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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哲学:哲学观念、主体意识、职业态度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5-05-24

当代中国哲学:哲学观念、主体意识、职业态度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2-0005-07

  哲学界同仁常说:哲学要无愧于时代。但面对当代中国“五百年未有之新局”[1]的昌盛国运,我们却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愧疚。“迄今为止我们尚未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和哲学著作,哲学缺乏原创性”[2]。为什么无数聪明才智投入,却产生不了在哲学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成果?应从何处着手,才能切实改变目前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格局中处于边陲的落后状况?除学科制度等外在因素外,有必要反思我们的哲学观念、主体意识和职业态度。

  一、哲学观念

  中国原本没有“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今天我们所持有的哲学观念,并不是一种具有明确理论形态与严谨逻辑内涵的哲学观,而是由一些哲学界说所构成的、有关哲学的基本理念。这些基本理念或源自西方哲学,或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形成于中国学者的思考,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各有侧重,逐步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同,因此也深刻影响并制约着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这些哲学观念大致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

  其一,“哲学是一门科学”[3](p.25)。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中没有系统的理论科学,没有名为“哲学”的专门学问。哲学作为中国科学学科制度中的一个独立门类,仅是20 世纪初的事情。

  其二,“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4](p.1)。中国人放弃中国知识体系固有的经、史、子、集分类而建立现代学科制度及哲学学科,既是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革故鼎新之举,同时也使自己面对如何在现代学科制度下继承、宏扬中国文化的严峻问题。将“哲学”界定为“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既符合西方哲学的一般特征,也赋予中国文化的经典以一种说得过去的现代形式,于是成为中国哲学界对“哲学”的基本认识之一。

  其三,“哲学是寻根问底之学”[5]。“哲学是形而上学”,“形而上总体的问题就是零点问题、原始问题、本原问题、本真问题”[3](p.45);“哲学是讲道理的科学”,“科学是知其所以然的系统认识”[6]。孕育于西方文明的哲学同科学“原本为一家”[7]。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实际开展哲学研究,必须一一辨析清楚。上述几个源自西方哲学的界说告诉我们:哲学与科学都以知其所以然的知识体系把握万事万物之究竟;区别在于:哲学探索惟有思考而不使用任何仪器设备,其所把握的事物根本是形而上的本体、本原;科学借助仪器设备开展实证研究,所把握事物的根本是事物固有的物质性质、运动规律。

  其四,“哲学是世界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8]。这种观点不为某些强调“哲学来自好奇”的西方哲学家所认同,却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开花,为中国学人所接受,成为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主流观念之一。可以说,这并非只是政治因素使然,而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在中国,“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9]。中国学者历来强调“行胜于言”,同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p.57),具有相同的哲学境界。

  单独看上述哲学界说,都有着确实的根据,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哲学”的性质或特征;可综合而成的“哲学”的观念,却误导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在这哲学观念中,“哲学”是世界观,也是科学。世界观能否同时也是科学?国内学界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与论证。但世界观与科学具有不同的性质、功能,却是客观的事实。世界观的核心是人们终生不渝的信仰、信念,当今世界大多数人――包括很多著名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等――都以某种宗教为自己的世界观。科学的理论则在探索中发展,今天的真理可被明天新的发现所否定。世界观决定人的生活目的。科学是人实现其生活目的的工具。世界观提供人们判断善恶是非的价值标准。科学理论则具有价值中立的特点。一种哲学如确认自己是世界观,其主要任务就应当是如何“改变世界”,即如何使哲学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变革世界的物质力量,使现实世界哲学化。一种哲学如确认自己是科学,其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认识世界”,即如何发展学科已有知识,完善有关客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照西方哲学的传统,哲学是科学的科学――以形而上方式叙述对世界“知其所以然”的系统认识体系。马克思的哲学是世界观,也标志着西方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者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以区别于“理论的唯物主义者”――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明确自己的“新唯物主义”不再是以往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哲学,不需要诉诸某种物质本体以解释世界,只需要在变革世界中实现自己。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忽略了马克思哲学的这一精髓,误以为哲学是世界观与科学的统一,强调要以对客观世界“知其所以然”的系统知识来指导人们变革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愿望很好,但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结果,日益现代化的世界以无止境的发展、演进为特征,不断产生新事物、新问题、新思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细,每一次认识的进展都意味着开拓出新的未知领域,个人综合把握所有科学学科的进展几乎没有可能。人类对客观真理的探索越来越表现为没有止境的过程。于是,作为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科学的科学――也日益分化,形成不同学科领域的形而上学,如政治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数学哲学、化学哲学、信息哲学等。当代中国哲学没有放弃作为世界观的承诺,却不能不在追求客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推卸这一责任,自觉不自觉地步入不再关心普通民众世界观问题的学术象牙塔。学科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哲学的“科学”地位,哲学成为普通人难以问津的高深学问。哲学研究日益成为遵循现有范式的知识生产,哲学学科俨然学科知识的生产线。不再关心广大民众世界观问题的哲学研究,必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哪里还会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著作与原创哲学思想?   二、主体意识

