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及情报反恐研究
摘要：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成因包括宗教成因、民族成因与文化成因。有效的情报反恐，需要我国进行反恐情报立法，构建全民反恐信息共享环境，并增强情报反恐软实力。提高我国的情报反恐水平，需要我们树立正确的情报反恐观念，明确情报反恐改革的原则和重点，并采取适当的情报反恐改革措施。
关键词：恐怖主义；情报反恐；宗教；民族；文化。
恐怖主义正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表现为爆炸恐怖活动，生化恐怖活动，劫机、绑架、暗杀、食品安全恐怖活动，网络恐怖活动等。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恐怖主义进行了相关研究。
一、文献综述。
（ 一） 国外文献综述。
据不完全统计，国外涉及到恐怖主义的著作约有21588 本（ 哈佛大学图书馆体系收藏，截止到2013 年7 月） 。涉及到恐怖主义的各类文章287736 篇（ Academic Search Premier，截止到2013年7 月） ，其中学术理论期刊论文32578 篇。这21588 本文献中，有一部分是组织集体署名。这些组织分为两种： 国家机构与研究机构。署名为国家机构的文献，按数量排名依次是： 美国国会（ Congress） （ 2029 本，含与其他组织合著文献） ，美国政府问责局（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48 本） ，美国国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Security） （ 24 本） 。这些文献多为法规、政策性的。
署名为研究机构的文献，按数量排名依次是： 兰德公司（ Ｒand Corporation） （ 107 本） ;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 Army War College （ U. S. ）。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 74 本） ; 冲突和恐怖主义研究所（ Ｒ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and Terrorism） （ 36 本） ; 国防研究所（ 美国） （ NationalDefense Ｒesearch Institute（ U. S. ） ） （ 17 本）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华盛顿D. C. ） （ Center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Washington，D. C. ） ） （ 17 本） ; 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Harvard University） （ 15 本） 。兰德公司是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之一。兰德公司在上述排行榜中的位置及其本身的实力，决定了我们必须对兰德公司研究恐怖主义的核心著作进行系统研究。
1. 兰德公司研究恐怖主义的文献综述。
兰德公司从1970 年就开始研究恐怖主义，迄今为止（ 截止到2013 年7 月） 共出版著作107 部。本文对这107 本著作进行了系统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 1） 高科技恐怖主义、核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早期研究重点。早在1975 年，兰德公司就对高科技恐怖主义进行了研究； 到1986 年，兰德公司的研究重点一直是核恐怖主义。具体研究轨迹如下： 高科技恐怖主义（ 1975） 、核恐怖主义（ 1975、1979、1986、1986） 。
（ 2） 网络恐怖主义、宗教恐怖主义、海上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的前沿研究。1990 年后，兰德公司对恐怖主义的研究开始多样化，包括生物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有毒武器恐怖主义、化学恐怖主义。近5 年，又加强了对宗教恐怖主义、海上恐怖主义等新型恐怖主义的研究。兰德公司对恐怖主义的研究轨迹如下： 生物恐怖主义（ 1990） 、网络恐怖主义（ 1999、2001、2007、2007） 、有毒武器恐怖主义（ 2002） 、化学恐怖主义（ 2004） 、宗教恐怖主义（ 2005、2010） 、海上恐怖主义（ 2012） 。
（ 3） 恐怖主义经济学、恐怖主义心理学、恐怖主义社会学是研究恐怖主义的新兴学科。
“9·11”事件以后，对恐怖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开始多样化，尤其是针对人力资本等的反恐经济学，针对保险、失业补偿金等的恐怖主义经济学，成为研究热点和重点。反恐经济学是恐怖主义经济学的一部分。同时，兰德公司还对恐怖主义心理学和恐怖主义社会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具体研究轨迹如下： 恐怖主义心理学（ 2002、2004、2008、2008） ，反恐经济学（ 2003、2003、2006（ 人力资本） ） ，恐怖主义经济学（ 2004、2007、2007、2007 （ 保险） 、2007（ 保险） 、2008、2009） ，恐怖主义社会学（ 2009） 。
