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香港黑帮电影基本叙事模式
基金项目：本文系海南大学青年基金项目课题“数字化的文化与电视”（项目编号：qnjj1276）。
在香港黑帮电影中，义气关系是黑帮组织的重要纽带，通过特定的叙事模式，往往将义气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另一方面，黑帮的运作必然以经济利益为基础，恩格斯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而黑帮在实现利益目的的过程中，义气关系与利益会产生严重冲突，由此构成香港黑帮片独特的叙事风景。
以下我们通过辨析若干经典电影文本，探究其中义气和利益的基本相互关系。
义气与利益都是黑帮组织动力的来源，但是作用于不同层面。在一个宏观社会层面，黑帮系统的行为动机必然来自于特定的经济利益；然而，基于微观的个体层面，义气作用则是维系黑帮成员相互关系的基础。①
当整个黑帮组织处在较为稳定的时期，义气作用和功利目的是相互和谐的，义气作用有助于提升整个组织的运作效率，而利益目的实现之后，通过公平的分配机制，有助于义气作用进一步加强。但是，如果某个重要角色出现了“见利忘义”的行为，黑帮就会严重混乱。
在堪称经典的香港黑帮片《英雄本色》中，谭成为利益，出卖了去台湾交易的大哥宋子豪和李迈克，宋子豪被迫自首入狱，李迈克为子豪报仇时中枪变成跛子，地位一落千丈，并且被通缉。这样看来，谭成由于背叛了义气而高效率地获得了利益和权力地位。然而，一旦失去了利益维系，黑帮由于失去了成员之间的道德信任感，内在的风险必然增加，谭成为树威，进一步采取强硬手段对付异己者，最终身败名裂。
在《古惑仔》系列电影中，这样的叙事模式反复呈现。《古惑仔之人在江湖》中的靓坤做出了“见利忘义”的选择，从而推动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靓坤杀死了B老大全家，用计陷害陈浩南，逼走山鸡，其目的是为了成为洪兴社的领袖，从而可以谋取更大的利益。然而，靓坤的行为却导致其走上了绝路。
《古惑仔之只手遮天》中的乌鸦几乎是用另一种方式重复了靓坤的行为。乌鸦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杀死所有阻碍他的人，包括其大哥骆驼，还有洪兴社的蒋先生。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代”的老大能维持黑帮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因为他们明白义气的重要性。利益目的和义气作用要得到兼容，这必然要做出折中的努力：黑帮组织的大哥必须要让渡一部分利益照顾兄弟，组织成员必须要在险境中效忠。这样的努力都会失去功利快感，但是会带来组织的长期稳定。在影片中，东兴社的社长拜了关老爷后对乌鸦说：“我们乡下人是最讲传统的了，尤其进入黑社会，更加要讲义气。”乌鸦拒绝了这样的传统，在追求唯利是图的快感中走向毁灭。
上述香港黑帮片的基本模式是：反派人物不满足于现状，于是打破平衡，追求更大的利益和权力，这样黑帮集团也就失去了道德依据，从而面临崩溃。江湖义气作为黑帮组织亚文化核心，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②作为一个文化比较的范例，我们可以考察美国黑帮片的主导情形，由于缺乏东方特有的义气传统，需要借助于另外的方式谋求利益取向和道德约束之间的平衡。
《美国往事》描述了麦克斯、“面条”等一批意大利移民后裔成长的历史，作为弱势群体，他们在争取生存的过程中产生了自然的友谊，由于从事走私活动，大量获取利益，逐渐成为黑帮。在一次犯罪行动中，“面条”被捕，其他参与行动的伙伴都在与警察的枪战中丧生。几十年后，几近垂暮的“面条”潦倒出狱，意外发现，原来当年的一切都是麦克斯精心策划的。麦克斯吞没了团伙的巨款，金蝉脱壳，投身政界，最后由于罪行败露，走投无路，寻求死在“面条”的枪下以求解脱。这个叙事模式似乎颇有东方色彩，实际上着眼于利益对人性的损害，友谊关系对于强烈的利欲缺乏制约作用，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几个童年伙伴之间的友情不过代表了温馨的回忆，对成员缺乏束缚作用，香港黑帮片中的义气关系则强烈要求成员接受束缚。
马丁?斯科西斯拍摄的《好家伙》涉及美国黑手党的内部法则，这里面没有什么东方人熟悉的江湖道义，把黑帮成员组织在一起的是所谓西西里“血统”，这是一种狭隘的、底层的、带有暴力色彩的、模仿血缘伦理关系的概念。黑帮大哥习惯于用“家族”来束缚其组织，加入到黑手党“家族”中，由于暗示了西西里“血亲复仇”的传统，增加了黑帮成员的安全感。像这样的西西里式的“家族”结构是为了强化利益获取，最大限度追求利益，而不是实现东方文化的忠义伦理，这是美国黑帮片主要揭示出来的本质。
著名文化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在《思维地缘学：亚洲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什么不同及原因何在》一书中，指出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源自于2 500年前。他解释说，希腊人宣扬个人力量，看重个性，思辨和对自然的好奇心。中国人则信奉集体力量，看重和平，主张中庸之道，力求避免冲突但缺乏对自然的好奇心。