  本来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是中国人的世界观。目前并没有一种名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哲学。并非中国现有哲学资源已经满足十三亿中国人的精神需要,中国人不再需要一种属于自己的哲学,而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在自己的哲学观中迷失了自己,忘记自己是谁,应当做什么。

  真正的哲学是什么?雅斯贝尔斯将世界各国的大哲学家分为三类: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思辩的集大成者和原创性形而上学家。其中,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作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鹤立于所有其他的哲学家之前和之外”,“是最具有根源性的哲学家”,“强大的哲学思想运动的基石”。在他看来:“哲学学科成立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有思维”,“哲学是询问自我的思维,它区别于科学的思维方式乃是将思维本身作为一个根本问题”[11](pp.618);在凝聚古今人类智慧的哲学世界,为人类的思想确立范式,要比运用已经被思想范式所规范了的思想去认识世界乃至把握世界,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正所谓知人则哲。

  何谓思想范式?思想范式是规范人的精神世界的原始范型。人类起源于自然界的生物进化,人人有必须满足的物质需要;文明秩序要求人们摆脱本能的驱使,以文明规范为“应当”。惟有在思想范式的引导下,使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建构起超越意识与现实价值追求的紧张,作为生物个体的个人才得以适应文明秩序,成为文明的个人,即当代人类学所强调的:“成为人类就是成为个人,我们在文化模式的指导下成为个人”[12](p.60)。不同思想范式塑造了不同类型的精神世界,也就塑造了不同的人――“这四大思想范式的创造者真实性的内涵是对人类基本景况的体验以及对人类使命的澄明。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实现了人类终极的各种可能性,但在内容上并不一致”[11](p.194)。思想范式确立的时代即“轴心时代”――以“没有特定信仰内容的标准”[13](p.132)为世界历史之轴心的时代,形成世界诸主要文明的特殊个性以及确立世界诸文明的基本格局的时代。历史上阐述这些思想范式的最初文本,也就成为了世界诸文明各自的经典。思想范式使具有无限可能的人类思想具体展开于特定的方向,也因此使具有无限可能的人类思想进入特定领域。思想范式的创立者始终对思想的极限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对形而上学的思辩、自然科学完全没有兴趣。对他们来说,有更广阔的领域是他们根本不愿去知道的。他所强调的无知却是他们的根本界限。在知识无法达到的地方,不应等浪费时间做没有结果的思考。甚至在重要的问题上,知识也不是必须的,如果灵魂的救赎不完全依赖于它的话”[11](p.193)。为思想范式所规范的思想,则形成特定方向的无止境扩展。中西哲学都是努力向自己思想极限处推进的理性探索,只是它们的方向、领域不同,各有所长与局限。

