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二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9-13
四、遏止雄性挑战者：左倾主义集权之法宝
狮子王国，是个母系社会，构成成员大群的母狮们担任出猎，哺育照料后代，掌控着全王国的大部分活动。而人类社会的“狮子型”王国，是个类母系制，它可不能由杀绝中下层男人来构造，只能靠强力压制住大多数男人，尽力往边缘地带驱赶，并且辅之以攻心术，使之心服臣服，不可造次。从前封建时代的王朝禁宫里，皇帝为了保证能独占地临御到三宫六妾七十二妃，又需要有仆人来照料自己和宫女，所以只能靠阉人来伺候。到了现代社会，雄性大王为了独享权力，取得垄断的利益，多多占有“性”资源，同样需要有一大批男人和女人来构建和维持金子塔型的权力结构，但又得时时提防自己的权势不被傍落，为此可不能去阉割男人的生理器官，只可进行精神上的“去势化”。其实这种程序很早就有了，中国自古有：“四毋”，“温、良、恭、俭、让”、“存天理、灭人欲”等等，进入了左倾时代，“去势化”不断强化：镇反、反右、四清、文字狱、学毛选、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斗私批修、“公安六条”、反自#由化、严打、军训、大合唱等等等等，于是在政府功能完备的大城市里，普遍盛行起国人关注的“阴盛阳衰”现象。
在《告别夹边沟》记叙中，“一位来自金台县的祁钥泉，他在反‘右’开始后才发的言。他天真地以为这与‘右派’的进攻根本搭不上界，因为他批评的是县委书记不该一下乡就糟蹋大姑娘。他确因此被定为‘右派’发配到夹边沟。后来他猛然发现，当时扣押他的公安局长也成了难友。原来这位局长因为收到了告县委书记糟蹋妇女的二十几封群众来信也有了‘罪’。加上不同意这位县委书记把亩产204斤虚报成600斤，他和县长、宣传部长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都送去劳教。”[1]——可见雄性落败者的悲惨下场，女性何曾可以比拟、企及！
文革初期，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是内容的核心，它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甚至扩展到适用于各级当权者。不仅适用对象一扩再扩，适用情节也一扩再扩，成为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无所不包的，能够有效镇压抗拒现实、持异见者的东西。[2]
“公安六条”上并无文字的性别偏向，但所打击的对象都是对于权力现状稍有不满的反抗者和挑战者，无疑地，这些反抗和挑战的豪情、斗志是需要由雄性激素来激励的。
“公安六条”于1979年终止执行，终止后司法实践就恢复了民#主、法制和正义了吗？回答当然是“狮子型”的本性依旧。自1983年8月以来，中国的公检法经常劈开法律规程办事，推行一波又一波的“严打”，除了必要的刑事犯罪打击外，其目标事项相当多地牵涉到男女之间“性”的叛逆正统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镇压当然集中瞄准着男性公民[3]，这里显含着丰富的“性政治”蕴涵。
“去势化”的推行，首先是在孩子接受教育的阶段，方式上是典型的压制训育。从幼儿园起就开始，那些通常被看作好学生，并且被树为典范的，往往是女性秉性的温柔驯服顺从听话的乖孩子、好孩子；而赋予高智异禀、个性独特的孩子，通常总是以男性的居多，但由于他们在行为方式上往往表现出某种偏离出常规来，特别是所谓“淘气”、“调皮”，好动、善问、独立思考、别出心裁、不随大流等等，统统被看成是有“自由化”倾向的负面缺陷，此类秉性和人格因“同性相斥”于雄性间，定受压抑，扼杀于摇篮里，最终在“狮子化”强势力场中被扭曲塑造成女性化的性格。
对此，异域文明的视野是如何观察的呢？有一次，陈香梅女士来北京访问时，去参观了一所由官方特意安排下极力标榜的“模范幼儿园”，深受美国文化熏陶的她不由惊讶悲哀起来，看呀！儿童们一个个双手反剪背后，齐刷刷地排成纵横行列，毕恭毕敬地端坐着，诚惶诚恐地聆听着教员的“布道”，对此情景，陈香梅感慨道：“残忍啊，不人道！”
