、与中东地区，增加其军事与安全的承诺。美国非但加深其与冷战时期盟友如日本、南韩与澳洲的军事同盟关系，加强和其它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关系，且与冷战时期的对手，如俄罗斯、中共与越南，扩大交往的范围与议题，以维护现状的稳定，同时强化其霸权的地位。
一九九七年以前，亚太安全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维持经济发展，但是东亚金融危机严重改变了区域经济、政治、安全情势，甚至心理认知。日本成为经济超强的期待已经不切实际，更凸显的是日本政治面对国际事务的长久问题，换言之，缺乏政治领导的意愿与能力。相对的，美国霸权稳定的角色与功能，则是更加显著与重要，无论从军事、科技、经济，到政治层面，美国扮演着区域安全守护者与平衡者的双重主角<5>。此外，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驻军，可以观察到两项事实：第一，相对于美国大量裁减驻扎欧洲的军力，但是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却未出现大幅裁减现象。第二，过去在冷战时期的重欧轻亚情况获得相当改善，九０年代中期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人员接近十万人次，大约同等于与其在欧洲的驻军数量。而且在美国的亚太地区十万驻军中，虽然大部份派驻在日本和南韩，分别是四万七千人及三万七千人<6>。
二、海陆对抗？
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观点认为单极多元之下，区域强权将会逐渐不服超强的安排，而起而挑战并可能形成三极或多极体系。在国际安全环境方面，认为中俄印三国将结合对抗美日欧的观点，并未得到任何掌声。北京与莫斯科虽然彼此结为战略伙伴关系，中共并且购买许多俄罗斯先进武器以提升解放军现代化，且和中亚各国签署领土协议。至于中印关系，虽然仍然有领土争议和中共支持巴基斯坦等问题，但是在印度核试成功之后，双方也在尝试改善关系，因此，也有研究指出担心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将会形成大陆战略联盟，对抗美国主导的海洋国家，但是，正如洛杉矶时报社论指出，这种忧心可能是稍嫌夸张一些<7>，因为中俄印三国之间的问题与冲突远大于彼此结合对抗美国的利益，三国轴心的论点实在太过于回到未来的单恋观点。
然而，亚太安全环境却似乎有类似大陆国家对抗海洋国家的倾向，美国的军事存在与安全承诺提供了亚太区域稳定，却也引起部分国家的质疑，主要当然主要是来自于北京的中长期挑战与平壤的眼前麻烦。中国是冷战后的亚太安全环境的主要隐忧，北韩目前正处于不稳定状态，两国不仅在政治制度、意识型态与社经发展上，和其它亚太海洋民主国家有着极大的差异，在安全战略上也同样表现出挑战现有美国霸权的言语和作为。加上日本逐渐发展较为自主且以北韩和中国为潜在威胁对象的安全政策，以及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与北京政府的冲突加剧，因此，Robert Ross最近为文指出东亚将走向两极体系（bipolar Asia），亦即以美国为主海洋国家与以中国为首的大陆国家相抗衡，虽然他是较为乐观的认为东亚在海陆两极体系之下，将处于较为和平的安全环境<8>。
北京政府对于美国的霸权主导一直存有戒虑，也指控美日安保新指南、TMD的发展与部署、甚至美国处理韩半岛（朝鲜半岛）问题方式等问题，是制造区域不稳定的祸源。在其一九九八年七月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明确指出，「霸权与权力政治仍然是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威胁，军事结盟的扩大与加强更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9>」因此，美国虽然不断强调交往中国政策，希望以建设性与全面性交往政策，影响北京政府采取较为温和理性的对外政策与态度，可是经过科索夫战争、美国B2 轰炸机击中北京驻贝尔格勒大使馆事件、Cox Report所指出中国窃取美国核武与飞弹信息事件、以及对台军售等问题，使得北京政府对于美国的霸权领导更表不满。
Ralph Cossa最近在一项日韩安全保障对话座谈中指出，以中共与北韩的长久战略和政经关系而言，北京政府应该对于平壤有相当影响力，然而近几年中共虽然在维持韩半岛现状和平上，与美国利益一致，但是却不愿进一步发挥其对于北韩的影响力<10>；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中共真正的战略意图，其实不愿见到韩半岛的统一，尤其不愿统一后的韩半岛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军方在与中共进行接触和对话之后，发现中共高阶官员，尤其是解放军将领，普遍认为美国的东亚战略政策是披着羊皮的狼，亦即是包着交往政策糖衣之内，实际是希望围堵防止中国的壮大与发展，这种极度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其实正提供挑战现状政策与作为的心理基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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