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正义与权利——评美国新自由主义
一、正义理论
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出版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基于两个不同但又相互支持的理由。首先，《正义论》的发表引起了一场关于正义问题的持续讨论，从而形成一大批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哲学文献。这批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与辉煌的启蒙时期相媲美，而且还将政治哲学推到西方哲学的前台，大有取代语言哲学成为哲学主流之势。其次，与传统的自由主义不同，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讨论的核心概念是平等，他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这意味着西方政治哲学主题从“自由”到“平等”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变换。
虽然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派别林立，但其主流一直是自由主义。由洛克、康德和约翰·密尔奠定的自由主义传统阐明了西方基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为目前通行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确立了基本框架。启蒙时代的主要政治哲学问题是自由。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由价值，特别是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另一方面是自由制度，即由“多数决定”原则支配的民主代议制度。约翰·密尔的《论自由》（1859）和《代议制政府》（1860）出版之后，从观念上来说，自由的价值问题和制度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剩下的只是去付诸实施。因此，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西方政治哲学死气沉沉，了无建树。
罗尔斯的《正义论》打破了政治哲学一个多世纪的沉寂，现在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是平等了。罗尔斯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正义总意味着平等。他提出了关于正义的一般观念：“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92页。）罗尔斯将平等分为两个层面：在政治层面，平等表现为平等的自由权利和民主政治；在经济层面，平等涉及到分配的正义。在他看来，政治层面的平等比较容易解决而且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所以，平等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领域中的分配正义。
尽管当代西方各国都建立了发达的民主社会，但普遍存在的经济不平等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产生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社会文化的，人们在出身、环境、教育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一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幸运”；一是自然的，人们生来就具有不同的天赋，而天赋较高的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一般认为，通过建立适当的社会制度，前者是可以消除的，而后者则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罗尔斯认为，对于一个正义的社会，两者都应该得到克服。克服不平等的正义原则是“差别原则”。按照罗尔斯的观点，所有的财富和收入都应该平等地分配，但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这样社会经济制度就必须按照“差别原则”来安排，即任何不平等的安排都必须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虽然“差别原则”的实际运用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最少受惠者”这种理论构思非常巧妙，为解决不平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参照点。
主题从“自由”到“平等”的变换需要相应的理论来支持。如果正义原则为建立解决不平等的社会基本制度提供了价值标准，那么这些“正义原则”从何而来？这就涉及到罗尔斯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另外一个主要贡献——新契约论。
古典自由主义与契约论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契约论以自然法为基础。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坚信自然法为个人道德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充分而明确的法则，理性将这些法则以普遍的形成昭示于所有人的心中。自然法理论完美地表达了理性的启蒙精神；政治哲学既不需要上求天启真理，也不必向下诉诸生活经验。但到了19世纪，持续两个世纪对理性的高扬变得类似于陈词滥调了，人们需要某些能打动人心的新鲜东西。新鲜东西是随着实证科学迅速发展而正在兴起的实证精神，实证精神将价值标准建立在经验之上，从而功利主义取代了自然法理论。罗尔斯既不赞成功利主义，也不愿意接受形而上学的自然法。在他看来，起源于形而上学的法则是武断的，起源于经验主义的规则是偶然的。罗尔斯试图在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之间发现一个适当的位置，这就是“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
“原初状态”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与传统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相类似。但它是一种理想的假设，一种“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15页。）罗尔斯为“原初状态” 规定了三重条件。第一，原初状态的人们处于“中等程度的匮乏”之中，（注： 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1页。）这是它的客观自然条件。自然条件太丰裕，生存非常容易，人们就不会产生合作的意愿；相反，自然条件太艰难，也会使合作归于失败。第二，原初状态的人们 “相互冷淡”，即每个人对他人的利益不感兴趣，（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2页。）这是它的主观心理条件。心理条件应该尽可能弱化，因为它太强就会产生利已主义和利他主义：强利已主义使人只追求个人私利，无法与他人达成互惠的契约；强利他主义会导致由“仁爱”支配的社会，从而使“正义”失去意义。第三，原初状态的人们位于“无知之幕”后面，即每个人对他本人和社会的特殊知识信息都一无所知，（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31页。）这是它的先验条件。“无知之幕”确保过滤掉所有经验事实，而在罗尔斯看来，正是这些偶然的、任意的经验事实有碍于人们达成公平的正义契约。在这三重条件的原初状态建立之后，罗尔斯论证，人们必然选择正义原则，达成契约。