当毕业了教化训育机构，生长成为成年人了，“去势化”如何再继续之？其途径之一是，残害男性公民的人格尊严。男人之所以成为有阳刚气质的男子汉，只能说，须于有尊严的境遇里养育而成。可是令国人悲哀的是：在中国，公民仅因男性的性别而被经常抽查身份证，甚至遭搜查[4]。
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不算经济帐，而政治挂帅则为纲要，“纲举目张”。于是多少年来，劳动报酬分配的绝对平均化成了一个行政的强制律令，贯彻于一切官营的体制内，于是男女“同酬不同工”以及“同工不同才”的现象普遍存在，并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譬如，某个官营服装厂的车间里，所有的男女职工都干着同样的缝纫活儿，拿着一样的工资，谁都难以出头冒尖。可是在秉性和潜质上，男人事业上的雄心壮志自然要大得多，但却在平均主义和高度集权的体制约束下受着更大更多的压抑，在平民层的男女自我价值实现竞争中，男性远比女性处于不利的局面。倘若该厂技术部门的“服装设计员”职位缺岗，需要提拔或培养有潜质的人才，则通常会被安排上较为平庸秉性的女性。因为，一则，天花板顶层的决策者（狮王也）大都是男性，在强大的异性磁场力作用下，相反性别者上岗天然地享有吸引力优势，当然也不排除有权色交易的可行性；二则，在集#权制政治的高压场中，人们的事业发展是在很大程度上以较量“办公室政治”手腕来实现的，尤以与上级打交道为重要，于是女性秉性的细腻，柔顺，听话，驯服，和稀泥，善解人意等等秉性，从而得以充分实现价值，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待提拔和培养者须是雄性激素淡薄些、挑战性微弱的，才可使“狮王”放得下心来。即使女性族中业务潜质实在太差而难以挑选到合适人选的，则至少也得去物识那些精神上“去势”的、阉割了雄性豪情的男性奴才，不然的话，就有悖于生物学的基本规律，犯了权力博弈的大忌。
可是当人们渐渐认同了“狮子型”模式后，便懂得了以“安定团结”为上上策，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雄性阉割情结，掩盖了男女平等所依据的公平合理性。
狮子型的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狮子部落。狮子部落中，雌狮子袖手旁观于雄性间的争斗，而在中国社会，女性族多数不是中立的，而是参与进集#权制的建构，争做“螺丝钉”，为着建设“狮子型”大厦而添砖加瓦，纷纷加入到压制低层男性公民的队伍中去。“狮子型”的构建就是使雄性之间拉开差距，为此得极力压制中低层雄性，使之在社会大众的中心层面上呈现出“阴盛阳衰”。为此目的，左倾主义的看家本领在于“均贫富”——分配结局的均等，以“平均”之名，引诱妇人来压制为实，使雄性之士进入布满妇人状的“无物之阵”（鲁迅语）之中生存。当然，中国式的“平等”并不妨碍等级化秩序的建构，突显“官本位”地位的权力和财富分配，而完全排除机会均等于千里之外。
挑战性本是男性事业追求的动力和激素，故而将雄性豪迈之士与平庸之徒捆绑于一体，名曰：“平等至上” 则既安稳又言顺。于是，生存于左倾色彩浓厚的社会中下层的男性，在与女性交往行事处世中，须时时“让”出几份利益和面子给予女性。通过“让”，女性单凭借性别之“优先”就可以收益获利颇丰。吴思君发现了“血酬定律”[5]贯穿于中国历史之中，其实到了现代社会里，“血酬”——卖命赌命的机会极少，而缓和型的变种“泪酬定律”则更广泛地起着作用：对于男人来说，卖命的恐惧是消除了，可是在“狮子化”的淫威下，生活在中国城市里的男人与受激化的女人相处，须付出屈辱（“泪”）的代价和遭遇却是增加了不少。其博弈的机理类似于下象棋，当一方高身价的“大车”在遭遇到对手用低身价的“卒”、“马”、“炮”等前来纠缠时候，因低价子是有“根”的，背后还有其他子力在押阵作保护支撑，所以“车”只得避让之，以免“同归于尽”与斯，但避让招数却不得不失“先”了一手，假如低价子还是频繁地纠缠上，而大车不断地避让，则持续地失先，最终导致整个局面落后被动。或如下陆战棋时，己方的“司令”遭遇到对手的“炸弹”来纠缠不休，或己方的“炸弹”遭遇到对手的“工兵”来骚扰不已那样，处境尴尬。人们不难见到，所以在左倾主义教化深重的中国大城市里，熟谙此道的女权主义者会有热情参与压制和调教男性，以便“买”到男人免除“泪”的“酬薪”。[6]
