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幽灵：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19
杰姆逊这位从张扬后现代转到重释现代性问题的学者，强调将现代性的概念历史化、阶段化和叙事范畴化，不再从主体性角度看东西方走向，而是强调“历史境遇”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性。这一点其实是他的一贯主张，对此中国学者并不陌生。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早已被超越的现代性幽灵本身，不但没有被超越，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大举登场，杰姆逊重申在“主体消亡”萎缩的时代，对现代性的重新包装已经变得刻不容缓。这里面的立场位移非同小可，值得玩味。
那么，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大谈后现代幽灵，如今又大谈现代性幽灵，其内在学理何在呢？在杰姆逊看来，处于后现代后殖民时期的人们已经无法逃离“晚期资本主义的引力场”。他得为这个破碎的、日益多极、多元化的世界提供一种总体理论分析模式，一个历史把握的基本方法。这样，他就觉得自己倡导的“全球叙事”比自由主义叙事、市场的叙事或其它的政治叙事，更具有当代有效性。
但杰姆逊所谓的现代性叙事的分析模式可以说仍然是后现代性的，只是后现代性这个词太理论化，还不够普及而已。他区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时谈到了现代性是一种不完整的部分的完成，是反映了现代这一历史情景的一整套问题和答案，后现代性则可以说一种农业的工业化和无意识理论领域的殖民化和商业化。
在我看来，杰姆逊开始区分第三世界的前现代农业社会的彻底毁灭和第二世界的不充分现代性丧失了权力话语的状况。这位认同全球话语权力结构的学者，尽管曾经同情过第三世界，但还是终于将立场移到了西方中心主义上，认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无意识领域广泛传播他们的殖民话语意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无条件地被动接受。我怀疑的是：他所说的“后现代的成就”果真如此吗？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杰姆逊以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学术大师的嘲讽口气训导沪上学人，并在后现代这个充满差异性的时代中，拒绝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做出自己的自由选择，其的基本策略是，不同意区分信息革命、全球化自由市场意义上的现代性和令人厌恶的老现代性，只因为他认为这种区分毫无意义。
他在对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选择自己发展的道路做出的嘲讽，使我真正感到阐释中国或者发现东方不能靠任何“他者”。因为杰姆逊明确提出，仅仅用替换性的现代性方案或现代性不同道路的说法是不可取的，起码有一种标准化、霸权式的英美模式的现代性，还有一些“低贱者”的位置，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塑造一种不同的现代性。他讥讽地说，有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式的现代性、非洲式的现代性等等，还有希腊正教或东正教式的现代性、儒家现代性，那么现代性的数目就可以和汤因比所列的宗教一样多。因为在他的心中，全球的现代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现代性只有一种——欧美霸权式的现代性。这一说法委实令人惊讶！其实在我看来，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中心模式的差异是明显的，它也可能不同于日本、韩国、东南亚，或者中东、印度的现代性。杰姆逊认为这种多种多样的现代性都是毫无道理的，只能臣服于标准化、霸权主义的英美模式的现代性，这里隐含的文化霸权问题绝非可以轻轻放过的。
我再重新翻阅这位奔走于东西方的教授的著作时发现，其实他的观点一直是西方中心的——后现代状况是一种文化的根本断裂，过去所拥有的经验（前现代经验和现代经验）在当代业已失效，多国资本的新扩张最后完成了对前资本主义飞地的渗透和殖民化，人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非道德化的、令人压抑的、前所未有的新全球技术空间。文化艺术在错位中不断生产着文化话语。这种说法之所以中国学者视而不见，只是由于杰姆逊对中国文本的解读使本土学者误以为“文化白求恩”来到了中国。如今，我们可以在此清醒地听他的东方主义布道：“我们忽视了现代性的另一个根本意义，这就是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案：请注意，全世界范围里）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因为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在讲演结尾的这一垄断语式的说法，表明了杰姆逊的新世纪立场。
这一立场至少有三个维度值得质疑。其一，强调全球化问题，因为所谓“全世界范围里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可质疑，这一点已经与他早期对资本主义逻辑的批判和质疑南辕北辙；其二，资本主义在发展的高峰期时，有一种标准化的图式，即一体化、同质化，没有区分的模式，使得一切文化多样性成为不可能，这样对多元对话，对解构主义强调的文化差异性，对多元多种多层的可能加以全盘的否定，为这个世界成为整体化、单一化的西方世界张本。其三，在其全称判断中强调，未来世界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了。这是否意味着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逃离这个普遍的市场秩序的殖民化一元世界？这个世界的多元选择的历史走向真的就此结束了？现代性“幽灵”究竟成为了这个一元世界的“撒旦”还是“上帝”？而且我想追问的是：发现东方和阐释中国的主体究竟是谁？是老外是新老汉学家还是盲人瞎马的技术官僚？中国现代性是否是西方现代性的复制？中国新世纪是否只有被经济文化殖民才能放逐本土性融入全球性？