罗尔斯的“新契约论”的精神实质是理性的选择。“原初状态”设立了一个假设但理想的环境，以至于人们在其间选择的任何原则都是正义的。契约论经久不衰的魅力就在于它包含了选择的观念。人们在任何政治秩序中都必须服从某些规则，当这些必须加以服从的规则是人们自然的选择的时候，对规则的服从就变成了“自律”。罗尔斯强调选择，但又不同于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选择是任意的，罗尔斯则认为选择基于人性，我们选择什么充分表现了“我们是什么和我们能成为什么的愿望”（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47 页。）。 存在主义的选择也没有标准，罗尔斯则主张选择应服从一个更高的原则——“人是目的”，而任何将人当作手段的东西都毫无价值。可以看出，“自律”和“人是目的”是罗尔斯政治哲学所遵循的两个原则，而这两者正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根支柱。
契约论的选择观念表达了一种自律理想：契约的道德性来自于当事人的意志行为。当我出于自愿选择达成契约的时候，我应该接受它的约束，无论它是什么。但是，问题在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是以正义原则为标准设计的。这样，虽然人们原则上能够选择他们想望的任何正义原则，但其处境的设计保证了人们只想望选择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也就是说，“原初状态”的整个设计（中等匮乏、相互冷淡和无知之幕）确保了“选择”的结果。从更深的层次看，正义理论的逻辑似乎是“原初状态”先于正义原则，人们在“原初状态”中选择了正义原则，但实质上完全相反，正义原则先于“原初状态”，即只有按照正义原则先在地设立了“原初状态”，人们才可能在这种状态中选择正义原则。契约论的全部力量出自于自律理想的选择，但罗尔斯的契约论不容有真正的选择。
二、权力理论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赢得了广泛的赞扬，也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反对者中最响亮的声音来自罗尔斯在哈佛大学的同事诺奇克。
诺奇克的权利理论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正相反对的。罗尔斯赋予“正义”以首要性，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不平等问题。诺奇克强调“权利”的首要性，坚持权利是不可侵犯的。罗尔斯认为不平等产生于人们在自然天赋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偶然的和任意的，从道德观点看是不应得的，所以应该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消除这些不平等。诺奇克承认不平等是一种不幸，但认为，第一，不平等是不可解决的，第二，不平等并不意味着不公正，第三，对不平等的纠正不能得到合理的证明。诺奇克与罗尔斯之争的关键是权利对平等。罗尔斯主张，正义总是意味着平等，不平等是应该而且能够加以克服的。诺奇克则认为，正义与平等无关，正义在于捍卫个人的权利，而“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注：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美国纽约基本丛书公司，1974年，第31页。）
罗尔斯与诺奇克的分歧存在于政治哲学的各个方面，但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关于经济上的财产和收入问题，罗尔斯关心东西如何分配，诺奇克强调东西从何而来，罗尔斯重视导致平等的结果，而诺奇克更注意产生权利的过程。这样，诺奇克就将罗尔斯的“分配的正义”变成了“持有的正义”。诺奇克的“持有的正义”表现为三个论点：第一，持有的最初获得，或对无主物的获取；第二，持有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转让；第三，对最初持有和转让中的不正义的矫正。由此形成了持有正义的“获取原则”、“转让原则”和“矫正原则”。如果一个人对其持有符合上述三个正义原则，那么他对其持有是有权利的。这样就形成了持有正义的一般纲领： “如果一个人对其持有是有权利的，那么他的持有就是正义的；如果每个人的持有都是正义的，那么持有的总体（分配）就是正义的。（注：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美国纽约基本丛书公司，1974年，第31页。）
在罗尔斯看来，解决不平等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税收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这意味着平等要求一种具有更多职能的国家。在诺奇克看来，任何再分配都代表着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最好的国家应是管事最少的国家。国家是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包括罗尔斯正义论在内的西方政治哲学的所有国家理论都建立在契约论之上，诺奇克则提出了非契约论的国家起源假说。这是诺奇克最新奇最重要的观点之一。
契约论和非契约论的出发点都是“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按照“自然法”行事，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如果有人侵犯了这些权利，受害者完全有权进行惩罚和索取赔偿。尽管这种自然状态可以像洛克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完善的自由状态，但所有的政治哲学都承认它有种种不便之处：由受害者个人来执行惩罚的权利容易产生各种问题，例如惩罚过度或者无力惩罚。正是在这里产生出建立国家的要求。从霍布斯到卢梭，从康德到罗尔斯，西方的自由主义者都坚信契约论，并通过契约论导出国家。
诺奇克认为“契约论”这种虚构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在理论上是不必要的。他另辟蹊径，采取了一种“看不见手的解释”，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来追溯国家的起源。诺奇克提出，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人可能自己保护自己，也可能吁请亲朋和他人相助。作为交换，他以后也会响应请求而帮助他们。这样就自发地形成了一些简单的“保护性社团”。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某些专业性保护机构便应运而生了，它们出售保护服务，为委托人索取赔偿和进行惩罚。在一个地区之内，可能存在着许多这样的专业保护机构，但由于竞争，最终一个地区会出现一个击败其他机构的“支配的保护性社团”，它承担此地区内全部保护服务。（注：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美国纽约基本丛书公司，1974年，第1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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