（ 4） 情报合作是反恐方式的核心。兰德公司一直在反恐战略和反恐措施上投入大量精力，在其反恐战略和反恐措施的文献中，都闪烁着情报合作的光辉。同时，兰德公司还对反恐情报合作进行了专门研究，以及科技反恐、信息反恐等相关研究。兰德公司反恐情报合作的具体研究轨迹如下： 科技反恐（ 2006、2006、2007 ） ，信息反恐（ 2007） ，情报反恐（ 2004、2008、2008、2008（ 信息技术） ） ，反恐合作（ 2003、2004、2008、2008、2011 （ 国际合作） ） 。
2. 国外其他研究恐怖主义的文献综述。
在上面所列的排名前六的研究恐怖主义的机构中，冲突和恐怖主义研究所虽然以36 部文献排名第三，但这个组织因为经费不足问题，于1999 年已经不复存在。其36 部文献的出版时间全部在1999 年（ 含） 之前，研究价值不大。国防研究所（ 美国） 虽然也以17 部文献排名第四，但该机构的这17 部文献全部是与兰德公司合作完成，在研究兰德公司的文献时全部研究过，这里无需重复研究。通过对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华盛顿D. C. ） 、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等科研机构，以及国外其他学者的恐怖主义文献进行研究，我们得到：
（ 1） 宗教恐怖主义是研究前沿和热点。截止到目前（ 2013 年7 月，下同） ，国外研究宗教恐怖主义的文献约有749 部（ 含2013 年1 部） 。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研究恐怖主义的74 部文献中，研究宗教恐怖主义的有6 部，且都在“9·11”事件之后发行，时间分别为2002、2003、2005、2007、2007、2011，国外研究宗教恐怖主义的论文约有7813 篇，比较新的成果包括分国家的研究，如尼日利亚［1］、巴基斯坦［2］、英国［3］，以及和恐怖主义心理学的交叉研究［4］等。
（ 2） 不可忽视核恐怖主义。虽然在1986 年以后，兰德公司的研究很少涉及核恐怖主义。但以15 部恐怖主义文献排名第六的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在其近5 年内（ 2008 年－ 2013年） 内出版的所有9 部恐怖主义著作中，研究的全部是核恐怖主义。截止到目前，涉及到核恐怖主义的国外著作约有77 部，论文约有2962 篇，研究内容包括核武器扩散［5］，以及和伦理学的交叉研究［6］等。所以，虽然兰德公司近些年研究核恐怖比较少，但核恐怖主义的研究依旧不可忽视。
（ 3） 恐怖主义心理学、恐怖主义政治学、恐怖主义经济学、恐怖主义社会学等是恐怖主义催生出的新兴学科。至今，涉及到恐怖主义心理学的外文著作约有165 部，论文5308 篇； 涉及到恐怖主义政治学的著作约有104 部（ 含2013 年3 部） ，论文39106 篇； 涉及到恐怖主义经济学的著作约有81 部，论文23799 篇； 涉及到恐怖主义社会学的著作约有79 部（ 含2013 年2 部） ，论文1509 篇。可见，恐怖主义研究是个交叉研究，需要相关学科的学者通力合作。
（ 4） 反恐是场情报战。截止到目前涉及到情报反恐的外国著作约有206 部，论文21200 篇，足以说明反恐是场情报战。具体来讲，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对反恐情报战进行了3 场专题研究，时间分别为2000、2008、2009 年。以7 部恐怖主义著作排名并列第四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华盛顿D. C. ） ，其两部著作（ 2002、2002） 也表达了“反恐是场情报战”观点。除此之外，还有情报反恐［7-8］、大众传媒下的恐怖主义［9-10］等研究成果。
前沿恐怖主义研究还包括： 恐怖主义的哲学研究［11］，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12］，欧盟的反恐政策［13］，美国恐怖主义的起源———中东［14］，海上恐怖主义（ 非洲之角———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 ［15］，反恐法律［16-17］，等等。
通过对研究恐怖主义的外文文献梳理，我们得到：
（ 1） 高科技恐怖主义、核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早期研究重点。
（ 2） 网络恐怖主义、宗教恐怖主义、海上恐怖主义、核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的前沿研究。
（ 3） 恐怖主义经济学、恐怖主义心理学、恐怖主义社会学、恐怖主义政治学是研究恐怖主义的新兴学科。
（ 4） 反恐是场情报战，情报合作是反恐方式的核心。
（ 二） 国内文献综述。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涉及恐怖主义的中文专著约有193 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截止到2013年7 月） ，中文期刊论文约有10694 篇（ 中国期刊网，截止到2013 年7 月） 。通过对研究恐怖主义的中文文献梳理，我们得到：
1. 国内恐怖主义的研究起于上世纪80 年代后期。
第一本专著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9 出版的《国际恐怖主义》（ 花军著） ，第一篇论文是常雅茹1988 年发表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上的《国际恐怖主义谈》。
