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之政治手段比较
一、皖南事变前后蒋介石的决策变化与政治手腕
首先，蒋介石对国内形势有着清楚的认识，对共产党实行一打一拉的策略。
1940年秋，国共两党划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移到旧黄河以北，其目的是想限制共产党军事和组织的扩张与发展。此时，国民党部分军事领导人想要在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威胁。但蒋介石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始终着眼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国共之间虽然存在着摩擦，但是面对着日本的侵略，国共合作抗日的基本方针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蒋介石始终坚持“一面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没有遵循蒋介石预定的路线，而是坚持全部南下茂林，在十分隐秘的情况下北渡。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军事领导人大都赞同白崇禧的意见，主张扩大剿共的范围，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由军法审判。蒋介石却对此予以否定，并批评白崇禧等不识大体，不明时局。可见，蒋介石此时仍以民族利益为重，不愿与中共全面破裂。
其次，蒋介石迅速将事件定性避免事件扩大，并利用第三方面为自己反复调动。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就处理新四军问题表态，指出此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不涉及共产党，不涉及八路军。蒋介石迅速将事件定性，避免了将皖南事变扩大为两党之间不可收拾的政治、军事斗争。
二届一次参政会定于1941年3月1日召开，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关系能不能修复，将通过此次参政会呈现。因此，参政会自成立以来头一次成为中国政治的聚集点。毛泽东及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提出提惩办何应钦等12条要求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将中共是否出席参政会与是否成立第三方面提出的特种委员会互为挂钩，以此抓住了第三方面的核心利益，从而将其吸引过来，并且将其反复调动起来，作为自己的说客游说中共。这样，这次参政会，第三方面未能成为中共的同盟军，而是站在了蒋介石这一方。并且，中共的12条在参政会上遭到了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全体拒绝。所以，这一回，蒋介石充分利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二、毛泽东与皖南事变的应对
首先，毛泽东情绪波动之大与其态度转变之快。
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皖南事变的发言指出，对于皖南事变，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显然，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在获知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气愤填膺的情况下作出的。
1月下旬，日本对河南突然大举进攻。这一变化动摇了毛泽东前此关于中日已告休战，蒋介石即将叛变的形势判断。因此，毛泽东立即转变态度，认为国共目前未完全破裂，当前的策略仍然应当是政治上坚决反攻，而军事上须取守势。
其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坚守国内舆论阵地，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线。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通过种种途径向各国新闻媒体驻重庆的记者说明事件的真相和中共的观点。这一事件引起国外不少人对中国事态的关切，华侨人士及团体、英美政府、苏联政府、国内小党派纷纷要求蒋介石停止冲突行为。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保证以后再无“剿共”的军事。通过这次斗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迫使国民党暂时收敛其反共的行为，回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最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上要求讨论，有意扩大政治攻势，造成国民党更大的被动，逼其让步。
面对即将召开的参政会，毛泽东认为，目的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而不在于蒋介石承认十二条，他是不会承认的。毛泽东认为通过政治攻势把蒋介石打到防御地位，是唯一的缝合国共关系裂口的办法，一旦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三、结语
比较毛泽东与蒋介石政治手段这一问题，不能简单的判定哪位更为高明。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将自己的智谋在皖南事变中展现出来了。当然，双方在皖南事变中存在着得失的问题。然而，他们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之成为国共两党的一代领袖，既是时代使然，多半也是他们的政治才能适合了这个时代的需要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