季羡林在钱穆“天人合一论”的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的新解》，他认为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东方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
上述这类定性的判断都具有猜测的性质，并非严格。我们在不同的文明类型中都能找到辩证的因素。通过比较东西方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则可以在叙事模式的分析统计中得出关于文明差异思维的共识以及加深理解这一差异化具有的总的合理性。
香港由于特殊的殖民历史，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混合物。实际上香港黑帮片在概念上来源于西方类型电影，即在一个法制社会，从事非法交易的组织被称为黑帮。在香港黑帮片中，江湖忠义是作为得到肯定的正义因素而呈现。之所以如此，来自于东方文化的特定影响；而作为对应的美国黑帮片，由于来自于西方文化的特定影响，体现义气作用的因素却往往是作为一种反面的因素。这种东西方文化截然相反的指向值得我们重视。 在《教父》《好家伙》这类典型的西方黑帮电影中，都指出黑帮利用“朋友”“家族”这样的关系把成员牢牢束缚在黑帮组织内，目的在于谋取非法利益。教父柯里昂的经典台词就是“做我的朋友。”教父的“朋友”网络遍及各个社会阶层，上至参议员，下至马夫走卒。当殡仪馆老板由于女儿被恶少施暴向教父求助，并表示愿意支付金钱，教父却表现得极为不快。教父指责殡仪馆老板没有把他当朋友，如果把他当朋友，那么帮助朋友教训施暴者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教父这样的说辞正如中国人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如果是放在香港黑帮片的语境中，教父的做法是很容易被接受的。然而在西方黑帮片中，教父建立的“朋友”关系却是邪恶的，因为这种“朋友”关系凌驾于法律之上。殡仪馆老板接受了教父的“友谊”，而且教父也确实帮助他出了胸中恶气，但是时过境迁，殡仪馆老板却非常后悔，他不知道如何以及用何种方式来回报教父。被束缚在教父的“朋友”网络中，随时可能需要做出违法的事情来“报答”教父，这是不值得的。在这个事例中，生动显示了教父建立的“朋友”网络对西方文明所依赖的法制基础具有摧毁性作用。
《教父》这部影片一个伟大之处就在于指出，西方人信奉的法律并不能总是有效保护弱势群体，但是西方文化仍然要求大家最终只能依靠法律层面求取正义，否则都视为对法律的背叛，从而受到惩罚。
然而，香港黑帮片的典型叙事并非如此。讲义气的“朋友”有着传统的道德优势，身处黑帮的成员由于遵循了忠义原则而被视为正面形象。《英雄本色》《喋血双雄》这样的影片中，作为执法者的香港警察会认同讲义气的黑帮成员，共同对抗破坏了忠义伦理的反派。最终恰恰是江湖忠义，而不是法律，战胜了犯罪。至于《雷洛传》《无间道》《杀破狼》这一类影片，反而说明香港法律对付唯利是图的犯罪分子是软弱无力的。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就会进一步看到在六七十年代香港动作片中，社会底层的劳工由于遵守忠义伦理而获得尊严和安全感，代表正义力量的侠客义士、乃至李小龙扮演的底层好汉会仗义出拳，铲除恶势力。在这样的故事模式中，道义，而不是法律制度保障了社会的公平良序。这和香港黑帮片有着逻辑上的连贯性。在日本流行的电影和动漫中，“道义高于法制”也非常明显，惟其如此，才能使得文本获得东方观众的广泛接受。对于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而言，道义和法制的关系不可偏废，探究其和谐共存的方式成为电影叙事隐含的目标。
《密室中的猫――时空观念和集体下意识》一书中指出，东西方文化的关键性差异有着总的合理性，彼此为互补关系，而不是孰优孰劣。无论是偏执于利益、法制取向西方传统，还是偏执于权力、道义的东方传统，都不利于现代语境下文明的和谐共处。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使得西方价值观常被西方媒体推广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式，并受到某些非西方人的推崇。东方传统的道义观念及其作用如果处在不断被弱化、乃至被弃置的情况，就会造成大量负面现象。就香港本身的情形而言，由于东方文化基因的存在，香港黑帮片中自然形成“江湖忠义”与“利益丛林”的对立关系，但是对忠义观念的认同仍然保证了香港社会基本面的稳定。当香港回归祖国之后，一种荒谬的误解就是把西方文明当成效忠对象，幻想殖民地时期的英国政府仍然扮演够义气的“老大”角色，这样的观念之所以荒谬，就在于西方文明恰恰把这样的“义气”关系视为不理性的、会破坏西方以资本主义法制为基础的社会形式。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区域，厘清东西方观念差异，承担起效忠祖国的道义责任，在利益层面和西方保持理性的贸易关系，这样才能创造出新时代的香港电影，获得双赢的未来发展方式。
注释：
① 杨彬：《密室中的猫――时空观念和集体下意识》，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28-434页。
② 汪力：《论江湖义气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影响》，《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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