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学视野中的中国能源安全问题
摘 要：能源是一个国家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能源安全不仅是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等多层面的国家战略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国际能源供求和能源地缘政治的国际战略问题。随着能源安全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能源安全战略作为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核心，已成为世界各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能源安全的严峻挑战，本文将从全球能源安全角度来分析我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强调我国能源安全问题的国际视野，就我国当前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就如何构建、实施我国能源安全战略提出相关对策。
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前言和绪论，分析了解决我国能源安全问题的现实意义，并对能源安全的相关概念进行了介绍。
第二部分，第一章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全球能源安全形势，通过经济全球化与能源安全全球化的特征对当前国际能源安全形势做了分析。
第三部分，第二章国际格局中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分别从我国经济，政治，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我国当前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
第四部分，第三章全球化态势下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思考。对我国实施能源安全战略的前提和理念进行了介绍，分析了我国当前能源安全战略的内涵。
第五部分，第四章我国贯彻能源安全战略的具体措施。就如何实施我国能源安全战略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能源安全 战略 挑战 对策
前 言
2005年5月30日，国发（2005）14号文件和国办发（2005）28号文件相继出台。 14号文件指出，成立国家能源领导小组，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能源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能源开发与节约、能源安全与应急、能源对外合作等前瞻性、综合性、战略性工作的领导。国家能源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能源开发与节约、能源安全与应急、能源对外合作等重大政策，向国务院提出建议。据了解，国家能源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任组长，国务院副总理黄菊、曾培炎任副组长。
国办发（2005）28号文件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明确提出，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国家能源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国家发改委是国务院负责能源工业管理的职能部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研究国家能源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2005年6月2日，国务院总理、国家能源领导小组组长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家能源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会议认为，必须把能源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会议并对近期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
2005年6月30日起，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访问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并与俄、哈两国分别签署能源合作的协议，俄罗斯今年向中国供应原油1000万吨，明年增加到1500万吨；中哈石油管道年底落成后，未来哈萨克每年向中国供油1000万吨。
至于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讨论能源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发表讲话，将节能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则更折射出中国能源紧缺危机下，中国高层的一些最新思路。
因此不难看出，能源安全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紧迫现实意义和重要战略意义。
绪 论
长期以来，人们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各种能源被广泛的利用，给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带来了巨大进步。像煤、石油、天然气以及水能等资源，人类已经利用多年，这类能源叫做常规能源。随着人类的日益深入认识自然，人类又开始利用像核能、太阳能、潮汐能、地热能等新能源。要对我国的能源安全战略进行研究，就必须对能源的构成进行分析。
（一）能源的构成
能源主要可以分为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所谓一次能源是指直接取自自然界没有经过加工转换的各种能量和资源，它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油页岩、核能、太阳能、水力、风力、波浪能、潮汐能、地热、生物质能和海洋温差能等等。
一次能源可以进一步分为再生能源和非再生能源两大类。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水力、风力、生物质能、波浪能、潮汐能、海洋温差能等等。它们在自然界可以循环再生。而非再生能源包括：的煤、原油、天然气、油页岩、核能等，它们是不能再生的，用掉一点，便少一点。