  苏格拉底、耶稣所创立的思想范式将思想明确划分为信仰与理性两个领域,基督教信仰负责建构精神世界的超越秩序与现实秩序的紧张关系,理性则获得这种紧张关系之上的充分自由。作为理性探索最初形式的西方哲学,探究宇宙万物人生追根寻源,力图讲出宇宙万物人生“是怎样”的道理;这种道理诉诸本体――宇宙万物所以产生的本原、根据,表现为对事物、世界的“知其所以然”的系统认识。另一方面,有关宇宙万物人生“是怎样”的道理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现实,却不能引导人们形成具有普遍性的、超越现实价值追求的精神追求。本体一旦超越现实,就只能演变成作为基督教信仰对象的上帝。讲道理的西方哲学一旦实际涉足道德教育,就无法讲出让人人都心服口服的道理――道德教育的可行,在于人是理性的,讲道理,也服从他能够真正认同的道理;道德教育的困难,在于“道德义务不以获得某种相应权利为前提,而以或多或少地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14](p.32),道德教育的道理要让人自觉牺牲某种利益,就必须理由充足,让人心服口服。问题是,按照讲述宇宙万物“是怎样”的道理的逻辑来讲述让人牺牲某种现实利益的道理:你是“人”,就应当或必须做出这种牺牲。但“人”是什么,只是讲道理一方的规定,并非确凿无疑的事实。现实中的人却多种多样,人的利益也实实在在。听讲者不能不疑问:你是谁?凭什么这么规定“人”?有科学根据吗?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西方文明也藉此而“动力横绝天下”,但西方哲学、科学的知识一旦进入道德教育领域,就变得软弱无力。西方文明以基督教为本,所以又称基督教文明。上帝权威毋庸置疑,宗教信条天经地义,西方人的道德教育因此成为可能。千百年来,西方社会的道德教育以宗教为根基。“十戒是西方社会基本道德规范全部或部分的来源”[15](p.442)。追根溯源,“宗教植根于一个基本的人类学事实:人类有机体对生物本能的超越”[16](p.61)。由此也形成西方知识体系的基本格局:中世纪时期,“哲学家以理性为依据,而神学家则恃信仰的作用出发”;“哲学在于使我们认识外物之客观的现象”,“理智的知识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我们在现世中对于上帝所能有的最高的知识,就是知道上帝超于我们一切的拟想之上”;近代以来,政教分离,宗教成为独立于政治、哲学、科学之外的独立领域,仍然是“哲学家以理性为依据,而神学家则恃信仰的作用出发”[17](pp.33110)。

