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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多源流分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5-05-24

转型期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多源流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56-02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陡增至6万起,相对于十年前增加了500%;参加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307万,增长了320%。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呈现多发态势,参与人数、发生频率逐年增长,冲突程度日益加剧。

  一、社会群体性事件研究综述

  (一)社会冲突的研究视角

  运用社会冲突的视角的学者认为社会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他们关注社会群体性事件中冲突主体的社会地位、冲突的形式、冲突发生的领域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风险。“群体性事件的冲突类型主要是经济型直接冲突和社会型间接冲突。”[1]冲突的内容是围绕利益而展开的[2]。参与冲突的主体多属于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角[3]。由于社会结构转型引发社会分层加剧,涌现出大量的诸如贫困农民、城市失业和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问题[4]。弱势群体由于其贫困性、边缘化、被剥夺感强烈,他们容易成为“木桶中的短板”,一旦遭遇严重分配不公,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结构的研究视角

  由于转型期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兼具政治、法律双重属性,导致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处在为与不为的两难选择之中[5]。一旦公安机关警察权运用失当,群体性事件将会朝向暴力、恶化发展。在这两难选择中,“公安机关要通过角色规范和处置指挥规范、指挥方式调整等手段,避免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的行动失调”[6]。杜芳从市民社会建立的视角分析宪政体制下,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市民社会的羸弱,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动态博弈均衡的缺失,引发两者之间的矛盾[7]。王学俭教授认为正是公民组织的匮乏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爆发前和爆发中政府与民众对话的困局,恶化了群体中的一些非理性行为[8]。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卷入让人们更为关注政府尤其是行政机关。于建嵘直接将泄愤事件的发生归结为国家(政府)管治的困境[9]。

  (三)互动的研究方法

  群体性事件主要围绕政策而展开,政策主体与政策对象之间的互动具有非规范、暴力的特性。郭雪松和朱正威运用社会竞技场的模型分析得出,社会群体在社会进行的资源动员行为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因素,所以要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对这一行为的控制[10]。

  学者们的分析,为我们认识和疏导社会冲突、社会矛盾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指导。当今中国处在转型期的特殊背景下,社会结构断裂和利益分化都无疑增加了群体性事件的复杂性,使“事件从酝酿到发生、发展具有鲜明的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的特征”[11]。运用线性分析解剖具有无序化、不确定性、非线性特征的群体性事件,存在将问题简化的嫌疑,这不利于我们深入认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本文将借鉴关注无序化、不确定性、非线性的多源流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进行剖析,便于我们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宏观、清晰的把握。

  二、社会群体性事件的三重源流分析

  多源流理论是美国学者金登在对科恩、马奇的垃圾桶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政策活动的分析理论模型。多源流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更加强调政策活动中的无序化、非线性化。金登认为政策活动中存在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大源流,这三条源流是相互独立、互不相交的,但是这些分离的源流在关键的时刻汇聚在一起时,政策之窗就打开了[11]。多源流分析突出强调无序性、不确定性、非线性对政策过程的影响。群体性事件同样具有无序性、不确定性和非线性的特征,所以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群体性事件是可行的。通过对2008年以来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可以将群体性事件中的变量归结为以下三大类。

  (一)问题源流

  问题源流是指问题从产生、扩大以及产生集体行动的需要。问题利益矛盾的表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任何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偶发事件是已存在的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社会问题多围绕民生而产生,并且存在社会公正缺失。这些关系民生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及时、有效地解决,经过长期的酝酿之后,就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爆发。河北定州的“6?11”事件、陇南事件在事件爆发前,群众长期多次上访、反映,都被当地政府压下冷处理,这导致问题强度逐渐加大。媒体和互联网上信息的传播将问题放大,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信息网络使问题的传播产生涟漪效应,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扩散和放大。“官方在信息传播中的缺位,使信息传播的主导者变成了社会公众,为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提供了时机。”[12]问题越被放大,越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聚焦。公众对某项社会问题越聚焦,他们越相信参与到集群行为能够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改变目前的不利地位。