而由一次能源经过加工转换以后得到的能源产品，称为二次能源，例如：电力、蒸汽、煤气、汽油、柴油、重油、液化石油气、酒精、沼气、氢气和焦炭等等。
人类已经利用煤、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多年，但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还很不充分，有些能源也只是刚刚被认识和开发，所以，现在人类可利用的能源还只是以常规能源为主。但是，供人类利用的常规能源中的物质资源在地球上储量有限，总有用完之日，而像水能、风能等能提供能量的物质运动形式的能源，由于分布不均匀，而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有限，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耗，所以，长期下去会出现“能源危机”。
（二）能源安全
所谓能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以可以承受的代价获得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的足够的能源供应。这个定义包含了两个动态因素:一是“可以承受的代价”。为了获得能源供应，国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既包括经济方面的支出，也包括政治妥协和军事援助等，但只要一个国家认为“可以承受”，即视为安全。二是“发展所需”，指的是允许一个国家的能源需求量有增减，但只要能满足发展所需，即视为安全。 能源安全是一个国家可以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和经济地获取能源的能力。能源安全概念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能源供应的稳定性(经济安全性)，指满足国家生存与发展正常需求的能源供应保障的稳定程度，包括三个方面:保证供应，指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各类能源都能够保证供应；随机应变，指对于影响能源有效供应的各种突发事件，如战争、自然灾害等，能够有效防御，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利用，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能源安全不仅要保证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要满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即要保证能源供应的数量、质量的可持续利用。二是能源使用的安全性(生态环境安全性)，指能源的消费及利用不应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任何威胁，与环境充分和谐。
（三）影响能源安全的因素
第一，能源因素。能源因素是影响能源安全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自身的能源越丰富，对经济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其能源供应的安全系数就越高。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本国能源受外界不安全因素影响的可能性越小，就相对越安全。但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能源资源不足其能源安全问题就越严重。例如，日本经历了第一次能源危机的打击之后，通过建立庞大的战略石油储备系统和其他一系列风险防范机制，其能源供应的风险就得到了控制。不过，日本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一个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日本的资源相对贫乏的缘故。
第二，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能源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能源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政治关系恶化而直接影响能源进口国的能源安全。如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是阿拉伯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关系紧张所致；二是由于能源生产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影响其能源的供应能力从而间接影响能源进口国之间的安全，如第二次能源危机就是伊朗国内政治和宗教的因素造成的。
第三，运输因素。能源供应链的安全与控制资源、建立储备同等重要，供应链的安全是能源安全的前提和保障。供应链的安全同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能源运输线，谁对运输线的控制力强，谁的能源供应安全风险就相对小；二是国内的运输能力问题，国内的能源流动顺畅，其能源供应就相对安全。对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而言，第一种因素影响更大一些。
第四，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对能源安全的影响是一种间接因素。对能源进口国而言，最主要的影响就是经济能否支持进口能源所需要的外汇，经济因素还涉及价格变动问题。对进口国来说，主要是价格上涨对进口能力和进出口平衡的影响。在和平时期，价格的剧烈波动是能源安全的最主要问题之一。
第五，军事因素。军事因素对能源安全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对运输方面来说，拥有强大、反应快速的海上军事力量，能源海上运输线就会受到很好的保护。尤其是体现在对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等关键能源运输线的控制能力上。军事因素对能源安全的影响还表现在对主要能源生产地的军事干预能力上。海湾战争就是美国等西方列强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避免石油供应受制与伊拉克，从而有效的保障了美国及其盟国的能源安全。