  孔子创立的思想范式顺应人类思想的理性品性以及中国文明固有的人文关系,完全依靠理性建构中国人精神世界中超越秩序与现实秩序的紧张关系。本来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是中国人的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讲述人作为人而如何成为人的道理。这种道理有自己最基本的逻辑――讲道理与听道理的人都既在文明中成长成人,有些问题便不言自明,无须论证。这种逻辑来自中国先哲对人性的“本质的澄明”。正所谓“知人则哲”。唯物史观揭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0](p.72)。人在文明社会中出生、成长,随年龄的增长,文明社会通行的善恶观念、价值标准必然通过种种文化形式,如神话故事、历史传说、谜语对联、节日庆典等,悄然潜入他的头脑,形成“人”的基本意识并由此深刻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论语》最先彰显这一逻辑,只讲何谓君子,何谓小人,如何成为君子,不讲人为什么要做君子,人为什么一定不能做小人。孟子将这种逻辑表述为“人性本善”。在此基础上,中国哲学以心与身、性与命、君子与小人、小我与大我等范畴凸显超越意识与现实价值追求的紧张,以不脱离现实生活的方式彰显中国人超越现实利益的精神追求,引导中国人逐步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因此,冯友兰先生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习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而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18](pp.85105)。对此,已故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特指出:“在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中,超越秩序与现存秩序之间的紧张是用相对世俗的术语表述出来的”[19](p.309)。数千年来,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却有着自己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人生信念,不以上帝主宰的天国为自己精神的最终归宿而以“家国天下”为自己精神追求的最终归宿,所谓“千秋家国梦”,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由此,中国人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即按“经史子集”分类的知识体系。“经”即中国文化的经典,亦为儒学经典,阐明中国人以为天经地义的人的真理,论述以良知为本的人的原则――仁、义、礼、智、信,表述中国人即以良知为本的自我意识即中国人的“人”的意识。“史”记载中国人――以本于良知的人的真理为生命准绳的人――的历史,为中国文化的终极评价体系,并非以探索历史规律为目的的历史科学。“子”即百家之说,记叙中国人的精神探索。“集”为诗歌、小说、散文、笔记等所结文集,展现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中国知识体系没有分科的学问,所谓“文史哲不分”。优秀的哲学作品既包含朴实无华的人生哲理,又文辞隽永,意境深远,有文学作品的美感与诗意、历史文献的强烈历史感,如诗歌朗朗上口,如文学深切感人,有神话的奇思妙想,有儿歌的天籁纯真。同时,孔子所创立的思想范式“从来没有过对无限的事物以及不可知事物的冲动”,而“这两个问题足以让伟大的形而上学家耗尽毕升的精力”[11](pp.138139)。主要关注人生与人心的中国哲学也就少有探索宇宙万物之究竟的冲动。两千多年来,中国哲学作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有效承担着道德教化的社会职责,成功塑造了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但没有成为孕育科学的摇篮,没有发展出系统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逻辑学。   近代西方哲学发展伴随着理性探索及其后果――启蒙运动、现代科技、对现代性的反思等,最终仍归宿于西方文化的固有思想范式。启蒙运动解放了为中世纪宗教信仰所压抑的“人性”,现世生活不再是达到未来美好永恒境界的过渡,人人享有追求现世幸福的自由与权利;人们以上帝的名义构筑起保障这种自由与权利的政治秩序;科学技术进步迅速推进了社会的现代化,日益开发、满足着人类的各种需要;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进一步肯定西方理性的近代探索:现代性乃理性精神,其核心是主体性,将人的形而上学追求推向顶峰。但是,随现代性的展开,本能欲求的满足越来越成为人生幸福的代名词;人们追求这种幸福的自由与权利越来越演变为要凌驾于一切文明秩序之上的绝对权威;原本上帝允诺于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演变成“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反抗精神诸神的革命,感性的冲动脱离了精神的整体情素”[20](p.182)。孕育、成型于数千年基督教文明的“人性”濒临崩溃。荣格发现:“现代人已经失去了他中世纪的同胞所拥有的形而上的安全感与确定感”[21](p.106)。世界的荒谬、荒诞与人生的虚无、恐惧成为法国哲学萨特思考的主题。舍勒强调:“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于自身如此地困惑不解”[22](p.2)。西美尔发现:人格概念的实质结构在实用主义思潮中被经验量化,人的本质已无从勘定[23](pp.2223)。胡塞尔提出:“科学的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唯一有意义的斗争,是在已经崩溃的人性和尚有根基并为保持这种根基,或为寻求新的根基而奋斗的人性之间的斗争”[24](p.28)。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传统中那种以逻辑规定的语言追求普遍(即终点),通过“抽象-建构”来设定普遍性原理的形而上学模式,已经为很多当代西方哲学家所不满并被否定,正如法国哲学家于连指出的,“西方哲学离开智慧太远了,失去了理性应有的创造力”[25]。“由若干思潮汇合而成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的最突出的哲学成果是对自柏拉图以来西方的主要哲学传统展开多方面的重大的抨击。该传统的整体计划是理解和阐述基本的实在,如今它被指责为一场徒劳无益的语言游戏、一种持久的却注定要失败的逾越其置身创造的精心虚构的努力。更尖锐的是,人们指责这样的计划是内在异化和等级压迫的――思想上的专横的做法,这种做法造成了存在的和文化的贫乏,并且最终导致对自然的技术专家政治论的统治以及对他人的社会-政治的统治”[26](p.438)。西方近代的理性探索已经走得太远了,危及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危及西方人作为人的存在。理性重新归宿于信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宣称:“哲学到此结束”,“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27](pp.13061307)。