2. 国内反恐法规、宗教恐怖主义研究较为深入。
国内有关反恐法规的专著有10 本（ 2001、2002、2004、2005、2005、2006、2007、2007、2008、2011） ，在研究恐怖主义的专著中所占比例最高。与反恐法规相关的中文论文有20，773 篇，被引频次最高（ 76 次） 的是王秀梅的《论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及我国立法的发展完善》（ 《中国法学》，2002年第3 期） 。近10 年来，我国学者一直很重视宗教恐怖主义的研究，这一点与国际上相同。但研究内容不同，我国学者研究的重点是“东突”恐怖势力。9 本研究宗教恐怖主义的中文专著中，有7 本（ 2002、2005、2006、2007、2008、2008、2009） 是纯粹研究“东突”恐怖势力的。研究“东突”恐怖势力的中文论文有3，887 篇，代表论文是《“东突”恐怖主义透视》［18］、《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文化研究》［19］、《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20］、《西部大开发与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关系研究》［21］。
3. 恐怖主义经济学、恐怖主义心理学鲜有学者研究。
有部分学者的研究领域，开始涉猎恐怖主义社会学［22］与恐怖主义政治学［23］，但鲜有学者涉猎恐怖主义经济学、恐怖主义心理学。
4. 情报反恐有待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情报反恐是兰德公司等的研究重点，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没有关于情报反恐的中文专著。明确提出情报反恐的论文只有两篇《情报反恐： 政府信息管理的再思考》［24］、《系统工程视角下的情报主导反恐研究》［25］。
二、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及其成因分析。
“恐怖”一词出自于拉丁语“Teppop”，意为“害怕、惊恐”。最早的恐怖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7 世纪。公元689 年，亚述帝国采取残暴政策，镇压巴比伦的反叛，目的是为了震慑敌人，使之臣服。但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定义。
（ 一） 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的界定。
联合国对恐怖主义的界定是： 指某人用任何手段非法并故意致使人重伤或死亡； 或者私人/公共财产，包括公共运输系统、公用场所、基础设施、国家设施严重受损，并且损害可能造成或者已经造成重大损失，根据行为背景与性质，其目的是为了恐吓他人，或者给某国际组织/某政府施压，使其不从事或被迫从事某行为。
国际刑警组织（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Organization， INTEＲPOL） 对恐怖主义的界定是： 针对国家安全和个人生命安全的重大威胁，包括化学恐怖主义、生物恐怖主义、辐射恐怖主义、核恐怖主义和爆炸材料恐怖主义［26］。
美国联邦调查局（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 对恐怖主义的界定是： 指大规模杀伤武器（ 如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生物制剂武器、核武器等） 的攻击，或其他特定攻击（ 如在机场的暴力、洗钱、美国官员的攻击等）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涉及恐怖主义的主要有三条： 第120 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资助恐怖活动罪； 第191 条，洗钱罪； 第291 条，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概况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恐怖主义的界定是：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 洗钱） 的行为，扰乱公共秩序（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 的行为。
综合上述恐怖主义的界定，结果我国具体国情，本文对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的界定是： 个人或者组织针对政府或者无辜群众，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扰乱公共秩序、损害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一定范围内的恐慌气氛的行为。
（ 二） 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的宗教成因。