第六，可持续发展因素及其他因素。能源安全重视资源的开发效率，强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源可持续利用的实质是要努力做到经济发展与能源利用的协调，最终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达到整体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还应该考虑技术进步和能源替代方面的影响。对中国而言，如果洁净能源技术有重大突破，中国的能源安全形势将有很大改观。
一、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全球能源安全形势
（一）经济全球化与能源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趋势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在能源领域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并在深层次上影响能源的全球配置。
第一，全球化特征扩展到能源领域。冷战结束后，生产跨国化、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全球化特征也扩展到能源领域，能源企业越来越国际化，加快了能源工业的全球化进程。能源安全影响的范围日益扩大，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都面临严峻的能源安全问题。许多跨国能源企业建立了遍及全球的生产与销售网络，形成了自己的能源帝国。跨国能源公司人员、机构及活动的国际交叉，形成了全球市场与经营网络，推动能源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此外，国际大能源公司纷纷投入巨资，建设电子商务网站，掀起电子商务热潮，也推动了能源业的全球化。同时，一些大的能源企业纷纷调整战略，进行了大规模的企业兼并、联合和重组，形成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巨型能源公司。
第二，国际资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能源领域转移。英国石油公司收购阿莫科公司开始，仅一年多的时间，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就形成了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阿莫科三大超级石油垄断集团和道达尔—埃尔夫这个稍小一点的垄断集团。埃克森和美孚两家石油公司合并后，其市场价值高达近3千亿美元。近年，阿莫科公司又以10亿元收购了中国石油国际配股20％的股份，开始进军中国石油市场。这种企业兼并说明，国际资本正在迅速向石油领域聚集和集中，其结果是导致国际石油垄断资本势力的加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石油垄断资本势力的加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斗争中的石油因素越来越明显。
第三，形成能源的全球化趋势。由于存在资源与消费的分离、资本与需求的分离、科技与开发的分离，世界能源市场是以资源开发的上下游分割以及投资的单向性为特征的。然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改变了世界能源市场的旧有特征，使世界能源市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能源输出国缺乏能源开发的资本和技术，能源的勘探、深加工等技术要求较高的领域都由发达国家的能源财团控制，而且能源输出国对本国能源的开发也强烈依赖西方财团的资本投入。第一、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以欧佩克为主体的能源输出国不仅掌握了对能源定价权，而且拥有巨额的石油美元，它们以此为基础，积极对外投资经营， 拓展下游市场。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资金雄厚国家是石油输出国中迈向海外的排头兵，其投资范围涵盖了欧美发达国家、亚太新兴工业国家以及中亚能源开发。
第四，全球经济增长影响能源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发展，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越来越发展，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经济增长在为能源所推动的同时，反过来又成为能源发展的条件或基础。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在产生能源需求的同时，又为满足这种需求提供了手段。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增长对能源发展的影响具体体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为能源发展提供市场。同其它商品生产一样，能源生产同样也受市场需求的制约。从历史上看，能源不论是总量增加，还是品种扩大或质量提高，都是在经济增长所引起的需求拉动下实现的。毫无疑问，若没有经济增长为其提供市场，能源是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水平的。 二是科技进步以及生产的发展为能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认识手段和物质手段。能源的开发是对自然物质的利用，这要求首先对自然物质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历史表明，对自然物质的认识程度直接关系到对其利用的程度。科技进步是建立对自然物质正确认识的基础，也是提高开发者、利用者素质和能力的前提条件。另外，能源资源被开发出来，并加以利用，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手段。这种物质手段只能由物质资料的生产提供。因此，技术进步及生产发展的状况制约着能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和水平。三是经济增长为能源开发提供财力、物力保证。从近代煤炭大规模开发开始，能源工业就成为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产业部门之一。因此，经济增长所提供的财力物力状况制约着能源开发利用的程度和水平。矿物能源、水电、核能莫不如此。例如北海油田自然气候恶劣，海底地形复杂多变，开发的投入和风险都远大于一般油田，如果不是位于缺油而经济技术实力雄厚的西欧，肯定不会形成现今繁荣的开发景象。
