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对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5-18
「内容提要」2006年2月出版的《亚太经济杂志》刊登了日本学者奥岛真一郎与内村铃木的文章《经济改革对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文章对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并着重对影响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自1995年以来，教育日渐显著地成为加剧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机会不均等将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发展的问题。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日益凸显
中国近来高速的经济发展引起了世界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出现的是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增大，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基尼系数标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98年达到了0.403，并呈继续增长的趋势。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困扰着中国人民，并被中国政府视为一个严重问题。
改革优先考虑宏观经济的增长，尽管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收入分配和机会的均等。这一观点在邓小平的先富理论中阐述得很清楚，他说：“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一区分出致富先后次序的理论按帕累托标准来看是合理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低收入人群也同样会从经济的发展中受益。然而，同一国家内收入差距过大会加重低收入人群（他们占国家人口中的大多数）心理上的失衡，甚至可能引发政治上的不稳定。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
二、中国的相关策略演变及本文的方法与依据
中国的城市问题已经变得日益显著。政府已经开始实施一系列影响城市的政策，如城市化政策、户籍制度改革以及鼓励农村人口进城务工。这些政策旨在解决农村问题，但其结果也许只会将问题转移给城市，导致城市农民工人数的急剧增加。这也将进一步加剧一直以来随着经济改革进程而不断发展的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严重性。
为推进经济改革进程，中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就实施了重大的工资与用工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使影响城市职工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结构的变化。换句话说，职工的自身特点，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已经因改革而发生了变化。
这些情况的出现要求研究者重点从城市职工自身的特点出发，对收入不平等的结构进行分析，以深入考察当前中国的各种不平等问题。然而，对中国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村不平等问题以及区域性不平等问题。
本文在分析中采用中国1988年和1995年的微观数据。这些数据建立在大量的家庭调查基础之上，这些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1989年和1996年进行的。尽管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相当重要，但由于数据的局限，这一研究的进展一直受到限制，对收入分配进行详细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出于对这种情况的回应，此项调查的目的是提供涵盖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可靠数据。这些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提取的大量样本（大约包括6.5万户农村家庭，3.5万户城市家庭）。
由于此项研究旨在分析城市职工的个体特征与收入不平等的直接联系，因此本研究以城市个体职工为分析单位，包括自主就业者，但不包括退休人员和学生。此项研究中的所有变量也是以个人为标准单位，包括各种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以及职业。数据来自中国10个省份的城市，代表着不同区域及大小的城市。代表北部地区的省份为辽宁和陕西，代表东部沿海地区的省份为江苏和广东，内陆地区则以安徽、河南以及湖北为代表，西部为甘肃和云南，北京则是直辖市的代表。
数据中的城市样本数量1988年为17459个，1995年为9227个，1988年调查中的问题与1995年的并不完全一致，但1995年的调查涵盖了1988年的绝大多数问题。我们所提供的1988年和1995年的数据既具备一致性，又具备可比性。
三、各省之间以及省内收入不平等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根据1988年和1995年6城市变化的洛伦兹曲线（曲线越高，不平等程度越高），1988年的曲线完全处于1995年的曲线之下。因此，1988年的收入分配要比1995年的平等得多（即1988年的分配优于1995年的分配）。
1988年，除了广东，各省之间的相对收入水平没有巨大差距。然而，各省份间的差距在1995年显著扩大。广东省的相对收入在1988年就已经很高，1995年又进一步增加。但是，大部分在1988年相对收入水平就低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的省份在1995年的地位进一步削弱。这就意味着，从1988年到1995年，那些相对收入在1988年就很高的省份的城市其收入要比全国平均城市收入增长得快。而且，绝大多数在1988年相对收入就低的省份在这段时期内发展有所停滞。这不仅意味着省份间的收入差距加大了，它还意味着各省份之间的贫富格局已经固定下来。
1988年的省内与省份间的收入分配要比1995年更平等。先富理论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理论的贯彻实施为中国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加速了省内与省份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更明显的是，一些省份不仅率先致富，而且其在经济方面的优势地位也已逐渐固定下来。这一时期的转变不仅显示了各省份在致富次序方面的先后差异性，还预示着各省之间经济等级地位的固定化。
四、城市收入不平等的结构特点分析
本文的这部分采用新回归解析法对1988年和1995年城市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结构进行分析。分析中所研究的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潜在因素分为两大类：职工的个体特征以及工作的性质。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政治面貌（是否是共产党员）。对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研究被用来考察人口或个人的具体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它们通常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政治面貌则被用来考察政治影响的重要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工作性质包含企业所有制、所在行业以及从事的职业这几个方面。所有制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
