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近代“民间社会”问题的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6-0104-05
近年来，西方学界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传入中国，引起学界关注，并有一些学者将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1]笔者在此提出若干粗浅的认识，请方家指正。
一
近代中国的“民间社会”和关于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研究，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
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世界的商品、机器工业、现代企业制度、社会思想、宗教、教育制度等等渐次进入中国。另一方面，国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由思想到实践，缓慢地逐渐展开。
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军事工业，制造枪炮船舰，进而兴办纺织、矿冶等民用工业，以及开办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技能人才的新式学堂，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等。这些举措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早在五十多年前即有论者指出：洋务运动初期所建立的军事工业，由于“已经使用了机器，表示了一个完全的技术变革。因此，这些军事工业的建立，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始出现。而近代工业的开始出现，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生。”[2]这些资本主义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和沿长江的城市中，在这些城市中中国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发展。同时，受洋务运动的驱动及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自19世纪后半叶，中国开始出现以西方教育为摹本的“新式教育”及留学教育，以教师、报刊记者、编辑及律师等群体为主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形成。时至20世纪初，沿海沿江某些都市民间社会形成的基本条件已经初步具备。
以天津为例，清末10年间天津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统计，1902～1911年间，官办、官商合办、中外合办企业增加了31家。其中官办12家；官商合办7家；官督商办3家；中外合办3家。①在此期间，私人资本企业迅速增长，发展到107家，涉及的门类有矿业、机器、纺织、面粉、榨油、火柴、皮革、玻璃、制碱、烟草等。[3]商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也在快速发展。[4]同时，天津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新式学堂纷纷建立。到1911年，天津的新式学堂有：大学堂1所，高等学堂3所，中等学堂7所，男小学堂89所，各类女子学堂23所，其他各类学堂24所；外国人所办学堂6所。[4]（481-487）到1911年，已办有各种报刊数十种，如《大公报》、《北洋官报》、《天津商报》、《竹园白话报》、《天津白话报》、《北方日报》等。其中《大公报》积极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俗，推动社会生活改良，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与这些近代企业、教育事业及新闻媒体为主的各行业紧密相关的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形成，并成为具有现代性的各种社会团体的主要组织者，成为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主体力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概念和理论不断传入中国。“civil society”理论即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引入中国。1992年，邓正来、景跃进发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文中称：“自鸦片战争始，中国现代化便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迟―外发型国家，中国必须在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做出相当幅度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市民社会作为近现代国家的对立物，具有普遍的特性，中国亦不例外。”此文认为，市民社会的“共同特性”，包括“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性关系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等等。”[5]这些观点，引起学界的关注。
虽亦有论者认为，市民社会“始终只是欧洲或者西方的一个社会、政治概念，而从来没有发源于东方”，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市民社会，[6]但相反的观点似乎更具说服力。如朱英根据其对近代中国商会的研究，肯定近代中国存在过市民社会，认为，“清末民初的新型工商社团在组织特点上，已初步具备了市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其诞生“是近代中国新型民间社会雏形开始出现的重要反映。”[7]此外，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的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有学者考察了20世纪初期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认为其为市民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有学者将清末广州地区的集庙议事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例个案加以考察，探索了广州市民社会的一些特点；还有学者考察了晚清上海的私人花园对公众开放后的情况，认为其集花园与茶馆、戏园、会堂等功能于一处，私家园林变成了公共活动场所，反映了上海公共空间的拓展和都市生活内容的丰富；另有学者考察了晚清时期创办的数百种报刊，认为舆论空间是公共领域的本来意义和重要组成部分，众多报刊的信息内容体现了非官方的色彩，属于民间与官方的对话场所，扩张了市民社会的基础；等等。[1]