  “中国哲学”如何失去了自我?有必要简单考察中国哲学的过去和现在。知人则哲。“中国哲学本是出自忧患意识的生活智慧”[28](p.24)。无论作为中国思想范式创立者的孔子,还是后来众多著名中国哲学家,孟子、朱熹、周敦颐、戴震等,都曾是普普通通的教师,从事文化传承与人的道德教化工作,就是说,他们是从道德教育实践中,从无数普通教师中产生出来的哲学家。中国的教师普通而又不普通。师者,人生之师,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文化传承寓于知识传授之中。时代变革,思想动荡,广大民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精神归宿问题即“人生与人心”问题,又立即成为他们日常教学所面对从而他们必须思考、解答的首要问题。可以说,这些普通的教师都是潜在的哲学家,或者说,他们都是从事理性探索的专业哲学工作者。一代代引领时代潮流的中国哲学家,就是在这种广泛而普遍的思想探索与宽广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同时,也正是由于一代代中国哲学家始终深入道德教育的社会实践,使他们能够立足各自时代的客观实际,与时俱进,秉承中国思想范式,不断吸收外来思想,突破既有观念,使中国哲学的理性探索始终保持强健生命力,始终有着向其极限推进的强烈冲动。近代以来,中国文明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被迫进入现代化进程,接受西方人对精神世界的分类框架,建立根据西方学科划分法而确立的现代学科制度。这并非个别人的失误,乃是客观形势使然,但也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哲学理性探索的方向。原本文史哲一体的中国知识体系被划分为哲学、历史、文学等不同学科,哲学成为有关探讨宇宙万物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之方法的科学,道德教育的知识主要由哲学门下二级学科伦理学所提供,伦理学知识则从属于更高一层的、有关宇宙万物人生之普遍规律的哲学原理,中国哲学经典《论语》成为在知识层次上大大低于哲学原理知识甚至伦理学知识的道德箴言,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了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哲学成为科学,哲学家成为从事专门知识研究和生产的科学家。无论是哲学原理还是伦理学方面的专家,都专事基础理论研究,不参与实际的道德教育工作。面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是普通教师的事情。他们负责将伦理学家确定的教学内容传授给学生。可叹近两千年多年来成功承担道德教育职责的中国哲学智慧被弃如敝履,在西方道德教育领域一直只是纸上谈兵的哲学门下的伦理学,却在为中国道德教育提供着最基本的理论支撑。正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无疑,面对道德教育软弱无力、缺乏实效的现状,从事道德教育的普通教师也大都会去思考、探索,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形成于现行学科制度的规训,思想探索也不能不服从哲学家与伦理学家的“话语权力”,展开于哲学家、伦理学家所设定的方向与命题,难以产生有意义的突破。我们常说:实践出真知;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标准。无论学科制度怎样影响中国哲学的思想探索,一旦中国哲学家长期脱离道德教育实践,中国哲学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向自己思想极限推进的条件甚至动力。长此以往,中国哲学不能不因缺乏真正有意义的理性探索而陷于停滞,其思想境界自然无法与不断向自身思想极限推进的西方哲学相比肩。中国哲学同世界哲学拉开了差距。现在,“中国哲学界的整体水平尚缺乏与世界哲学对话的能力,在整个世界哲学格局中还处于边陲地位”[29](p.273),并非当代中国哲学家缺乏当代哲学知识或是自然科学、数学方面的基础与训练,而是中国哲学离开了自己思想源泉的实践,理性探索不能随中国的发展而推进(在这方面,新儒学最为典型。新儒学的思想家大都接受过完整的西方教育,一些人还曾受业于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对西方当代哲学各个流派都很熟悉,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入的了解,但他们不参与建设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社会实践,虽有很多深刻的见解与独到的认识,却终归不能形成对于现实世界具有普遍影响的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并不缺乏世界上最新的哲学概念以及有关最新哲学命题的探讨,但主流意识仍滞留于当代哲学所反思的近现代,以至形成一种看似反常其实很正常的不合理现象:方方面面都强调要“充分吸取世界哲学的优秀成果”,却又都无视世界哲学发展潮流:很多世界著名哲学家一再讲哲学终结了,我们仍要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各国哲学家早已否定以统一于一个基本原理的知识系统叙述宇宙人生之究竟的形而上学,我们这里仍要以普遍主义视野追寻天下普遍之理,要用几代人去建构更为完整严密科学的哲学体系[30]。有学者说:“哲学的危机在于哲学常常在做着非哲学的事情”[3](p.6)。现在看,哲学的危机可能反倒是哲学只做某类哲学的事情,即哲学为某种哲学观念所局限,将自己限定为某类哲学,对这种哲学范式视野之外的问题一概贬为非哲学问题,以至无视社会需要,已为生活边缘化了还不知要反思自己。   中国人要有自己的世界观。科学技术、思想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并没有改变中国文明的非宗教性,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1](p.4)的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国广大民众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还不能在自己现实生活中践行人类文明中最先进的共产主义信仰,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也还只能针对少数先进分子,如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教授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精英阶层,尤其是在中高级干部、中高级知识分子的阶层里,他们应该比较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工作的重点在这里。这些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是十分理想”[32]。毕竟,信仰并非只是单纯的、主观上的相信;有信仰,就意味着不仅确信而且在自己现实生活中实际践行自己所信仰的原则。无论当代中国哲学怎样理解哲学或哲学的使命,客观上已经被现实生活赋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社会职责,必须首先研究、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即世界观问题,为亿万中国民众提供能够作为他们生活信条的哲学思想。中国先哲创造的思想范式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的精神只能归宿于中国哲学所建构的意义世界;中国人所需要的哲学,并非能够透彻解释宇宙万物的艰深理论,而是像《论语》、《孟子》、《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那样能够安顿中国人的人心,引导中国人的人生,通俗易懂,每个中国人都能在自己生活中身体力行的哲学经典。高清海先生在生前最后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我们以马克思的哲学为指导,对于这类具体问题也仍然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回答和解决”[33]。语重心长,凝聚中国哲学学者一百年来的苦难与追求、困惑与探索。

