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用距离、话语礼貌与翻译中的礼貌原则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2-0137-05
一、社会语用距离与话语礼貌
礼貌是交际双方社会语用距离的特定反映，而社会语用距离无疑又是交际双方礼貌策略运用和话语礼貌在篇章文本中通过文字表征的决定因素。话语是否礼貌不完全取决于其直接与间接程度，而在于交际双方对动态语境的把握是否确切，即：发话者与受话者对交际过程中双方语用距离推定的一致程度，一致程度越高则话语礼貌程度越高；一致程度低则话语礼貌程度低。 Verschueren认为语言使用过程是使用者处于语言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上不断进行顺应性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既包括语言形式又包括交际策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话语的礼貌程度[1]（P55～56）。人类之所以可以进行语言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语言的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指语言使用者能够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进行灵活的变通，从而达到交际目的[2]（P91～95） 。
王建华认为语用距离是指交际双方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所感知和确认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可用语用亲密度（intimacy degree of pragmatic distance）来描述[3]（P25～31）。把这一概念放在整个社会范畴内考察，则会产生社会语用距离，即：交际双方在感知和确认彼此关系时受到既有社会因素的制约，包括社会权势、亲密程度、文化差异和个性特征等。社会语用距离具有客观性和相对稳定性，是话语交际中的既定因素。交际双方往往根据以上四个变量来感知和推断社会语用距离（social pragmatic distance）或称作初始语用距离（initial pragmatic distance）。发话者在当时社会意识形态下，根据双方社会权势与文化差异，同时参照受话者的个性特征推定彼此间的社会语用距离并进而推断交际语用距离。交际语用距离（ongoing pragmatic distance）是交际双方根据社会语用距离及交际话语所推定的语用距离。交际语用距离具有灵活性和可协调性，是交际双方根据语境变化以及各种主客观原因做出的策略性调整，调整目的是为了实现话语礼貌。社会语用距离和交际语用距离并非绝对对应的两极，而是相互交叉并可能发生重合与转化。二者关系的变化取决于交际前后发话者与受话者对彼此语用距离的推定、执行与调整，即参照社会权势、亲密程度、文化差异和个性特征等对社会语用距离的推断，并根据社会语用距离而初步拟定的交际语用距离（包括语言形式和交际策略）；交际发生后，交际双方对语用距离进行再一次的推断和调整，依据是首次推断的一致性。若交际语用距离的推断完全一致，则交际发生后社会语用距离与交际语用距离重合；反之则需要重新推定交际语用距离，而二次推定的参数具有不确定行，需要依赖动态的语境变化和双方具有的独特社会心理因素，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如图1所示：
交际双方A与B处于既定的社会语用距离，即双方相对而言的社会权势、亲密程度、文化差异和个性特征等；话语发生前双方对语言形式和交际策略进行初步推断，形成各自交际语用距离A1和B1，这一推断过程基本建立在共同的社会语用距离基础之上，并受自身心理认知因素和个性特征的影响；A1/B1形成之后双方进行首轮会话，产生了具体的语言接触，并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A1∪B1或者A1∩B1。
A1∪B1：发话者与受话者根据社会语用距离对交际语用距离所做出的推断基本一致，A1与B1 重合，则双方的语言形式和话语策略都可为对方所接受，话语的礼貌拟定成功，交际顺利进行。
[JP+1] A1∩B1：发话者与受话者根据社会语用距离对交际语用距离所做出的推断存在差异，A1与B1部分重合，交际双方采取不同的语言形式和话语策略，话语可能会欠礼貌，并由此使交际受挫；交际受挫后，双方对交际语用距离再次进行推断，并开始第二轮会话；这时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情况一：交际的一方主动调整自身交际语用距离，顺应对方，使话语礼貌程度增强，交际顺利进行；情况二：交际双方均维持初始交际语用距离，并保持使用相应的话语形式和交际策略，礼貌程度再次降低，并导致话语冲突加剧。如：[JP]
例（1）：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A1 “阿！闰土哥，――你来了？……”