（二）地缘政治冲突与能源安全风险多发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还在深层次上加剧了全球能源两个矛盾的发展。第一个矛盾是全球能源的有限性和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对能源的争夺，第二个矛盾是能源产品的提供国与享用国之间的矛盾。从理论上讲，经过各国共同协商，达成对能源分享的协议所获得的全球福利，肯定要大于经过冲突、对抗乃至战争形成的能源分享所获得的全球福利。但是，遗憾的是，并未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出现权威、公正、可操作的分享能源的机制 (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在这方面只起到局部的、不无疑问的作用)，能源安全往往伴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同时发生。
第一，能源是国际政治竞争的焦点。回顾国际政治发展历程，可以说，能源一直是国家和国际组织展开竞争的焦点，是国家特别是大国国际政治战略目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中，日本不惜与美国为敌，出兵东南亚，目标就在于夺取缅甸和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希特勒在占领波兰后明确指出:“如果我不能夺取迈可普或格罗兹尼的石油，我就应该结束这场战争。夺取石油资源是纳粹德国侵略罗马尼亚、苏联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二战后的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围绕着能源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两大军事集团对立的情况下，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不次于军事安全，甚至可以说能源安全是军事安全的前提条件。布热津斯基曾强调:“拥有世界己查明石油储量56%的波斯湾国家将继续是西方的重大战略利益之所在”，“任何外部势力想控制波斯湾的企图，都被视为是对美国重大利益的攻击。”冷战结束后，军事因素在国家安全中地位相对下降，经济因素则相对上升。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涉及能源的国际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围绕能源展开的斗争更加激烈。冷战后的第一次具有世界影响的危机和战争—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完全因石油而发。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借口之一是科威特偷采了伊拉克的石油，而其主要目的是攫取科威特丰富的石油资源。美国向伊拉克开战，绝不仅仅出于打击侵略者，维护世界和平的道义，正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既不是为了民主，也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石油。”
第二，能源是国际政治竞争的重要手段。首先，能源是产油国与发展中国家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有力工具。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以石油为主体的能源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它们想借此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产油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围绕着石油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石油消费国积极筹备组织石油消费国集团，美国还鼓动召开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参加的国际会议。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受到产油国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取得的胜利的鼓舞，准备对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起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在阿尔及利亚的倡议下，1974年4月9日，联合国召开了以原料和发展为中心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6次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的一大成果是通过了由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产油国以石油为武器对发达国家斗争的胜利，部分地打破了发达国家制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局面，坚定了发展中国家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信心和决心。其次，能源是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特定国家实施制裁的有效方法。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对敌对国常常采取限制其能源输入或输出的制裁方法。在二战期间，为反击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美、英、荷等国宣布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联合国一也常常把石油当作政治武器，对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如为反对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联合国对南非实行了长期的石油禁运；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联合国迅速宣布对伊拉克实行石油禁运，完全禁止伊拉克的石油输出。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石油禁运是联合国反对伊拉克的侵略并予以制裁的政治手段，而在伊拉克接受联合国有关决议撤出科威特后，仍坚持对伊拉克的石油禁运，石油禁运就己成为一些大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外交手段。