溯根求源，宗教和恐怖主义几乎没有必然联系。早期的宗教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所有的经济、军事及政治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带着宗教色彩。数千年的宗教史，也是宗教迫害与宗教战争的历史，如十字军东侵。作为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宗教以维护社会秩序、缓解各级矛盾、传承文化传统为自身使命。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正是利用宗教至高无上的信仰，利用宗教对人类精神层面与意识形态所起的强大作用来奴役与驱使无知而善良的人们从事恐怖活动。总体而言，带有宗教色彩的恐怖主义事件通常更暴烈，杀伤力更大。从“圣战”词就可看出，与一般恐怖分子相比，宗教恐怖分子的目的更抽象。此外，还有一种需要提及的宗教恐怖主义———伪宗教恐怖主义。他们打着宗教旗号，从政治角度看，我国称之为邪教，称这种恐怖主义为邪教恐怖主义。
我国的“东突”问题，是“东突”势力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滋生与蔓延。是境外“双泛”主义（ 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 思潮渗透所致。上世纪后期至今，“东突”势力一直在恶性膨胀，2003年我国公安部公布的“东突”恐怖组织是如下四个：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宗旨是通过恐怖手段分裂中国，在新疆建立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已于2002 年9 月11 日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 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宗旨是通过暴力恐怖手段，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 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是由从新疆出境的一伙维吾尔族人为主成立的，是一个旨在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恐怖组织； 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是由旅居德国的一伙新疆籍民族分裂分子纠集在一起建立的，该组织致力于在中国境内外发展网络，策划、组织与从事暴力恐怖活动，进行极端宗教和“圣战”宣传煽动等恐怖活动。
（ 三） 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的民族成因。
我国聚居着五十五个具有独特民族传统的少数民族，其中新疆的塔吉克、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都属于我国同邻国间的跨界民族。这些跨界民族间具有相同的民族传统。加之近年来我国边疆地区的外贸活动频繁，同邻国间的双边关系逐步增强，使得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与邻国的同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这种的环境下，境外的居心叵测的分裂分子遥控境内的狂热分子，鼓吹争取民族自决权，以及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等理念，大肆渲染本民族的信仰遭受到严重的压迫，鼓吹通过暴力恐怖手段实现与主体民族的分离，比如，鼓吹与境外伊斯兰民族联合成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家。因此，造成我国边疆地区不稳定，以及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的深层根源是民族问题。
席卷全球的当代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是我国极端民族主义恐怖活动的主要国际因素。冷战终结以来，民族主义引发的领土与资源争端、民族与种族冲突、宗教与教派纷争，使不少国家与地区局势动荡和发展受阻，对世界安全与和平造成重大影响。冷战后，我国的国家安全也受到了这股浪潮的冲击。跨国境跨民族跨宗教的民族主义，对我国的西北和西南边疆影响很大。我国的新疆地区正受到泛伊斯兰主义的渗透，泛伊斯兰主义极端组织企图把“伊斯兰革命”输入我国，他们还以金钱与舆论等支持国内外民族分裂分子的破坏活动。中亚各国独立后，由于我国“突厥人”较多，使得我国成为了泛突厥主义者的目标。“基地”组织与分裂组织勾结，由“基地”组织提供资金训练武装分子与进行极端思想教育，使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活跃期。在某些反华势力的煽动与支持下，一些不法分子鼓吹“西藏独立”，对我国西藏的安定团结与我国领土完整造成了严重威胁。
（ 四） 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的文化成因。
