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3-21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 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 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 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 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 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 参见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by Prasenjit Duara,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 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 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 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 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 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 ，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 、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 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 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 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 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 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 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 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 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 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 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 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 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 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 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 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 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 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 ，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 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 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 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 ，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 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 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 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 ”，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 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 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 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 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 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 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 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 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 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 ，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 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 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 中建立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 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的深刻的了解，要 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 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意义的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 李自成研究热点的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的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 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的。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的。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 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 ，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 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的使命。他们将是现 代中国的国家理念的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 史的主体的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的主体。
三、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意义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 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 命的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 意识形态与“随意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它 “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 领域。”而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 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是 “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肩 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他是精英 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的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 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这样 ，才能具有反抗的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的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 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的目的是 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 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 年版，第68页。)葛兰西在最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的 哲学，也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 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大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 些要素的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 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这个 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 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的问题是“ 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观念变成大众化的“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 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的学术形式自身 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的，不仅是思想立场的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构 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的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的学 术；也可以以历史剧的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 形态的力量。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的大众观念或“常识”化的 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 或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 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 裂，将新史学的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 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的方式，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 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它在“教 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 “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 ｄāｎｇ@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 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 。”(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 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的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运动的动力结构。 五四时期以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的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 》、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熊佛西的《兰芝和仲卿》、 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白薇的《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的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 会与历史的“正统”。此间的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的 “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实践 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 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的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的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 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国民党对中共红色根据地 的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英雄。从与国民党争夺意 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国民党塑造曾国藩的意识形态典范形象的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 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 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陈白尘的《金 田村》与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 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 然有不尽相同的寓意，但题材的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张闻 天在延安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 一次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 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的热点。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意识形态竞争中构成一种协调互动的结构。史学与史剧对太平天国 题材的反复演绎，都在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将太平 天国当作中国革命的起点，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国共产 党革命的次序叙述中国革命历程。历史剧创作的题材选择也很快集中到这些史学“重点 ”上，夏衍写过《赛金花》《秋瑾传》，阳翰笙写出《草莽英雄》(关于四川保路会)， 同类作品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但建国后的历史剧题材主要集中在明君、忠臣、清官故事 上。意识形态主题变了，史学与史剧的题材也跟着变化。新史剧曾将新史学大众化，变 成实践斗争的力量。但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史学与史剧已不再是市民社会意义上 的意识形态了，而成为国家政治的工具。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 课题。现代文化策略将新史学与新史剧整合起来，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并发挥其政治实 践功能。抗战期间历史剧创作形成三大题材群，除太平天国史剧外，还有战国史剧与南 明史剧。战国史剧除郭沫若的剧作外，还有熊佛西的《卧薪尝胆》、顾毓秀的《西施》 、杨晦的《楚灵王》等，这些剧作共同的“团结御侮”主题，构成抗战意识形态的象征 。阿英研究南明史，创作南明史剧如《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明显借古喻 今。于伶的《大明英列传》、周贻白的《李香君》、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等，也是宣 传抗战意识形态之作。郭沫若以史学与史剧两种形式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具有典 型意义。许多具有国家民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充满动荡的20世纪中国社会中，都试 图将历史与戏剧整合到意识形态中，使人文知识转化为大众政治实践力量。我们不能因 为这种倾向曾经导致个人与社会的灾难就简单否定或回避它。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种将 史学与史剧整合起来的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如何。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认同所谓“有机的意识形态”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将新史学 与新史剧统一协调起来，史学创造这种意识形态的哲学层面，史剧则将其大众化，变成 所谓的“民间传说”，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 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关系，提供了理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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