……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B1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A2）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B2“水生，给老爷磕头。”
B3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不得了，知道老爷回来……”
A3 “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
B3 “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 （引自鲁迅《故乡》）
这是鲁迅《故乡》中作者A见到闰土B时的一段对话（通过上下文可知，作者母亲与作者的态度、立场几乎完全一致，可视为作者二次言语的代言人）。A对B到来的期盼十分急切，幼时一起玩耍的情景已历历在目，因此表现出溢于言表的激动。从前文叙述可知，A早已视B为自家兄弟，没有社会等级与权势差距的概念。这种社会语用距离初步推定决定了交际语用距离中A与B之间地位平等、语用亲密度高；而B的态度虽然没有具体交代，但在下文的对话中清晰可见。 首轮对话中B的回答表明他与A对双方语用距离的推断出入很大，属于图1中的A1∩B1，且一致程度极低。“老爷”是旧社会一种对上层权贵的尊称，按照Leech的礼貌原则，B的回答无疑是礼貌的，因为B1提高了A的地位，是对对方的赞扬和对自身的贬低；然而B1显然不符合A的期待，礼貌的判定必须依赖与双方对语用距离推断的一致性。因此在B看来礼貌的话语实际上并不礼貌，使得A感到丝丝的心痛。首轮对话发生冲突，源于交际的话语缺乏切适性。接下来的对话中A与B都对话语形式和交际策略做出调整，以适应话语礼貌的要求。
二轮对话中，A2是A根据首轮对话的冲突，对交际语用距离重新做出推断，然后采取的调整策略。A针对“老爷”的称呼，在二论对话中没有采取任何语言形式，保持了沉默，表明A采取顺应策略，认可B在首轮对话中的交际语用距离；B则继续坚持原语言形式和交际策略，并进一步遵照“自卑而尊人”的社会等级观念，丝毫不敢有一丝僭越。
三轮会话中，B没有感觉到A话语策略的变化（沉默），或者已知交际语用距离的差异但依然坚持自己的交际策略，这表明除了社会权势、亲密程度和文化差异之外，交际者的个性特征也是影响话语交际的重要因素。三轮对话中，A3 试图根据自身对语用距离的推断改变B的交际策略，但以失败告终。A3认为双方关系应该更加亲密，体现在称呼上则为B称呼A“迅哥儿”而非“老爷”，而B则再次维持自身交际策略，B3表明了B在三轮对话中采取维持策略，交际的继续进行在于A方采取了顺应策略，以沉默的方式接受B的“礼貌”。但对于A方来说，B的话语根本不符合其对礼貌方式的期待，从动态语境、礼貌的切适性及可协调性原则看来是不礼貌的。
话语礼貌的拟定具有可协调性，礼貌原则并非恒定的，它随着社会语用距离和交际语用距离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受到交际双方主观因素的影响，话语礼貌具有动态性（dynamic）和切适性（appropriateness），因而也具有可协调性（negotiability），礼貌原则的把握必须依靠具体的交际语境。
二、动态语境中话语礼貌的可协调性
话语礼貌是交际过程中发话者与受话者根据语用距离推断和把握的，礼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双方交际语用距离推断的一致程度。交际语用距离受到客观和主观语境的影响。客观语境指交际时的客观存在，如具体时空因素和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状况；主观语境指交际者的主观因素，如性格、爱好、情感、语言特点等，尤其是具体心境[4]（P22～26） 。语境因素是一种动态的知识，也是时刻左右交际发生的综合因素。作为交际主体的发话者与受话者，其个性特征是动态语境中的主导因素。交际者对语用距离的不同把握会产生不同的话语策略，彼此的话语策略是否为对方所接受，也成为判断话语礼貌的重要因素。如例1，在相同的客观语境条件下，A与B对语用距离的推断背道而驰。A所期待的“迅哥儿”在B看来应转化为尊称“老爷”，而B所认为的尊称在A看来是一种可悲的隔阂，是双方关系疏远的表现。差异源于双方对交际语用距离的主观判断，包括价值观念的新旧、等级制度的制约程度、个人情感和心理特征等。
语境产生于语言的使用过程和交际双方对彼此间社会语用距离的把握与调整，并随着交际过程的发展与语用距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王建华认为交际者个体是交际的主体，一切影响或可能影响语用距离的知觉和推断以及话语礼貌的确定的一切因素，都必须通过交际主体――交际者个体而起作用，离开了交际者个体，就无从谈交际行为，无从谈语用距离和话语礼貌。个体特征是动态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交际语用距离推断的重要因素[5]（P29～33）。以下以《红楼梦》第十八回中元春省亲时与其父贾政的一段对话为例，探讨动态语境中语用距离与话语礼貌的关系，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例（2）： [元春]又隔帘含泪谓其父曰：“田舍之家，虽盐布帛，得运天伦之乐：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