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必需的心理支撑与精神营养。多年来，我国各民族的文化融合和冲突促进了中华特色文化的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共同的文化渊源是维系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西藏与新疆地区。西藏和新疆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共有三个动因： 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内向性； 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文化根植于本土，具有本土性； 西藏和新疆民族分别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从宗教文化上讲，西藏的民族文化与世界的佛教文化关系密切，新疆的民族文化与世界的伊斯兰文化关系密切，具有外向性。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前两个动因结合得较好，对第三点中的外向性具有抵制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外向性渐渐加大，并与本土性相互结合，加之西化的影响，形成了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内向性的压力。因此，当前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内向性认同感下降，并直接影响到政治认同。久而久之，文化上的民族分离正在逐步造成部分少数民族形成独自和独立的民族文化圈。渐渐地，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在西藏和新疆等地的影响力慢慢减弱，使得少数民族同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逐渐拉长和割断。另外，文化的隔阂同时会滋生偏见，偏见会导致民族间的歧视与离心。“东突”恐怖主义就是通过“宗教”等手段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夸大文化冲突，宣扬只有通过暴力手段建立独立的“国家”才能恢复和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
虽然我国有良好的民族政策，但民族文化间的差异使文化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在某些不稳定因素的诱发下可能会激化矛盾。恐怖分子常常刻意激化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并鼓吹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逐步消亡，尤其是维吾尔族文化和藏族文化正在被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侵蚀与同化。恐怖分子还利用文化的独特性，宣传“双泛”
等思想，干扰我国边疆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全球信息化的影响下，地域文化与区域文化不再相互隔离，各民族的文化吸纳进全球的文化大系统中，在某些情况下，文化的一些方面还会受到外来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影响或者主导。因此，我国的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都在受到严峻的挑战，产生极端民族主义或者恐怖主义的因素在增加，危险也在增大。特别是我国的西北边疆和中亚地区有着紧密的地缘联系，“东突”势力会利用中亚对我国的新疆地区大肆进行文化渗透。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对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影响，使之迷茫，甚至错位。这些迷茫和错位一旦被“东突”势力利用，就有可能外化为恐怖主义。
三、我国的情报反恐对策。
（ 一） 情报反恐与情报反恐系统的概念界定。
情报反恐，是指情报工作贯穿于反恐的全过程，它（ 指情报） 解释反恐环境、影响反恐决策、作用反恐效果。具体说来，在恐怖主义预防阶段，通过对海量信息的数据挖掘，发现恐怖分子的蛛丝马迹，采取主动防御措施，杜绝恐怖活动发生； 在恐怖活动发生阶段，通过对目标信息的快速收集与传递，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及时扼杀恐怖活动；在恐怖活动发生后，通过对关联信息的整合与研判，找出机制漏洞，防止同类恐怖活动再次发生。
情报反恐系统，分为广义的情报反恐系统与狭义的情报反恐系统。广义的情报反恐系统跨信息源运行，这种跨越可以是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它把孤立的反恐信息源整合在一起共享反恐情报。狭义的情报反恐系统是具体的反恐管理信息系统，一般以信息源为单位，它包括领导层和执行层。领导层由业务、数据、应用和服务、技术等模块组成，执行层有政策和治理、信息保障、核心段、参与段等模块［25］。本文提到的情报反恐系统，是狭义的情报反恐系统。
（ 二） 美国的情报反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9·11”事件后，美国依靠其强大的技术与实践支持，走在了世界情报反恐的前列。我们有必要对美国的情报反恐进行研究和借鉴。
1. 美国情报反恐的法规研究。