关于西方学界的“civil society”理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章开沅教授提出，不妨把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个参照系，以改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沉闷格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理论，“可以促使我们从固有的‘线索’、‘分期’、‘ 高潮’、‘事件’等空泛化的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主要载体及其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8]这一论述对于我们如何恰当地对待和运用“civil society”理论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我们可以将“civil society”理论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但并非生吞活剥，而是吸取其中的某些适合中国情况的要素并加以适当的改造。如前所述，近代以来中国出现的诸多现象和事物，诸如工业生产设备与技术、经济运行模式、教育制度，以及各种思想、主义、学术范式――包括“civil society”理论，等等，均自西方世界引入，并在中国演变、发展。如前所述，为许多学者所肯定的近代中国所出现的民间社会，亦是中国在西方世界冲击下社会演变的结果。这其实是“civil society”理论可以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基础或根本之所在。当然，这个理论也与其他自西方引入中国的思想或理论一样，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而应汲取其中的要素，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造，以适应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
由此观之，将西方“civil society”理论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以此作为观察和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角度，或许是可行的，有实际的积极意义的。这正如用西方的交响乐也可以很好地表现中国的故事和情感一样。
二
再来谈谈关于“civil society”一词的涵义和中文译名的选择。
根据邓正来的研究，“civil society”一词的最早涵义可上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所谓“civil society”（即koinonia politike）一词，系指一种城邦。西塞罗于公元1世纪将其转译为拉丁文“societas civilis”，其意不仅指单一国家，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洛克、潘恩等思想家也有各自的 认识。“第一个真正将市民社会作为政治社会相对概念进而与国家做出学理区分的是黑格尔。……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地带，……更准确地说，它是同时与自然社会（家庭）和政治社会（国家）相对的概念。”[9]
如此，在西方，“civil society”一词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也有不尽相同的解释。而且西方各国的发展道路和具体情况也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所谓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模式，甚至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中也难以完全套用”。[10]中国学界在引进、运用这一理论的时候，不妨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我们的认识。
实际上，关于民间社会理论，近年来逐渐为中国学界所接受，一些学者还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具体情况做了新的阐发和解释，而且多位主要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者陆续发表了有关研究成果。如朱英根据其对清末“新型民间工商团体”的研究认为，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到20世纪初期，“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型民间社会的雏形已初显端倪”，这一新型民间社会“一般都是脱离国家直接控制和干预的社会自治领域，拥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其组织内部“主要依靠的是契约规则，而不是靠传统的血缘、乡缘等亲情关系维持”，实行“自愿和民主的原则”，清末新型工商社团在很大程度上已具备了这些特征。[7]闵杰认为，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专题。作为历史实体研究，至少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社会运动，三者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1]上述研究均对笔者有重要启发。