  中国哲学要重新成为世界哲学界的重要成员,必须继承先哲创立的思想范式,重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超越意识与现实价值追求的紧张关系。当代世界文明的基本格局与中国文明仍为世界诸文明中唯一非宗教性文明的客观现实,说明先哲创立的思想范式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代人类的思想。当代中国哲学落后于西方哲学所引领的世界哲学,并非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低于西方社会――这种状况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指日可待;关键是中国哲学失去自我。改变中国哲学的落后状态,不必空谈如何吸取世界哲学的优秀成果,只须继承先哲创立的思想范式,重新肩负起建构中国人精神世界超越意识与现实价值追求的紧张的社会责任,在探索如何有效解决当代中国人的“人生与人心”问题的实践中,将中国思想推向其当代极限。当中国哲学重新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当中国文化重新成为中国人的文明教化即道德教化的形式而不只是供摆设与出售的商品,当中国文明重新跻身世界先进文明,世界哲学界自会关注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哲学,中国哲学著作自会产生世界影响。

  三、职业态度

  当代中国哲学要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成员,哲学工作者首先就应当像中国古代哲学家那样从事哲学研究:“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9],在个人生活中身体力行自己哲学研究中所认定的哲学。

  “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宗旨。“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0](pp.5859)。马克思在这里表述了自己对哲学、真理、人生的基本态度。马克思的哲学是世界观。在他看来,讨论一种世界观是否为真理,前提是认定这种世界观是真理的人是否在自己生活中实际践行这种真理;如果你不打算遵照自己认定为真理的世界观去实际生活,讨论你所说的世界观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也就没有意义了。

  “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中国人的人生信念中,仁是位置最高、意义最重大的核心价值。仁由二人组成。仁的原则来自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封建社会,这种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仁相应表现为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同时,仁的原则作为由人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的应当,可以对应社会生活中任何复杂关系:教师与学生、医生与患者、商家与顾客、生产者与消费者、企业家与职工、政府与人民、作家与读者、影视与观众……。在这意义上,仁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可以随人类文明发展而无限扩展。中国哲学承担了解决中国人的“人心与人生”问题的职责,中国哲人就有责任在自己人生中实际践行自己的哲学信念,“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就像学生就要好好学习,老师就要教书育人,工人就要认真做工,为官就要为人民服务,当兵就要上战场,医生就要治病救人……天经地义,不言自明。

当代中国哲学:哲学观念、主体意识、职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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