各位看官只需打开电视机，观看一番当今国人拍摄的各类电视片子，就可以看出端倪，各类的女性角色尽显过分张扬，甚而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有之，即使连古装戏中的女角也不例外，如春节晚会小品《耙耳朵》等之类的。凡是剧情中出现男女冲突的场景，总是呈现“女善vs.男恶”两分明，矛盾的结局总是明摆着以男方理亏吃瘪而收场，这似乎成了固定模式——传达给人们的真实意象就是，中国的女性族类混得不错，天花板顶层及不上，毕竟还稳居于社会的中游，面对比自己低层的众多男性笑傲有余，如此足矣满足了妇人的志向：五十步笑百步。——当然女性也非常乐意用妇式的混世来调教男人，为男人指明了狮子型社会里安稳“做人”的出路所在。
尽管电视片子几乎都由男人来导演的，但就影视业的垄断性质，导演们无例外地身居要职，身价千万，人脉千金，实际相当于次一级的“狮王”，作为得利者当然热衷于推销“狮子化”价值观。另一方面，作为挤身进演艺界并能出镜的女明星们，自然乐意“狮子型”中的“母系制”生存，因为艺术家的光环加上巨额财富的诱惑，使得她们纷纷愿意为“狮王”而献身[7]，当然也愿意为传播“狮子型”价值观而尽心效力。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上海的媒体大肆鼓吹起“妻管严”，其“优越性”不外是：有助于家庭幸福，增生爱情啊等等。可是最近，上海维情商务咨询公司的婚姻分析师舒心，在见证了一千多起上海女性的离婚案件后，发现，不少妻子都有“调教”丈夫的习惯，而往往就是这些“调教”，造成了夫妻双方的不和。舒心说，部分上海女性喜欢控制婚姻的主动权，按照自己的生活理念选择男人、改造男人，希望有朝一日，他出人头地，做太太的也跟着沾光；一旦这男人不服她的“调教”，女人就要“作”了。[8]在此须指出的是，调教成“出人头地”的是以女性化的顺从之路行之，而绝非是去挑战体制。上海的女人喜欢调教自己的男人，正是表明女（阴）性化的得宠而成功了。
1986年话剧《寻找男子汉》在上海公演引起了轰动。该剧中，女主人公舒欢有一段台词：“男人的懦弱，也许值得同情。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过几年又来的一次运动，把男人们都整怕了，整软了。从两性的比例来看，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总是男性多。周期性的政治疟疾，长久的压抑、扭曲，男人们的脊梁骨缺钙，棱角给磨平了，阳刚之气消失了。”她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是：解放以来的整人，都是有偏向性的，凡是越有才华、有思想、有见解、有骨气、有正义、有刚性之徒，越是被整肃。时时挑起的政治运动，动辄裹挟着无无数数浩浩荡荡的民粹大众，黑云压城，铺天盖地杀将而至，形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心理压力；这样一种使人生存于颤栗的政治环境中，只能造就奴才和庸才之性状。残酷的整肃过后，人们心有余悸，明哲保身，战战兢兢得真话藏身了，怎能期望在这些被修理、被改造、被扭曲、被“脱胎换骨”过的群体中出现铁骨铮铮的大丈夫、浩然正气的男子汉呢？所以，剧作者沙叶新感叹不已：“天下几人是男儿?”[9]
“去势化”大网当然紧而密，但还是有些“漏网之鱼”得以幸存，他们的雄性激素尚未根除干净，即便如此，到了今天他们能欣赏的也只是在怀念张志新，林昭，李久莲等一类女豪杰——狮子化的强力，将大众尽力塑造成为女性化的奴才、庸才后，国人连审察男子汉的眼光也丢失了，于是进入了社会怪圈之中，国人纷纷都以阴性化的生存：“适应环境”，如此稳定了“狮子型”的母系制特征，构成了集#权主义信息流的交流和正反馈。
当代中国一位著名作家曾经感叹道：文革时期，中国家庭里有大量的妻子以“革命”的名义出卖丈夫，使得丈夫受苦落难。比较一番俄国沙皇年代的国民，可是看出异质社会的情景差距：当大批男性知识分子遭受流放时候，就有不少贵族女子为了爱情和正义愿意舍弃自己爵位伴随丈夫、情人一同流放去西伯利亚的茫茫荒野，所以十二月党人的佳话代代流传，为而后推动俄罗斯社会的文明进步播种了精神的种子。