对行业的考察则为了探究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报酬差异。同样，研究职业是否对收入不平等有重大影响也在考察范围之内，因为它代表着某一工作的地位或职责。
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日益凸显
中国近来高速的经济发展引起了世界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出现的是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增大，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基尼系数标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98年达到了0.403，并呈继续增长的趋势。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困扰着中国人民，并被中国政府视为一个严重问题。
改革优先考虑宏观经济的增长，尽管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收入分配和机会的均等。这一观点在邓小平的先富理论中阐述得很清楚，他说：“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一区分出致富先后次序的理论按帕累托标准来看是合理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低收入人群也同样会从经济的发展中受益。然而，同一国家内收入差距过大会加重低收入人群（他们占国家人口中的大多数）心理上的失衡，甚至可能引发政治上的不稳定。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
二、中国的相关策略演变及本文的方法与依据
中国的城市问题已经变得日益显著。政府已经开始实施一系列影响城市的政策，如城市化政策、户籍制度改革以及鼓励农村人口进城务工。这些政策旨在解决农村问题，但其结果也许只会将问题转移给城市，导致城市农民工人数的急剧增加。这也将进一步加剧一直以来随着经济改革进程而不断发展的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严重性。
为推进经济改革进程，中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就实施了重大的工资与用工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使影响城市职工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结构的变化。换句话说，职工的自身特点，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已经因改革而发生了变化。
这些情况的出现要求研究者重点从城市职工自身的特点出发，对收入不平等的结构进行分析，以深入考察当前中国的各种不平等问题。然而，对中国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村不平等问题以及区域性不平等问题。
本文在分析中采用中国1988年和1995年的微观数据。这些数据建立在大量的家庭调查基础之上，这些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1989年和1996年进行的。尽管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相当重要，但由于数据的局限，这一研究的进展一直受到限制，对收入分配进行详细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出于对这种情况的回应，此项调查的目的是提供涵盖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可靠数据。这些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提取的大量样本（大约包括6.5万户农村家庭，3.5万户城市家庭）。
由于此项研究旨在分析城市职工的个体特征与收入不平等的直接联系，因此本研究以城市个体职工为分析单位，包括自主就业者，但不包括退休人员和学生。此项研究中的所有变量也是以个人为标准单位，包括各种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以及职业。数据来自中国10个省份的城市，代表着不同区域及大小的城市。代表北部地区的省份为辽宁和陕西，代表东部沿海地区的省份为江苏和广东，内陆地区则以安徽、河南以及湖北为代表，西部为甘肃和云南，北京则是直辖市的代表。
数据中的城市样本数量1988年为17459个，1995年为9227个，1988年调查中的问题与1995年的并不完全一致，但1995年的调查涵盖了1988年的绝大多数问题。我们所提供的1988年和1995年的数据既具备一致性，又具备可比性。
三、各省之间以及省内收入不平等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根据1988年和1995年6城市变化的洛伦兹曲线（曲线越高，不平等程度越高），1988年的曲线完全处于1995年的曲线之下。因此，1988年的收入分配要比1995年的平等得多（即1988年的分配优于1995年的分配）。
1988年，除了广东，各省之间的相对收入水平没有巨大差距。然而，各省份间的差距在1995年显著扩大。广东省的相对收入在1988年就已经很高，1995年又进一步增加。但是，大部分在1988年相对收入水平就低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的省份在1995年的地位进一步削弱。这就意味着，从1988年到1995年，那些相对收入在1988年就很高的省份的城市其收入要比全国平均城市收入增长得快。而且，绝大多数在1988年相对收入就低的省份在这段时期内发展有所停滞。这不仅意味着省份间的收入差距加大了，它还意味着各省份之间的贫富格局已经固定下来。
1988年的省内与省份间的收入分配要比1995年更平等。先富理论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理论的贯彻实施为中国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加速了省内与省份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更明显的是，一些省份不仅率先致富，而且其在经济方面的优势地位也已逐渐固定下来。这一时期的转变不仅显示了各省份在致富次序方面的先后差异性，还预示着各省之间经济等级地位的固定化。
四、城市收入不平等的结构特点分析
本文的这部分采用新回归解析法对1988年和1995年城市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结构进行分析。分析中所研究的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潜在因素分为两大类：职工的个体特征以及工作的性质。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政治面貌（是否是共产党员）。对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研究被用来考察人口或个人的具体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它们通常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政治面貌则被用来考察政治影响的重要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工作性质包含企业所有制、所在行业以及从事的职业这几个方面。所有制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
对行业的考察则为了探究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报酬差异。同样，研究职业是否对收入不平等有重大影响也在考察范围之内，因为它代表着某一工作的地位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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