贾政亦含泪启道：“臣，草芥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大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华，祖宗之远德，钟于―人，幸及政夫妇。只今上体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岂能报效万一！唯朝乾夕惕，忠于原职。伏愿圣君万岁千秋，乃天下苍生之福也。贵纪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懑愤金怀，更祁自加珍爱。唯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
贾妃亦嘱以“以国事为重，暇时保养，切勿记念”等语。（引自曹雪芹《红楼梦》第十八章）
元春与贾政的对话是阐释动态语境中语用距离推断与话语礼貌显现的经典示例，这源于交际双方身份地位的特殊性与双重性，以及个体交际特征的个性突显。双方共有的特征是身份的双重性：元春既是贵妃又是女儿；贾政既是臣子又是父亲。双方如何选择各自的身份进行交际不仅取决于客观语境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交际个体特征的影响。中国社会传统“三纲五常”的社会道德规范紧紧制约着交际双方的话语策略，在这种条件下社会语用距离的推断趋于一致；而交际语用距离的推断则依赖与动态语境，并受交际个体主观因素影响。从第一句话可以看出，元春思家心切，她向往的是“田舍之家”的“天伦之乐”，而不是贵为至尊的皇家生活，因此才叹道“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可见元春的含泪倾诉是一个女儿归省娘家的委屈，话中充满对合家团聚的期盼。这表明元春推断的初始交际语用距离较低，她希望和父亲以亲近的距离抱怨骨肉分离的伤痛和分享一朝团聚的喜悦。而贾政的回答以“启”字开头，仅仅一字就表明他是以臣子的身份向君王告事。接下来的话更体现了其“自卑而尊人”的礼貌原则，这是汉文化中礼貌特征和礼貌原则的集中体现[6 ]（P115～119） ，表明贾政对中国社会道德规范与伦理纲常丝毫不敢僭越。贾政以“臣、草芥寒门、鸠群鸦属”等自称，以“凤鸾、贵人、日月之精华、圣君、贵妃”称呼对方，涉及自身的动词用做“征、肝脑涂地、报效、忠于、伏愿”等，涉及对方的动词则用做“锡、昭、幸及、体贴眷爱”等，尽量降低自己地位，提升对方地位，旨在夸大对方对贾府的恩惠，强调皇恩的浩荡与其作为臣子的感恩戴德。 [JP+1]从首轮会话可见，贾政的“启”事与元春的期待背离，交际语用距离推断存在差异。交际语用距离的推断的不一致势必影响话语礼貌程度的实现，我们相信元春更加期待贾政作为父亲的身份来交流，而非其堂而皇之的官场文章。从最后一句话可见，元春采取顺应策略，接受了父亲首先作为臣子的身份，但对家政的关怀之语，字里行间仍透露出女儿对父亲的殷切关怀。[JP]
[JP+1] 话语礼貌不是绝对的，而是动态的交际语境中双方对语用距离不断地推断和调整，带有相对性和可协调性，而话语交际必须注重礼貌原则的切适性；话语礼貌具有动态性和灵活性，须置于动态的交际语境之中进行研究，判断话语礼貌的参照点应该是交际双方对交际语用距离推断的一致程度，以及在继起交际中所做的调整，任何把礼貌原则绝对化的论断都是有缺陷的，这一认识对翻译研究中的礼貌原则有意义深远的启示。[JP]
三、语用距离与翻译中的礼貌原则
汉英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汉英翻译中礼貌等值的相对性 [7]（ P20～22） ，篇章言语行为的研究同样要遵循话语交际的基本原则，礼貌原则的相对性有助于揭示篇章言语行为翻译研究的科学内涵。语用学范畴内的基本原则可以用来检验翻译中礼貌对等论的合理性与可行性[8]（P46～51） 。语用距离与话语礼貌的关系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参照标准。意义并非由单纯的语言结构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整个语言交际的语境来决定，翻译过程中对话语礼貌的理解必须依赖与交际中的语境因素，而译文中传递的应是原文的语言含义和语言的交际功能，译文应当以读者可接受的形式再现原文礼貌原则。以下引用例（2）的两种英译文，对比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中礼貌原则的实现方式，以及动态语境中语用距离推断在译文中的再现。限于篇幅，译文全文从略，引用译文a为杨宪益夫妇译Yang， X. Y & Gladys Yang tr.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Vol. 1 1994. 杨宪益夫妇译例均出此书。，b为大卫?霍克斯译David Hawkes tr. The Story of the Ston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Vol. 1， 1973. 霍克斯译例均出此书。，以下皆同。
例（3）： 又隔帘含泪谓其父曰：
a. With tears she told him， （Yang， X. Y & Gladys Yang， Vol. 1 p255）
b. The sense of deprivation struck home to Yuanchun as she addressed him through the curtain.