“9·11”事件后，美国先后颁布了《美利坚爱国者法2001》（ USA Patriot Act of 2001） 、《加强边境安全与签证入境改革法》（ Enhanced Border Securityand Visa Entry Ｒeform Act） 与《情报改革及恐怖主义预防法案》（ Intelligence Ｒeform and TerrorismPrevention Act of 2004， IＲTPA） 。《美利坚爱国者法2001》的最大特征是不惜牺牲国内民主，实现情报部门与执法部门的反恐情报共享［28］等。《加强边境安全与签证入境改革法》规定美国可以利用移民优惠政策获取恐怖分子情报［29］等。《情报改革及恐怖主义预防法案》是美国第一部也是最新的反恐情报法案。该法案的核心思想是倡建信息共享环境［30］，信息共享环境共享的信息包括恐怖主义信息、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法律实施信息［31］等。
但是，“公众知情权”制约着美国的反恐情报工作。“公众知情权”方面，美国不仅起步早，而且法规比较完备，最引人注目的情报自由法（ Freedomof Information Act，FOIA） ［32］。这些与“公众知情权”有关的法案留下了一个隐患———恐怖分子也可以由此获取美国政府情报，并以此为基础逃避侦查，开展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
2. 美国情报反恐的机构研究。
“9·11”事件后，美国进行了情报机构的大变革，包括： （ 1） 成立国土安全部、国家反恐中心（ NationalCounterterrorism Center，NCTC） 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ODNI） 。2002 年成立的内阁级的国土安全部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美国应对恐怖主义的能力。
2004 年成立的国家反恐中心承担的情报反恐任务如下： 规划反恐行动战略； 储存恐怖分子与恐怖组织情报； 指挥情报反恐； 研判美国情报界的反恐情报，等。2005 年成立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统管全国16 个情报反恐机构，并直接对总统负责。
（ 2） 改革中央情报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 与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的改革集中在扩大人力反恐情报来源、加强反恐情报分析及与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的反恐情报合作［33］。联邦调查局改革的具体措施： 重组反恐部门； 增强反恐情报分析能力； 加强反恐情报共享； 提高反恐技术水平［34］，等。（ 3） 财政部、能源部、司法部缉毒局涉足情报反恐。2004 年美国财政部成立恐怖主义与金融情报司（ Terrorism and Financial Intelligence，TFI） ，负责协调有关部门截断流向恐怖分子资金的工作［35］。能源部主要利用其在核武器技术与扩散、核能源开发、核废料处理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在保护其核武器与其他尖端武器的秘密的同时，与其他情报部门合作反恐［36］，对涉及其业务的反恐情报进行研判。司法部缉毒局与反恐有关的主要职责包括： 对州际和国际的管制物质的主要违法者进行调查； 管理国家毒品情报计划（ Drug IntelligenceProgram） ［37］，等。
美国情报反恐机构的改革虽然成效显著，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 1） 反恐效率低下。情报本来就是敏感产品，现在出于反恐的目的，大家要联合起来共享，这无论在传递介质上还是传递程序上，都会打破原有规律。（ 2） 受传统情报工作流弊的制约。美国搜集的情报多作为现行或将要实行的政策的依据，而非制定政策的依据。政治家们还是会给情报机构施压，为其实施某行动（ 如入侵伊拉克） “量身定做”假情报，以获取舆论等支持。
（ 3） 反恐人力情报不足。过分依赖反恐技术，忽视反恐人力和反恐间谍，目前，语言类人工反恐情报专家（ 如阿拉伯语） ，反恐卧底、特工等尤其紧缺。
3. 美国情报反恐对我国的启示。
（ 1） 进行情报反恐立法。情报反恐立法主要有三种模式： 分散型、专门型、综合型。分散型情报反恐立法模式仅在国家现有法律法规框架内通过修改、补充和加入国际反恐条约的形式完善情报反恐法规体系。专门型情报反恐立法模式是对某一特定类型的情报反恐进行专门立法。综合型情报反恐立法模式是制定统一适用的情报反恐基本法，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制定针对某一特定情报反恐领域的更详细的法律法规。美国是典型的综合型情报反恐立法模式，可以为我们借鉴。
（ 2） 构建全民反恐信息共享环境。和恐怖主义打全民战争，是我国反恐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一条准确及时的反恐情报，可能会阻止一场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我们要借鉴美国情报机构改革经验，构建我国特色的全民反恐信息共享环境，包括局部的与广义的反恐信息共享环境。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特别信息共享系统、面部信息共享系统、气象信息共享系统、“七网”，以及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等的国际情报反恐合作，多层防御，尽可能消除情报反恐盲点。