（三）合作协调获得能源安全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快，特别是伴随着全球范围内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之间相互依赖进程的发展，国际能源安全的另一种属性，即相互性、共生性与合作性也日益显现出来。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认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关系表明，合作对于各方来说都是互利的。因此，过去各国解决能源问题时往往采取排它性的作法，现今则趋向对话和合作。
第一，能源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各国能源合作。随着科技的发展，在世界能源结构中，天然气地位正在上升，各种替代能源出现，削弱了石油在世界能源结构的地位。对于石油输出国来说，石油作为政治武器的可能性下降。天然气是一种更为清洁的能源，与石油和煤相比，天然气所排放的矿物污染物较少，且天然气的蕴藏量比石油丰富，成为世界各国寻找替代石油的首要能源形式。欧洲地区天然气需求量每年将增加3%，预计到2020年，天然气在该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比例将上升至26%——28%。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的国家能源政策也强调要增加天然气的进口比例。据美国石油工程师协会专家的预测，到2020年，天然气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将上升至45%-50%。
第二，石油生产国组织欧佩克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控制力有所减弱。20世纪70年代，欧佩克占据国际石油市场份额的80%。由于石油对现代工业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欧佩克不仅可以单独左右国际石油市场，而且还能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如今，欧佩克仍是世界石油工业最有竞争力的生产者，但其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控制力受到削弱，主要原因有:①欧佩克与西方消费国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西方消费国依赖欧佩克的石油，欧佩克成员国大多是单一的石油经济，国家的发展严重依赖石油出口收入，这是限制欧佩克发挥石油威力的最根本原因；②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努力促使能源来源多元化，鼓励主要石油公司投资非欧佩克产油国。后者由于技术进步和增加投资，产量从1976年的600万桶/日增加到1995年的2600万桶/日，生产成本则从21美元/桶下降到9.4美元/桶。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崛起分割了欧佩克的市场份额。目前，欧佩克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占有率已减少至40%，几乎不可能单独控制世界市场；③随着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欧佩克的成员国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经济。这些国家更加重视本国利益，在制定油价和产量政策上意见分歧，履约率存在不确定性。欧佩克成员国内部的矛盾逐渐地削弱了该组织在世界能源政策中的作用。
中东国家显然已经“考虑到世界变化的‘速度’以及全球化的自由化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在1999年9月28日闭幕的欧佩克首脑会议上，11个成员国首脑在他们共同签署的《加拉加斯声明》中强调要寻求与消费国之间的对话。
第三，国际能源协调机制为生产国和消费国提供了对话的场所，有利于协调彼此的利益。国际能源协调机制的形式多样，有国家间的组织，如欧佩克和国际能源机构；也有重要的国际会议，如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和世界石油大会等；还有与世界能源贸易和生产投资领域相关的规则，如WTO相关的规定和《国际能源宪章》等等。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仍是国际能源安全的基本行为体，其它行为体如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作用在上升。权力规定利益的强权法则仍体现在国际能源秩序中，但同时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更加明显，无论是能源消费国还是生产国，都无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本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寻求彼此之间的对话和合作，已成为趋势。
二、国际格局中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
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的煤藏国、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原煤探明储量占中国能源总储量的52.6%，煤炭是中国的主要消费能源，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支撑，目前约占一次能源构成的67%以上，远高于国际24.37%的平均水平。 中国的石油探明储量240亿桶，只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2.3%。天然气储量占世界总量的1.20%。在中国已探明的能源总储量中，石油资源仅占3.03%，天然气仅占0.96%. 20世纪90年代末迄今，石油在中国能源消费中的比率大约在23%-24%之间。 中国的天然气勘探和开发利用均相对落后，目前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为2.5%，远低于24%的世界平均水平和8.8%的亚洲平均水平。中国的天然气工业尚处于初期成型阶段，天然气市场严重分割，其消费主要集中于天然气源地，目前正在兴建的连接塔里木盆地与上海的“西气东输工程”是中国准备大幅度利用天然气的标志性工程。 在中国能源资源结构中，煤炭占据了主导地位（52.6%），但其在能源消费中的地位更为突出（66%——68%）。另外，中国油气资源储量和消费量均比较低，对比世界能源消费的潮流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之路，石油、天然气的大幅度进口不可避免。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三大石油消费国、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能源安全对于中国的意义十分重大。而能源安全不是单纯的能源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对外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利益以及外交手段等多层次的战略问题。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展性挑战：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