那么，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大谈后现代幽灵，如今又大谈现代性幽灵，其内在学理何在呢？在杰姆逊看来，处于后现代后殖民时期的人们已经无法逃离“晚期资本主义的引力场”。他得为这个破碎的、日益多极、多元化的世界提供一种总体理论分析模式，一个历史把握的基本方法。这样，他就觉得自己倡导的“全球叙事”比自由主义叙事、市场的叙事或其它的政治叙事，更具有当代有效性。
但杰姆逊所谓的现代性叙事的分析模式可以说仍然是后现代性的，只是后现代性这个词太理论化，还不够普及而已。他区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时谈到了现代性是一种不完整的部分的完成，是反映了现代这一历史情景的一整套问题和答案，后现代性则可以说一种农业的工业化和无意识理论领域的殖民化和商业化。
在我看来，杰姆逊开始区分第三世界的前现代农业社会的彻底毁灭和第二世界的不充分现代性丧失了权力话语的状况。这位认同全球话语权力结构的学者，尽管曾经同情过第三世界，但还是终于将立场移到了西方中心主义上，认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无意识领域广泛传播他们的殖民话语意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无条件地被动接受。我怀疑的是：他所说的“后现代的成就”果真如此吗？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杰姆逊以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学术大师的嘲讽口气训导沪上学人，并在后现代这个充满差异性的时代中，拒绝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做出自己的自由选择，其的基本策略是，不同意区分信息革命、全球化自由市场意义上的现代性和令人厌恶的老现代性，只因为他认为这种区分毫无意义。
他在对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选择自己发展的道路做出的嘲讽，使我真正感到阐释中国或者发现东方不能靠任何“他者”。因为杰姆逊明确提出，仅仅用替换性的现代性方案或现代性不同道路的说法是不可取的，起码有一种标准化、霸权式的英美模式的现代性，还有一些“低贱者”的位置，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塑造一种不同的现代性。他讥讽地说，有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式的现代性、非洲式的现代性等等，还有希腊正教或东正教式的现代性、儒家现代性，那么现代性的数目就可以和汤因比所列的宗教一样多。因为在他的心中，全球的现代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现代性只有一种——欧美霸权式的现代性。这一说法委实令人惊讶！其实在我看来，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中心模式的差异是明显的，它也可能不同于日本、韩国、东南亚，或者中东、印度的现代性。杰姆逊认为这种多种多样的现代性都是毫无道理的，只能臣服于标准化、霸权主义的英美模式的现代性，这里隐含的文化霸权问题绝非可以轻轻放过的。
我再重新翻阅这位奔走于东西方的教授的著作时发现，其实他的观点一直是西方中心的——后现代状况是一种文化的根本断裂，过去所拥有的经验（前现代经验和现代经验）在当代业已失效，多国资本的新扩张最后完成了对前资本主义飞地的渗透和殖民化，人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非道德化的、令人压抑的、前所未有的新全球技术空间。文化艺术在错位中不断生产着文化话语。这种说法之所以中国学者视而不见，只是由于杰姆逊对中国文本的解读使本土学者误以为“文化白求恩”来到了中国。如今，我们可以在此清醒地听他的东方主义布道：“我们忽视了现代性的另一个根本意义，这就是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案：请注意，全世界范围里）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因为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在讲演结尾的这一垄断语式的说法，表明了杰姆逊的新世纪立场。
这一立场至少有三个维度值得质疑。其一，强调全球化问题，因为所谓“全世界范围里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可质疑，这一点已经与他早期对资本主义逻辑的批判和质疑南辕北辙；其二，资本主义在发展的高峰期时，有一种标准化的图式，即一体化、同质化，没有区分的模式，使得一切文化多样性成为不可能，这样对多元对话，对解构主义强调的文化差异性，对多元多种多层的可能加以全盘的否定，为这个世界成为整体化、单一化的西方世界张本。其三，在其全称判断中强调，未来世界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了。这是否意味着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逃离这个普遍的市场秩序的殖民化一元世界？这个世界的多元选择的历史走向真的就此结束了？现代性“幽灵”究竟成为了这个一元世界的“撒旦”还是“上帝”？而且我想追问的是：发现东方和阐释中国的主体究竟是谁？是老外是新老汉学家还是盲人瞎马的技术官僚？中国现代性是否是西方现代性的复制？中国新世纪是否只有被经济文化殖民才能放逐本土性融入全球性？
- 上一篇：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
- 下一篇：文化生产力与文化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