以笔者之见，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具体情况，所谓民间社会，可以指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传统专制政治的逐渐弱化，在官方机构直接管理、控制之外，由民间人士主导的那部分社会生活内容。其具体表现为，民间人士对国家或公共事务、社会问题表达意见，组织或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如办学、办报、赈济、改良风俗、维护自身权益等，以及为这些活动的进行而组建各种社会团体等。以清末天津为例，《大公报》自1902年创办后即成为北方舆论的领袖，其“论说”栏连续不断地刊发民间对于国家政治、各项社会事务表达意愿的言论；②为劝导广大民众改掉迷信、赌博等传统观念和社会陋习，《大公报》还特别设立白话文专栏“附件”，专门刊载批评各种迷信落后的观念行为、劝导摒弃各种社会陋习的文字，阐发现代观念，启迪民智。③同时，天津各界人士陆续建立了商会、天足会、阅报社、体育社等多个具有现代性的民间社团，并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对于推进社会风俗的改良、社会生活的进步以及陈旧落后观念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故笔者以为，所谓近代中国民间社会，或可包含发表言论、组建社团、从事活动等这样互有区别又紧密相联的三个方面，这些社会现象均可视为“民间社会”的内容，而“社会阶层”则是这些言论、活动的背景与基础。
诸多研究者在将“civil society ”理论运用于考察近代中国社会时，“civil society ”一词往往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等不同的译法。笔者认为，或以译为“民间社会”较为妥当。
首先，中国传统社会即有民间社会存在，主要表现为有一些以血缘、地域关系维系的互助性团体、帮会以及慈善救济性质的组织。近代中国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新型知识分子等社会阶层，“民”的构成发生重要变化，民间社会的活动内容和方式亦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其理念、宗旨和组织原则及运作方式，均与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出现了重要区别，这是伴随着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而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化。二者既存在着前后的关联，亦以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注入了新的因素而产生重要区别。研究近代中国，不妨继续使用“民间社会”这一概念，而指出其内容所发生的这些变化。
再者，近代中国，由于专制政治传统的深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欠发达，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公民或市民阶层并未真正形成，其中重要的一个表现是，清末民间社团尚未能脱离政府的控制和干预，达到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天津为例，各民间社团的建立和开展活动多与官方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如天津商会的建立并非完全是商人群体的自主行为。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商会章程》（也作《商会简明章程》）。此后，天津绸缎洋布、钱粮等30余行的61家行董上书商部和直隶总督，要求速立商会，获得清政府商部批准后方得建立，而商会的总理、协理均为具有花翎二、三品顶戴的候补官员。此后，清末历届商会的负责人，包括总理、协理、坐班、会董等，也都有各种官衔或功名。[11]清末天津商会进行的各种活动，或是有官方的号召、支持，或是要禀告官方获得承认，并非是完全自主独立地开展活动。再如，天津县天足会的领导人在建会之始，正副会长即协同拜谒巡警道宪，请巡警协助天足会散发宣传材料，巡警道宪并认捐20元。天足会中有人提议在各交通要道设木架，“上悬奉旨不缠足斜匾”。[12]推进天足活动，要借助朝廷的势力。 这些状况表明，清末的民间社会尚在成长的初期，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若称之为“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名实之间难免有不符之嫌。而采用内涵较为宽泛的“民间社会”一词，既显示了与传统社会的联系，亦可较恰当地表达近代中国民间社会那种既已开始脱离官方控制，但又尚未能完全独立自主的过渡性特点。
注释：
①《清末天津官办、官商合办、中外合办工业统计表（1902年―1911年）》，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2―1267页。其中6家企业性质不明。
②仅1905年1―3月，《大公报》刊载的相关言论即有：《论说?因旅顺俄军降日为中国政府诸公告》（1月5日）、《论说?论中国政治之歧异》（1月12日）、《论说?论女权当令发达》（1月17日）、《论说?论中国习俗之谬》（1月21日）、《论说?中国商务不振之原因》（1月27日）、《论说?维新罪言》（2月14日）、《论说?论吏治宜竭力整顿》（2月20日）、《论说?军人宜特别优待论》（2月21日）、《论说?论支那人急宜破除同乡同年之界》（2月25日）、《论说?论中国之内政外交》（3月6日）、《论说?论林业与水旱之关系》（3月12日）、《论说?论京师禁用私钱》（3月21日）、《论说?中国外交家请注意》（3月30日）等。这些文字多出自《大公报》编辑人员之手，间有来自各地区社会人士的“来稿”；下一注释中的文章亦如此。
③仅1902年7―11月，《大公报》刊载的相关言论即有：《附件?讲妄信风水无益有害》（7月1日）、《附件?再讲邪说不可信》（7月4日）、《附件?讲相面无益为学要紧》（7月4日）、《附件?讲卫生学当知》（7月12日）、《附件?再讲卫生学》（7月14日）、《附件?说中国人信邪坏处》（ 8月13日）、《附件?劝中国人合群保国》（8月19日）、《附件?劝中国人不可看不起外国人》（8月27日）、《附件?开民智非易事》（8月29日）、《附件?说看报的好处》（9月2日）、《附件?浮文何益》（9月23日）、《附件?讲中国文法太深的弊病》（9月29日）、《附件?叹津俗禁械斗群殴》（10月28日）、《附件?叹津俗戒服食奢华》（10月30日）、《附件?叹津俗戒赌》（11月2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