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必然论”与“历史选择论”的冲突与整合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2-04
三、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
记得一位学者在说明经济学在分析社会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时，把有研究价值的事件分为“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意即“非常规事件”）两类，他认为，在常规事件中，人们的行为大都表现出理性，所以具有较高的可预见性，在解释这些事件上，经济学显得得心应手；但是历史学家注意的大都是非常规的“历史事件”，在这样的事件中，人们的行为大都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经济学在解释这些事件上往往就显得无能为力。
这位学者对“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的划分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历史事件”中，“非理性”因素也许并不象这位学者设想的那样普遍，经济学看来，在分析人的行为时借助于“非理性”，往往是研究者无能的表现。严格说来，历史事件的真正特殊性不在于人们的行为由“理性”转变为“非理性”，而在于影响人们决策的外部环境变化太快，间隔一小段时间甚至只有几个小时，人们能够收集到的信息就会发生很大变化，结果有人很快得到了新信息，决策的“约束条件”增加，他们就根据新“约束条件”作出决策并采取行动；而另一些人却没有获得新信息，仍然根据原来的约束条件决策并采取行动，于是二者就会出现反差很大的举动（行为）。
快速变化的信息在时间维度上流动的速度不同，使历史转折关头表现出许多偶然性。在“历史事件”的研究中，人们很难把握信息传播的时间维度，因而无法用约束条件的变化解释历史过程参加者的行为，于是就把一些不易解释的行为归咎于“非理性”。当然，在历史急剧转折关头，某些人或者某一“社会群体”短时期内作出“非理性”选择也是可能的，因为突发事件往往直接影响人的情绪，而情绪就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并且还具有很强的感染性，当许多人被某种共同的情绪所感染时，群体行为就会大大偏离于“理性选择”。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的许多狂热举动，就与当时特定的情绪感染有关。但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毕竟很少。阐明历史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过多地求助于“非理性”。
四、“历史合力论”和政治决策的影响
晚年的恩格斯认识到过去对历史过程的表述（历史必然论）过于绝对化，于是提出了一种“历史合力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人都参加了历史的创造，历史是所有人共同作用的过程，是许多作用力合成的结果。现在看来，这一观点是颇具说服力的。它不仅能够解释普通百姓的决策何以很难影响历史，而且还可以解释政治人物的决策何以都对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人的利益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所以其决策也相互冲突，于是一部分人的活动往往被另一部分人的活动所抵消（相互抵消）。
普通百姓的决策之所以很难对历史产生什么影响，正是由于他的活动被相反的活动所抵消。当方向相反的力量相差很大，因而不能相互抵消时，未被抵消的力量就会持久地推动社会向着合力的方向或快或慢运行。由于历史运行的总的方向和动力是无数力量相互拖拉决定的，单个力量对其产生的作用就往往微不足道，于是在历史哲学家看来，它就具有完全的必然性。政治人物的决策和活动却有很大不同，往往并没有一个“相反”的决策和活动能够将其抵消，例如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就不能被任何相反的决策所抵消，于是这些决策和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就表现得非常突出。当然，政治人物的决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仔细分析这些决策，可以发现它们也都是政治人物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探明特定的约束条件，是阐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关键。不过，个人的约束条件往往与许多偶然情况有关，史实撰写者历来十分重视偶然性因素对政治人物决策的影响，在其著述中给予十分突出的位置；但是理论工作者（历史哲学家）对偶然性因素至今还缺乏系统研究（甚至还未受到重视），在探讨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时总愿意用历史必然论予以解释，结果往往出现教条化、公式化倾向。例如，许多人在论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没有看到毛泽东个人思想的一贯脉络这一历史的“偶然因素”，只从历史宏观环境说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然性，似乎没有毛泽东，中国也会发生这一运动一样。这一结论当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五、“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一致性
在对历史的看法上，经济学家与史实撰写者大体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历史由人的“选择”所决定；而社会学家却往往与历史哲学家的意见一致，他们都是“历史必然论”者。著名学者杜森贝里（j.duesenberry)曾经用一句巧妙的警句指明了选择论和必然论的关系，他说，“全部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如何进行选择；而全部社会学研究的是，人为什么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但是“选择论”和“必然论”并不象初看起来那样对立。就每个个人来说，他在重大关头“如何选择”无疑对其命运有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命运。把这一原理扩展到社会历史，也可以认为历史是由人们的“选择”决定的。但是选择都受制于客观环境条件。如果客观环境条件所决定的“选项”简单、明确，某一选项在使人们获得效用最大化的结果上具有显著突出的优势，事前和事后都感到这一选择是唯一可行的，这一选择就具有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历史选择论”和“历史必然论”就趋于统一。在“历史选择论”看来，近代初期千千万万的西欧人致力于发展商品市场，必须由他们面临的特定环境条件予以解释，而在环境条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自然地理条件。根据诺思的研究，西欧小范围内环境差异大导致基本产品差异大，各地存在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降水丰富而且均匀，河流密布，一年四季都适合通航，水路运费低廉，不同地区有差异的产品能够实现交换。产品交换的盈利吸引人们致力于发展商品市场。对于西欧人来说，随着人口的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人们选择发展商品市场具有必然性。从“历史选择论”的观点看来，千千万万中国农民“选择”小农经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的气候条件使得粮食作物可以依靠天然降水，所以单家独户完全可以生产和生活，于是很早就形成了小农结构。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维持小农经济，也可以用特定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予以解释。中国环境差异小，在文明本部从东到西约1500公里范围内，气候条件相同导致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但南北方向没有通航河流，只能通过陆路运送产品。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致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产品根本无法承受，所以交换无利可图。在古代中国的客观环境条件下，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要，所以社会就一直维持小农经济状态。中国历史上不乏个人特点相差很大的帝王，不管他们作出了怎样的决策（选择），能够给具体的历史事件带来多么重大影响，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却几千年不变。说到底，小农结构完全取决于千千万万普通农民在特定自然地理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而与政治家的“个人选择”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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