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对话”的逻辑结构及策略重整
“两岸对话”在我国不仅是个政治概念，而且是包含两岸因同根同源所带来的亲缘关系、民族观念认同、经济贸易往来、文化学术交流等因素在内的宽泛概念。它既是经济、政治问题，又是文化问题，甚至还是一个国际问题。简言之，所谓“两岸对话”是自1949年以来，针对两岸分裂的现实，海内外各界人士为促成两岸关系缓和，围绕中国统一大业所进行的各种交流与磋商活动。两岸对话的进行，必然要依据一定的媒介，那么，两岸对话的媒介是由哪些因素构成?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弄清这些理论问题，对于我们今后更加有效地开展两岸对话，尽快促成两岸统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针对当今两岸对话的现状，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多维结构，把两岸对话的媒介分成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三个层次以及八个主要因素来描述，并具体剖析各个媒介因素的地位、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
一、两岸对话的“三层次八因素”逻辑结构剖析
(一)作为两岸对话因素中最稳定成分——核心层：同种血缘的固定性与民族心理共振
两岸的血缘关系渊源于两岸的地缘关系。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表明，远在两亿多年前，台湾就因造山运动的作用，由海底褶曲隆起而成为一个海岛。后来，台湾一直在不停地变化，有时成为海岛，像现在的情形一样，和大陆分开；有时却是与大陆相联着，即台湾海峡的水全部退出去，海峡露出水面。地质学家们通过科学的推断证明，约在一百万年前，台湾和大陆的确是相连的。这就是说，台湾、澎湖与大陆曾经连成一片，台湾本来就是大陆的一部分。甚至有科学家预测，到地球上的第五次冰期来临，极地冰原扩大，海水量减少时，台湾和大陆就又会联系在一起。[1]正是由于两岸地缘关系上的切近性，才使得两岸早期的人种迁移成为可能，并直接导大致两岸人种的近似性的结果，以至延续至今。
两岸对话诸因素中最稳定的成分，即两岸因同种同源所带来的同种血缘的固定性，及两岸由相同历史渊源所导致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倾向。血缘关系是通过基因遗传作用代代相传，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这一点可以从台湾的人口构成中看出来。据90年代的统计，台湾共有人口约2100万，汉族占98.3%，其中大陆籍有400万。[2]从血统上看，他们都是大陆汉族血统。连横著《台湾通史》曰：“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一语点出了台湾与大陆在血缘上的密切联系。据史书记载，在荷兰、西班牙窃据台湾之前，汉人已经在台湾从事渔业、土产品交易，相当活跃。据荷兰东印度总督的报告，当时台湾的汉族人为一万至一万一千人，到荷据末年已经达到二万五千壮丁。大陆汉族大规模地向台湾移民开始于明末清初。[3]
共同民族心理则是一个人出生后，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影响，逐渐形成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特有的向心力和心理共振，它往往在人的潜意识里发生作用。正如台湾亲民党领袖林洋港所说：“除了百分之二台湾原住民外，其他都是汉族，论起血缘、文化、语言、宗教信仰，都是一样同源同根。不同的只是来台时间的早晚而已。”[4]民族血缘联系和共同心理倾向两个因素处于两岸对话的内层，我们把它称为两岸对话的核心层因素。
(二)作为两岸对话因素中的既成事实——中间层：历史法定事实与传统文化联结
历史是一连串自古以来由于地理位置、人文环境而塑造出来的事实，历史是人类无法摆脱的过去，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得以延续的根基。正如南民所说：“台湾无论如何，终究是个必须和中国栓联在一起的问题。”[5]两岸对话的中间媒介则是由于历史已经形成的既成法定事实。依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230年，当时的吴王就亲自派卫温到达台湾，开始经营台湾事务。在元代还专门设立了澎湖巡检司，开始管理台湾。到了清朝，1685年设立台湾府，1885年正式设立台湾行省。可见台湾与大陆的联系随着历史的演进而越来越密切，其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尽管台湾被日本霸占50年，但1945年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中都曾明确规定台湾属于中国领土，这些法定事实在客观上把大陆和台岛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证实两岸有着共同的历史。按照台湾学者的说法，台湾的文明史总计300年，即南方荒岛之先史时代；颜(思齐)郑(成功)开拓时代；荷(荷兰)西(西班牙)窃据时代：[西班牙占领台湾16年(1626—1642年)，荷兰占领台湾38年(1624—1661年)]；明郑统治时代，历时22年(1661—1683年)；满清统治时代，凡212年(1683—1895年)；日本殖民地时代(1895—1945)；台湾光复时代57年(1945年至今)。[6]由台湾自1626年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台湾虽然曾经历多个异族的统治，但其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中国人在统治(占67%)，而荷兰、西班牙、日本的统治时间在台湾历史上所占的时间还是很短的(只占33%)，因为满清、明郑、台湾光复的时间里，尽管台湾被不同的民族统治，却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即中国人在治理台湾。
文化是与历史相伴相随的，历史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文化的积淀过程。两岸传统文化的通融之处更是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质，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宗法伦理观念，以道德与政治一元论为基础的德治主义，建立在“家国共构”基础上的家与国的观念，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与中和思想，法古思想和恒久意识，建立在家长制基础之上的大众政治文化等等，这“种种传统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前两岸的政治文化之中”，[7]并且这表现为两岸民众共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共同的文化审美对象等。这种文化的通融是两岸得以进行对话的重要媒介。历史事实和文化纽结是比较稳定的因素，在两岸对话诸因素中处于中间层。
(三)作为两岸对话的现实表象——外围层：经贸、政治、文化交流与探亲
作为两岸对话的外在表现形式，经贸、政治、文化交流与探亲活动是最为活跃也是最为普遍的因素。可以说，两岸对话的外在形式既是两岸对话的主要方式，又是两岸对话的主要目标。之所以要进行两岸对话，其目的正是为了实现两岸的经贸繁荣、政治和谐、文化交融和探亲自由；反过来，经贸、政治、文化、探亲等活动的深度发展又可有效地推动两岸交流深入开展。但是，经贸、政治和文化交流也是容易变化的因素，他们可能因某些情况的变化而中断，因而具有不稳定性。如两岸在敌对状态时，相互间的经贸往来就几乎中断。外围层诸因素还受着国际势力的制约，有时国际势力起推动两岸对话的作用，有时又起阻碍对话的作用，这也是致使外围层诸因素具有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决定政治”，两岸的经贸交流对发展两岸政治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统计，1978—1999年底，到大陆从事探亲、旅游、交流的台胞有1600万人次；两岸间接贸易额超过1600亿美元，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协议资金额以及实际到位金额分别超过了440亿美元和240亿美元。[8]另外，大陆一直是台湾获得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如1994到1996年的三年中，台湾分别从大陆获得118.4、116.86、113.8亿美元的巨额顺差。[9]
在两岸交流的上述三个层次中，核心层处于最稳定的地位，中间层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而外围层则处于相对不稳定的地位。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核心层、中间层因素越稳定，越能为两岸外围层交流创造良好的条件；反之，如果核心层、中间层因素趋于弱化，则势必会给外围层交流带来危机。另一方面外围层交流越发达越深入，就越能稳固核心层和中间层诸因素的地位；反之，外围层交流越欠缺越肤浅，时间一长，就势必会影响到核心层、中间层的稳定性。这就是两岸对话各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基本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