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1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
阴性特质（femininity）究竟是什么呢？见解多多，见仁见智。在我的理解中，她正是“狮子型”的母系制症状。之一曰：稳定压倒一切——认同既成的社会现实，适应环境、打成一片，倾向于保守。盖因女性偏重于从自身利益的生育立场出发，私利地将“家庭幸福策略”（社会生物学术语）作为人生观圭臬。所以导致人们的人生观和生存法则都以现实的功利主义为准绳，拒绝一切超越性的非分之念。
之二曰：平庸化。盖因女性从自身生存的稳定性、平凡性出发，价值观上偏向于：中庸调和，和稀泥，博弈对策上强烈要求平等的分配，当然也乐意去参与共同遏止住冒尖者、反叛者，惟恐被别人（男人）的超越。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女性族也正是在“狮子化”中凭借着父母官的强力支撑扶助，获得了大“解放”，如此，“干扰破坏着家庭中强者与弱者的正常分工”，使得男人“失去了他昔日的尊严”（郑也夫语）。正如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大老粗是那样的神气活现，使得知识劳动者黯然失色：“工人阶层拥有较其它阶层更强的法理权力和非法理权力，而这些权力除工人借助于所拥有的资源之外，多是通过政府政治权力的支持获得的。这种通过社会强势阶层的支持而增强的权力称为‘强助权力’”[11]。
之三曰：有奶便是娘、有权便是爹。争取“解放”的中国女性恰是需要有“强助权力”的支撑来抗衡男性的[12]，所以女权主义十分懂得与父母官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为此，喊“娘”喊“爹”不感羞耻，高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不觉肉麻。有了落败的雄狮作“幸福对照组”，进行正面横比，这才算让女性族获得一种“当家作主、扬眉吐气、高人一等的强烈幻觉。”（芦笛语）
“狮子化”人格的一个特征，就如狮子的性格，冷酷而无情，男性之间的成王败寇乃认定为天理。落败者重则魂归西天，轻则发落边缘。在“狮子型”的深严等级里，有志于“狮王”者，须有耐心于媳妇二十年煎熬成婆婆。初入门槛的务须于低层（基层）里起步，长期滚爬打拼，而后才有幸运者升上高层的男性，最终也会认同狮子型社会模式的既成事实和内在的“合理性”，所以难以养育成同情之心，当然，更遑论什么女性对于落败男性会有关怀之情了。
可是，有这么一位来自台湾的女作家蓝怀恩，正是出于异域文化的视境，抒发自基督教博爱主义的情怀，源于“心怀感恩”，十分同情和关怀生存于大陆、特别是上海低层的男士。她在上海组织了个“男士俱乐部”，出席俱乐部的活动人士中经常有些事业发达的精英男性，这些爬上社会阶梯高层的男性怎么去看待社会低层中的男性苦难呢？“可是精英男性对普通男人所受到的平均压力一无所知。”[13]经常与之接触的蓝怀恩表示。由于长期得不到精英男士——“狮王”主导的主流社会认同，蓝怀恩的“男士俱乐部”运作处境，“几年下来，实在有些兵疲马困”。[14]
五、“狮子化”的危害
A)社会创造力低下。
任何社会中创造力最为旺盛的主体，无疑是年轻的男子汉，但正由于男子汉的年轻，才刚踏进上社会阶梯的征途，事业才开始起步，所以必然按照东方式等级制的内在要求，排辈论资，按部就班，归类于“幼狮”，被压制在社会的最下层。年轻人的男人做事业务须先得进行一番“意志的磨练”，磨练的结果便是雄性激素的衰退——“去势”。为此，必须从头做起，先得从小人做起，从每件小事情做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惟有满足了东方式的嫉妒，取得了人们心理的微妙平衡，方可被上级和大众所接受为合格的人选，恰如同现今广为流行的学生军训制度一样。而这种“意志的磨练”须是以顺从、听话、磨掉雄性菱角为旨要的，而这样的人格素质培养恰是创造禀性的磨灭。
难怪，陈香梅参观完中式“模范”幼儿园后，返回美国，然后她写文章道：“在中国幼儿园，阿姨总是害怕孩子不做大家都做的事，不讲大家都说的话，要求孩子听话。而在美国，人人都鼓励孩子对事物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谈谈你是怎么想的，怎么评价一个事物的。”