（ 3） 增强情报反恐软实力。反恐不是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事，它需要来自各个城市与各个国家的反恐情报合作。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情报反恐软实力越高，主动和我们进行反恐情报合作的国家或组织就会越多，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共享更多更有价值的反恐情报。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的反恐情报国际合作的效果表明，我国具有较高的情报反恐软实力。但由于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复杂性，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增强情报反恐软实力。
（ 三） 我国的情报反恐观念。
我国幅员辽阔，同时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我们发展情报反恐。树立正确的情报反恐观念，要把握好以下四点：
1. 情报反恐要融入国防战略。
恐怖主义的危害已经超出了非传统安全的范畴，需要我们把情报反恐工作与国防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情报反恐战略融入到我们的国防战略中去。加快和深化反恐规划，全面提升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战略职能。
2. 情报反恐是科技强军/强警的重要内容。
网络恐怖主义等新型恐怖主义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而产生，并且这种危害常常是灾难性的，情报反恐要适应全球信息化环境，实现反恐信息与反恐知识共享等，保证必要时能够军警联动，发挥各自优势。
3. 情报反恐是形成主动型反恐模式的必由之路。
情报反恐要求国家安全情报网络全面覆盖，提供强大的情报反恐数据仓库，通过数据挖掘发现恐怖分子的蛛丝马迹，提供反恐预警情报，实现主动型反恐模式，其高级阶段是通过知识发现打开情报反恐的新的认知领域。
4. 情报反恐是当好政府的参谋与尖兵的重要前提。
除了宗教和民族问题外，当前社会其他矛盾和问题增多，如房屋拆迁、收入差距拉大等，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成为恐怖事件的导火索。情报反恐系统衍生出的网络舆情报告，能让政府及时把握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动态，消除安全隐患。
（ 四） 我国情报反恐改革的战略。
1. 我国情报反恐改革的原则。
根据我国国情与情报反恐的特点，情报反恐改革需要力求或者坚持以下原则： 反恐信息共享原则，以实现反恐信息价值的最大化； 情报主导反恐原则，以实现反恐决策与反恐行动的最优化； 反恐信息效率原则，通过反恐信息共享环境使需要反恐信息的部门在需要的时间得到需要的反恐信息； 反恐信息控制原则，进行有效的反恐信息保护与反恐信息使用的监督管理。
2. 我国情报反恐改革的重点。
根据情报反恐的要素配置，可以选择的改革重点有如下四种：
（ 1） 全面改革。根据情报反恐的原理和目标，对情报反恐模式、体系、制度和方法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整和改革，使组织结构、任务流程以及技术手段完全适应情报反恐的要求。这样改革最为彻底，可使反恐效率达到最理想的水平。但全面改革风险较大，所需时间较长，对情报反恐工作人员的再学习能力要求也较高。
（ 2） 组织先行。采用业务流程重组（ BPＲ） 建立层次简明且责权清晰的情报反恐组织，从组织上保证情报反恐水平的提高。这样做从长远来看，对改进情报反恐有根本性作用。情报反恐最终通过特定情报反恐模式与过程控制完成，因此体制改革必匹配相应的机制调整，而体制变化常放大机制变化，如考虑不周，会出现改革预期目标没有达到，原有优势也不复存在的情况。同时，组织变革会有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 3） 标准先行。以规范情报反恐系统的数据标准为重点变革对象，采用统一的数据标准来带动情报反恐变革。对恐怖主义嫌疑行动报告标准、恐怖嫌疑分子数据交换标准等采取内部统一标准，对信息处理标准、货源审查标准等采用国际通用标准。如此，既兼顾情报反恐系统的安全保密需求，又保持了较强的信息共享性和可扩展性。
因而，标准先行是可取的。
（ 4） 技术先行。改革的重点放在先进技术的引进与开发上，以信息技术手段水平的提高来带动情报反恐水平的全面提高。从情报反恐系统的技术模块看出，新技术的发展与风险，很难保证新技术的稳定和安全； 技术模块由标准支持，技术模块的数据互换、数据库存储、数字签名等，都离不开标准的支持。可见，标准是技术先行的支撑。
综上所述，标准先行应是我国情报反恐的改革重点。
（ 五） 我国情报反恐改革的措施。
1. 统一标准，构建本地特色的情报反恐系统。
情报反恐工作机构和情报反恐工作队伍是建设情报反恐系统的核心要素，也是情报反恐的基础。情报反恐工作人员的素质和工作能力对反恐情报的研判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健全以指挥中心为龙头的各级情报工作机构和自上而下的情报工作专业人员队伍，是情报反恐系统建设的保证。其中，情报工作机构包括综合情报反恐机构和各安全部门专业情报反恐机构。构建各级反恐情报系统时，标准一定要与国家标准统一。标准不统一会为以后反恐信息共享埋下隐患。