中国经济的发展受能源供给和需求变化的制约。但在不同时期，能源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方面是不同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能源安全形势，发生了两大转变。1980——1990年的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因素体现为能源消费不足，中国能源生产总量高于能源消费总量，出口量远远大于进口量，这十年中我国的能源形势基本是安全的。但从1990年起，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保持7%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开始接近生产总量，能源进口量大幅上升。到1992 年能源生产总量只略低于国内能源消费需求总量，2000年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缺口迅速拉大，能源进口已从1990年的1310万吨扩大到2003年的18100万吨, 出口从5875万吨扩大到9000万吨，进出口分别增长1282%和53.6%。但就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内能源消耗迅速加大，而与此同时，国内能源的生产和供应增速却相对缓慢，致使国内能源供需缺口日益增大。仅以石油为例，我国的石油消费量已从2004年初的2.66亿吨增加到2005年初的3.08亿吨，增长15.8%。而我国的原油产量却从2004年初的1.69亿吨增加到2005年初的1.74亿吨，仅增长2.9%，供需缺口达1.34亿吨。另据专家预计，到2010年，中国石油年消费量将达到3.4亿吨，产量为1.95亿吨，供需缺口将达1.45亿吨。到2020年，中国石油年消费将达4.84亿吨，而产量仅为1.85亿吨，缺口将达2.99亿吨。这说明，中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的统计，2004年我国对外依存度达到48.5%。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2010年，我国将每天进口石油400万桶（年进口量约为2亿吨），2020年将进口800万桶/日（年进口约为4亿吨），2030年将进口980万桶/日（年进口量为5亿吨）。届时，我国的进口依存度将分别上升到61%、76.9%和82%。中国地质科学院报告估算，到2020年我国将进口石油5亿吨左右，进口依存度将达到70%左右。
表2-1 中国天然气中长期供需平衡与对外依存状况
年份 国内需求量（亿吨） 国内产量（亿吨） 供需缺口（亿吨） 对外依存度%
2010 3.4 1.95 1.45 61
2020 4.84 1.85 2.99 76.9
2030 5.6 1.63 3.97 82
资料来源：周凤起、周大地主编：《中国长期能源战略》，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3月版
随着中国未来能源对外依赖程度不断上升，中国国内能源市场与国际能源市场的联系必将日益密切，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国际油价的波动，可能对中国能源安全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油价上涨将直接导致外汇支出增加，进而降低经济增长率。油价上涨还将拉动物价上涨。因此，一旦国际石油市场发生波动，必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运行、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全。源于能源的经济风险将成为我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之一。
（二）经济性挑战：围绕能源引发的种种博弈
第一，中日能源博弈角力不断。石油被缺油的中国和日本视为经济命脉，双方在世界范围内抢油动作不断，针对地理上最靠近的西伯利亚和东海蕴藏，更是志在必得。一场为能源安全而展开的石油大博弈已经展开，并且角力不断。早在1994年，俄罗斯就主动提出，中俄合建一条由俄罗斯安加尔斯克至中国大庆的输油管线（安大线），把西伯利亚蕴藏的丰富石油销往中国，但当时还不算缺油的中国却因资金问题对这项提议兴趣不大，没有及时与俄罗斯签订有关协议。几年后中国打算认真考虑这项提议时，同样需要石油的日本却“横插一杠”，趁中国犹豫之际，以重金诱使俄罗斯放弃“安大线”。中日为争夺俄罗斯石油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角力。 在不久前胡锦涛主席访俄期间，中国最大的能源企业“中石油”和“中石化”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了长期合作和建立合资企业的议定书；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也与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股份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中俄能源全面合作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使中国在与日本争夺俄罗斯石油的搏弈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第二，东海油气之争日趋升级。中日在俄罗斯石油管道上的争夺尚未平息，两国又开始为东海油气田打起口水战。在今年5月中日就春晓油气田开发的谈判无果而终后，日本宣称将在本月批准日本石油公司在东海开采油气。中日东海油气之争有升级之势。去年5月下旬，日本发现中国已经着手在东海建造春晓油气田的开采设施。春晓油气田的位置距离日本所认定的中日东海经济区的“中间线”只有5公里，日本指中国在这个地方开采油气，将对日本一侧的油气产生“抽吸”效应，损害日本利益。春晓油气田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东南350公里的东海凹陷区域，由4个油气田组成，总面积2万2000平方公里。