（David Hawkes， Vol. 1 p317）
“谓”字的翻译体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语用距离，杨译 “told” 再现了元春渴望父女对话较亲近的语用距离，而霍译 “addressed” 显然将元春置于高高在上的最贵地位，体现君王与臣子对话的情景模式。区区一字的翻译，营造出两种不同的交际语境，决定了交际双方的语用亲密度。
例（4）： 贾政亦含泪启道：
a. With tears too he replied， （Yang， X. Y & Gladys Yang， Vol. 1 p255）
b. With tears in his eyes the good man delivered the following little speech to the daughter he could not see： （David Hawkes， Vol. 1 p317）
同样，“启”的翻译也体现了译者在自觉选择交际语用距离。 “replied”指一般对话的“应答”，语用亲密度高，而 “delivered the following speech”则突显了贾政和元春是君臣的对话，是极其正式场合进行的“讲演”，是官场的交际言词，非父女之间的问候和关怀。杨译文的处理方式与“谓”字翻译完全不同，“启”是臣下对君主在非常正式场合的用法，而杨译转换为较为随便的 “replied”，这表明译者没有注意到交际语用距离的变化，自然也就改变了原文礼貌原则的拟定方式。霍译表明了贾政的立场选择，但忽视初始交际语用距离，即在开始就改变了交际双方对语用距离的推断。
贾政接下来的一段话出现大量标记话语礼貌的呼语，根据呼语的礼貌级次分类[9]（P16～19），贾政采用了“郑重式”的称呼语，同时遵循汉语文化中“贬己尊人”的话语礼貌策略。杨译与霍译除了语言形式和特点的选择略有不同之外，对礼貌原则的遵循基本保持一致，即通过抬高对方，贬低自己，夸大皇家的隆恩等来体现话语礼貌。但双方同时缺失的是首轮会话之后交际语境的变化和交际双方应对策略的调整，即元春的顺应和贾政的维持。
例（5）： 贾妃亦嘱以“以国事为重，暇时保养，切勿记念”等语。
a. Then it was Yuan-chun′s turn to urge her father to devote himself to affairs of state， look after his health and dismiss all anxiety regarding her. （Yang， X. Y & Gladys Yang， Vol. 1 p255）
b. To this formal speech the Imperial Concubine made a formal replay： ‘Sir， it is of course desirable that you should exercise the utmost diligence when engaged upon business of state， but it is to be hoped that you will take sufficient care of your own well-being whenever not so engaged， and will under no circumstances vex yourself with anxiety on our behalf. ’ （David Hawkes， Vol. 1 p318） 杨译将直接引语转换为间接引语，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本身可以产生不同的语用距离，译者对话语类型的选择主观上影响了原文的交际语用距离。间接引语消除了话语对交际语用距离的体现及判断和推定话语礼貌的直接依据。杨译文在间接引语中加入了 “father”一词，再次拉近了交际语用距离。相比之下，霍译保持原文直接引语的话语类型，且加入 “Sir”一词，保持其对初始语用距离的维持，强调交际者之间是君臣的对话。
李弘、王寅认为语言运用时的情景、体现的功能等应当作为翻译的基础，翻译主要是要译出语句所发挥的功能意义和语用意义，强调语境对于理解和翻译的重要作用；而翻译的一般原则为：当形式、意义和功能发生冲突时，形式让位于意义，意义让位于功能[10]（P35～39） 。张美芳和黄国文也指出：翻译研究的语篇语言学方法是对传统语言学方法的发展，重视语篇分析和语用意义，其研究对象不仅是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而且还涉及语言体系以外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11]（P3～6） 。可见，翻译应该把握语境的变化，捕捉交际过程中语用距离的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话语礼貌策略与表征的变化，并争取在目标语中再现这一过程，努力实现翻译的礼貌对等。
五、结语
综上所述，话语礼貌具有相对性，礼貌原则的拟定必须参照动态的交际语境。话语是否礼貌取决于交际双方对语用距离推断的一致程度，以及交际语用距离的应对策略；动态语境中个体的特性是影响交际语用距离推断的重要主观因素；翻译研究应当注重语言选择对话语礼貌策略的影响，明确话语礼貌拟定的相对性、动态性和可协调性，而译文语言的选择也要体现交际语用距离的差异，实现原文礼貌原则在译文中的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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