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情报反恐系统建设要因地制宜。在发达地区，情报反恐系统基本存在，工作人员已经初步具备了情报反恐意识，但可能存在反恐信息标准与国家标准不一致、管理与技术落后、设备更新速度过慢等问题； 在欠发达地区，计算机和网络还不是很普及，能共享的电子信息比较少，工作人员缺乏情报反恐与统一标准意识； 在一些贫困边远地区，还处在最原始的纸笔办公阶段，重要反恐信息和数据还处在纸质档案阶段，工作人员还缺乏情报反恐的基本思想。各地要针对自身实际，制定情报反恐系统发展规划，协调各相关因素，分阶段按步骤地发展具有统一标准的本地特色的情报反恐系统。
2. 着眼全局，分步实现全民反恐信息共享环境。
情报反恐系统的最高境界是全民反恐信息共享环境。根据我国的实际，无法在短期内构建全民反恐信息共享环境。我们可以借鉴北京奥运会的经验，构建广义的反恐信息共享环境，通过松散的连接把各个孤立的反恐信息系统逐步互联起来，最终实现全民反恐信息共享环境。
构建广义的反恐信息共享环境，首先要增强人们的情报意识，形成全员收集、主动收集反恐情报的格局。基层安全部门是收集反恐情报的基本力量，要充分利用群众，奥运期间各个小区带红袖章的老太太及时汇报本小区的可疑人员，就是最好的全民情报反恐经验。其次充分调动群众，广开反恐情报源，让每一个公民都认识到恐怖活动的危害，认识到及时向警方提供可疑恐怖信息的重要性，使恐怖分子真正陷入全民反恐的汪洋大海。反恐情报只有及时共享给相关部门，才能真正发挥价值。在不具备信息共享系统的条件下，要创造反恐信息共享平台，这些平台在起初可能比较原始和简陋，可能就是一个数据库，但随着发展会逐步完善成反恐信息系统，最终成为全民反恐信息共享环境的一部分。
3. 完善法规，稳步提升情报反恐软实力。
完善的情报反恐法规体系包括四个方面： （ 1）反恐信息政策法规。需要制定对反恐信息的访问和共享起实质作用且能跨社区访问的反恐信息政策法规。（ 2） 反恐信息程序法规。在情报反恐时，需要一个单一的信息程序法规来处理反恐信息优先权问题。（ 3） 情报反恐系统法规。各个情报反恐分系统要完全实现反恐信息共享，是方法对方法来交换反恐情报，而不是系统对系统（ 或应用对应用） 。（ 4） 反恐信息标准法规。建立统一的浏览器标准，统一的信息保护标准［38］等。
完善的情报反恐法规体系，是稳步提升情报反恐软实力的保证。建设情报反恐软实力包括：
（ 1） 建设反恐情报文化。反恐情报文化表现为对反恐情报的甄别、评价与利用，对反恐情报机构的建设、投入与改革，对反恐情报人员的引导、 鼓励与处罚等工作中的氛围与方式。（ 2） 情报反恐国际合作。包括加大与民间智库的反恐情报合作力度，促进双边、多边国际反恐情报合作，支持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反恐情报合作。（ 3） 嵌入媒体。
现代传媒可以协助反恐、影响反恐甚至控制反恐走向。媒体借助信息本身的力量发挥作用，与恐怖分子在信息领域里展开对抗与争夺，通过掌握信息的生产、传递、处理的主动权，破坏恐怖分子的信息舆论，为反恐创造有利条件。
四、结语与讨论。
人生如此美好，生活如此多彩，但恐怖主义的阴影却挥之不去。所以，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任重道远！ 本文并不奢望一次性地提出完整周密的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理论与情报反恐理论体系，但仍尝试着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与系统框架，从多学科角度，在较高的理论层面上探讨恐怖主义问题。
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受到了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Stanford） 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在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与情报反恐这一前沿而沉重的课题面前，本文目前的研究成果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 一） 对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成因的深层次探讨还非常欠缺。
对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的研究需要来自政治学、管理学、军事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人员的合作。课题组下一步将加强与国内外知名智库的合作，拟在恐怖主义的民族成因、宗教成因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 二） 对我国情报反恐信息共享环境还需进一步研究。
本文在深入研究美国情报反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情报反恐的战略对策。建模、数据挖掘是情报反恐的前沿研究，也是课题组下一步研究的另一个方向。
（ 三） 恐怖主义经济学值得深入研究。
研究恐怖主义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反恐。恐怖主义经济学是国防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它并不像恐怖主义那样古老，人们对它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使恐怖主义经济学迎来发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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