由于创造性的天赋和事业发展是与男性的挑战、超越秉性紧密联系着的，故而将彼等秉性与庸常之情捆绑于一体，实现“中庸之道”。于是“中庸调适”这个门槛作为功名利禄之筛子，筛选社会各路成员的工作努力。成功者，得辛赖有妇人之长：合群，柔顺，圆滑，和稀泥，张公百忍，察言观色，循规蹈矩，随波逐流……，擅此类秉性者自然与创造性背道而驰，因为创造意味着出众、孤傲、怪癖、疯狂、独立、自由、出格、开拓等秉性的抒发，因为创造就是敢想、敢说、敢做、敢闯，去突破既有的条条框框，去开拓新的发展机遇，最终，也可以说创造活动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新的生存环境和政治体制以取代一切原有的不合理的、腐朽没落的，这最需要由雄性激素来激励心灵的动力了，而这对于狮子王座上的雄性来说，恰是最为忌讳的。为此，“存天理灭人欲”、“镶外必先按内”，遏止雄性挑战者为上上之策。
B) 男女婚配严重失调。
在“狮子化”的调配下，作为生存于社会中下层的年轻男性族普遍受抑，收缩了不少的活动“地盘”，此抑彼涨，从而为女性族提供了超额发展的机会，释放出了比常态社会多得多的活力和才干。郑也夫论述道：“一种强大的行政力量，通过扶助弱者压制强者，干扰破坏着家庭中强者与弱者的正常分工。甚至使得弱者误以为自己不弱，强者丧失了应有的自信心。”[15]在本土，巾帼中的佼佼者，可足以令众多平庸的须眉汗颜。据最近调查，我们社会里适婚年龄段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族的男女收入大抵接近，由此形成了（暂且不计入女性生育的自我成就价值）社会中间阶层男女较为平均的社会发展水平。
可是，已经如此“解放”了的中国适婚女性，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并不能洞晓：自身被如此“解放”了的，能够混迹于中产阶层的，并非全靠自身的努力拼搏而成就的，这里还参与着外在的“规定”因素：“性政治”。母狮者之成为“狮子化”的规定对象，乃出自于雄性之王的“自我设定非我”游戏（费希特术语），非我是自我创造出来的“他者”，是由自我来规定的，最终还是返回自身，再由“自我设定非我”来规定自我。在费希特的“知识学”中，自我按其本性是全部的活动，而非我的活动只是自我让渡给它的。自我让渡给非我多大程度，非我就在多大程度上活动，自我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变成受动的。自我受非我活动所规定，实际上还是间接地受自我活动所规定。譬如，在“自我设定非我”最有成效的上海，流行起“河东狮吼”的风尚，就是由狮王设定了母狮的权利来“狮吼”，最终当然还是实践了自我——效劳于自我的怒吼暴哮。也许，这里有着文化基因的因素，中国历史上有“反串表述”的传统，譬如有的男诗人喜欢以“怨妇”自叹。所以女权主义者自以为，在日常生活中有机会“狮吼”男人一番，总算“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刘慧英语）了，其实还是象孙大圣在如来佛手掌上翻跟斗一般。也正是此故，在中国，强奸罪的判罚是那么的严厉[16]，完全违背了“罪行相适应”这个现代国家刑法的原则，因为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仅对女性本身的侵犯，而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些男人的侵犯，即是通过伤害“他们的女人”，来达到破坏他们的性专利和荣誉的目的。正如米里特所认为的，“通奸处罚及对强奸的理解，早就超出了性的纯粹生理学、心理学意义，而十分清楚地表明性和性关系都具有典型的政治意味，毫无疑问是一种古老而特殊的社会控制、支配和侵犯的手段。”[17]特别是在一个对于“做人”的“面子”过分看重的国度里，强奸和处罚强奸的本身都是具有男人之间较量“狮子型”等级排位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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