春晓油气田建成后，将通过海底管道每年向浙江和上海输送25亿立方米天然气。有关学者指出，由于中日对东海经济区的划分有严重分歧，一旦日本企业开始在东海有争议的地区开采油气，中日之间的争吵将进一步升级，甚至不排除双方爆发冲突的可能。 据最新的资料显示，2005年7月14日，日本经济产业省正式宣布授予日本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中日争议海域的试开采权，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已经向日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中日之间的油气之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必然对我国的能源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第三，国际市场油价波动不定。我国虽然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能源消费大国，但对进口石油价格的影响却微乎其微，进口油价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近年来国际市场油价大幅波动使我国深受其害，过去几年我国经常在价格高时采购大量原油，而在价格低时却相反。如2000年国际石油价格暴涨，上升了约62%，中国进口原油7000多万吨，比上年几乎翻了一番，为此多支付了大约80亿美元。而到了2001年，国际油价从30美元降到17美元一桶，中国的原油进口量却降到6000多万吨。2003年1月，中国进口原油同比增长77.7%，平均进口价格上升51%，为此多支付11.1亿美元，1月份出现12.5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从进口石油的价格上涨中可以看出端倪。油价的大幅波动不仅使中国付出巨大的成本，而且使国内经济直面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风险。 从1999年年末以来，我国依靠不断调整成品油价格，把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毫无遮拦地释放给国内下游产业，这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石化工业在整个经济链中属于上游产业，它的价格波动使整个国民经济都会产生连锁反应。
（三）政治性挑战：我国能源进口面对大量不稳定因素
第一，能源进口来源地单一。据统计，2004年在我国石油进口中，中东占 45%，非洲占30%，俄罗斯占9%，中亚占1.2%，东南亚占10%，南美洲占2.3%，其他地区占2.5%。进口国主要集中于沙特阿拉伯、阿曼、安哥拉、伊朗、苏丹和也门等高风险国家，6国占我国进口石油的60%。由此可见，我国石油进口严重依赖中东地区，且国家过于集中。这使我国容易受到外来势力、突发政治经济情况和能源来源地国家的社会动荡等不可预知事件的影响。众所周知，中东地区一向是世界的热点，不仅阿以冲突持续不断，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而且阿拉伯内部也矛盾丛生，争斗难分难解，因此一旦出现爆炸性的局面，我国的石油供应毫无疑问会受损。此外，我国第二大石油来源地是非洲，而且主要集中在西南非洲，这一地区近年来也属于事故高发地，由于种族、部落等各种原因造成的政治和社会的动荡频繁发生，并且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种不安定仍会持续下去。这也必将影响到我国的石油供应，突然中断供应或供应量大大减少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第二，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堪忧。我国运输能源的路线没有多少选择，掌握不了能源贸易的航线。中国除了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进口的油气可以从陆上运输外，其余全靠海上运输。而海上运输的路线也非常单一，85%以上要经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一线，这条航线极易遭到封锁。近年来，美国在东亚沿日本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构筑围堵中国的“锁链”，借阿富汗战争加紧向南亚和中亚渗透，并在马六甲海峡交通要道的新加坡设立军事港口；印度力图“有效控制”印度洋，并试图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南中国海；日本也逐步将其军事触角伸到了马六甲海峡。此外，经由马六甲海峡的海运，也受到越来越猖獗的海盗活动的威胁。所有这些，均直接威胁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石油进口的安全。目前我国海军还不能够确保海上能源交通线的安全，过分依赖中东和非洲油气以及单一的海上运输路线加大了我国能源进口的风险。如遇特殊情况或因某种人为因素，这条海上运输线被切断，我国正常的能源进口将有被迫中断的危险。
第三，“中国威胁论”的对我国能源安全的负面影响。10年前，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布朗(Lesterrown)出版了《谁来养活中国？》一书，布朗指出，随着中国急速工业化，至本世纪初(也就是现在)，将造成耕地减少、农村人口流失、水资源匮乏，13亿中国人越来越依赖粮食进口，并因此冲击世界粮食供应和价格。继“粮食威胁论”后“石油威胁论”被国外一些媒体大肆渲染，说中国是国际能源的“掠食者”，中国无限制的能源资源“胃口”是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2006年12月30日美国《纽约时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在太平洋的统治面临中国挑战》的文章，对中国海军加强现代化建设横加指责，2007年1月21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又就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刊登文章，强调中国能源需求增长对全球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威胁论”的出台对我国与国外合作开发能源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能源进口的难度。[论-文-网 LunWe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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