  (二)社会心理源流

  社会心理源流是指被剥夺感、不满情绪的形成酝酿的过程。中国2010年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8,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失业、拆迁补偿不公等问题加剧了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社会地位的低下,生活困苦,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当今社会的公权滥用、以权谋私等现象的发生,引发公众对腐败分子强烈的憎恶,这种憎恶感转变为对官员产生仇恨心理。这种对贫富差距、权力腐败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成为一种怨气或者“戾气”。“由于社会比较导致人们在主观上产生了不公正感,或相对剥夺状态,为了表达由不公正感所带来的负面情绪,人们选择了参与到集群行为中。”[13]在社会交往中,社会公众更易于将弱者的处境与自己被忽视、被慢待、被侵犯的经历联系起来,产生情感共鸣,他们受情绪的影响,冒险参加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冲突。再加上社会减压阀的缺失,公众的不满情绪无法得到有效释放,必将会越积越多,成为不断涌动的心理暗流。   (三)政治源流

  政治源流是指政府执政水平、制度规则的成熟度、官民距离等。地方政府的粗放型、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地方的政治生态环境恶化,低水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执法上的不作为、慢作为、违法、粗暴作为引发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将公众推向了政府的对立面。河北定州事件、四川大竹事件等都存在政府的不作为现象,致使矛盾和积怨越积越厚,失信于民。制度规则的功能在于对资源进行有效分配。规则越清晰,对公众的行为规范化作用越强。然而“转型时期游戏规则的多元、模糊或不清,会造成社会行动者一定程度的无序运动。同时,非制度性的参与和非法参与的增加,会影响着社会政治权力运作过程和社会秩序的稳定。”[14]制度规则的模糊性,导致公众无所适从,他们更容易采用非制度化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官民距离体现官员与民众之间的交往状态。官员与民众之间交往密切,我们称之为官民距离近;反之,则官民距离远。在金字塔式的官僚制结构中,高层与基层民众的交往并不密切,与基层群众的距离就越远,社会底层群体越容易产生被社会排斥感、抛弃感。一旦在偶发事件上产生情感共鸣,他们更容易联合起来,对政府进行对抗。问题源流、社会心理源流、政治源流是动态发展的,这些源流会在某些关键时刻汇聚起来,这些关键时刻通常表现为偶然事件的发生。四川大竹事件中女服务员的离奇死亡、瓮安事件中女学生自杀的尸检报告等,这些偶然事件就是群体性事件的触发点。事虽平常,但却能迅速引起公众的情感共鸣,在这种情绪鼓动下,群众会参与其中,与诉求对象或政府发生强烈的冲突,最终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三、多源流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多流治水

  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多源流因素的汇合,基于国家稳定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多流治水”更能产生良好的治理功效。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实现政府透明化

  透明政府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及时发布法律、法规、政策方面的信息。在社会问题酝酿的初期,政府应提高体制的灵敏度,及时发现问题,积极进行有效的信息发布,而不是遮掩、隐瞒,以便于稳定民众情绪。必须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及时将问题的基本情况以及政策、法规公开发布,便于公众全面客观地了解问题。

  (二)促进官民互动,塑造健康的社会心理环境

  要缩小官民距离,必须构建官民互动的机制。除了传统的领导干部到群众中以实地调查的方式了解民生之外,还需开发新的互动机制。政务博客、微博、论坛为官员和民众的交流互动提供平台。政府官员借助这些互动途径,了解民众的诉求,并及时给予解答。这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官民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可以有效地释放公众的不满情绪、稳定民心,树立亲民的形象。政府通过政务博客、微博、论坛发布公共政策,使民众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行为的理性化,营造健康的社会心理。

  (三)推进政策的民主化,提高政府的执政水平

  政策民主是社会公正的体现,决策机制是否能将弱势群体纳入其中,对于避免激烈的社会冲突,起到关键的作用。根据韦伯的平等至上的假设,所有人都有资格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动,也就是让社会公众在决策中有重要的发言权。所以在政策议程中通过听证程序和公开机制引入公民参与,打开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之门,使其权利能够得到政策的保障,实现政策的民主化。通过完善行政问责制和公务员的考核评价机制,整顿公务员队伍,切实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及时解决公共问题,消除群体性事件的隐患,塑造具有高回应能力和服务能力的政府。

转型期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多源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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