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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实施模式中的企业决策分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5-12-29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实施模式中的企业决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Abstract: For two different main implementation modes of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which are the base mode owned by the enterprise and the mode of ‘farmers, cooperative and enterprise’ in China, the optimization models are built to analyze the decisions of the enterprise as the implementation subject of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including the success rate of implementing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the efforts for the safe food supply and the effect of the loss caused by the food safety problems on the optimal decision variables. And how the enterprise to implement the incentives including award and penalty for the farmers of the cooperative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in the ‘farmers, cooperative and enterprise’ mode are analyze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if the farmers of the cooperative are risk neutral, then the optimal efforts for the safe food supply and the optimal success rate of implementing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are same, and the loss caused by the food safety problems has the same effect on the optimal decision.

  Key words: optimal decision; traceability system; food safety; implementation mode

  引言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基于食品质量安全信号传递机制,披露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的工具,能够对食品供应链全过程的信息进行有效衔接和监控。利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跟踪的信息能够明确食品安全问题的相关责任人,准确、快速地找出问题的根源并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1]。我国自2002年起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陆续开展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试点建设[2-3],随着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峻,推广和加速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当务之急[4]。但就目前分散种植的小农户参与追溯体系的条件缺乏,企业建立可追溯体系的动力不足,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认知度不高等现状来看,结合我国实际采取何种模式实施追溯体系,利益主体的相关决策受何种因素影响,如何协调利益主体间的关系仍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1相关研究述评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实施的利益主体及其行为决策进行了一些研究。Buhr[5]研究认为生产具有质量安全信息的可追溯食品必然会增加企业额外的生产成本。Hobbs[6]研究认为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的概率、市场惩罚和责任成本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实施食品追溯体系。王可山[7]分析认为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提出应建立可溯源的安全责任链。乔娟等[8]认为食品安全追溯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主体态度与行为等不同,是制约食品安全追溯制度顺利实施的主要因素。Van等认为食品可追溯体系是从根本上预防食品安全风险的主要工具之一[9]。Fritz和Schiefer[10]建立了食品追溯决策模型,并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了企业的决策问题。陈婷和吴秀敏[11]认为可追溯制度能够对食品供应链相关主体形成责任激励并且促进纵向一体化的实现。韩杨和乔娟[12]认为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企业可以利用追溯体系识别发生问题的根源,减弱食品安全事件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及时召回问题食品。龚海涛等[13]认为追溯体系的实施是企业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丽杰等[14]分析认为企业规模、预期收益和政府优惠政策是影响企业实施追溯体系投资的主要因素。吴林海等[15]研究认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忧虑程度、收入是影响其对可追溯食品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王慧敏等[16]分析认为政府推动在追溯体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企业实施动力不足,农户参与难的问题。Resende-Filho和Hurley[17]分析了食品加工企业实行追溯的精确度、给上游供应商的支付及其供给安全食品的努力水平。   但现有研究少有结合我国不同追溯体系实施模式,分析相关利益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并且对于追溯体系的三个主要衡量标准[6]3[18]之一的精确度(指确定问题源头或产品某种特性的能力)在利益主体决策行为中讨论的较少。当前我国不同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实施模式主要有[2]46:一是企业自有基地生产模式,即企业以自有基地为依托,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配送、追溯过程在企业内部完成;二是“农户+合作社+企业”模式,即通过主导企业主要是加工企业的内部整合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带动上下游环节进行相应协调,在该模式中企业依靠自身整体优势对农户的资金、技术、生产资料等方面进行支持。本文分别研究了在企业自有基地生产模式和“农户+合作社+企业”模式中,作为实施追溯体系主体――企业的相关决策,并分析了“农户+合作社+企业”模式中,企业如何对合作社农户进行激励,同时将追溯体系实施成功率,即追溯体系实施的精确度作为决策变量引入到企业决策模型中。为我国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及其推广提供了微观利益主体视角的参考依据。

  2企业自有基地生产模式中的企业决策分析

  2.1企业供给安全食品及实施追溯体系的最优决策

  结论1 在企业自有基地生产模式中

  (1)若企业供给安全食品努力的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收益时,企业将付出最优的努力水平;若企业努力的边际成本大于其边际收益时,企业将不会付出供给安全食品的努力。(2)若企业实施追溯体系成功率的边际成本等于该成功率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时,企业将提供最优的追溯成功率;若追溯成功率的边际成本大于其边际收益时,企业将会选择实施追溯体系失败。

  2.2企业最优决策为正值时损失对其的影响

  根据结论1,若企业供给安全食品的最优努力水平以及实施追溯体系的最优成功率水平都为正值时,可知 和 分别是损失 和 的函数。

  结论2 若企业供给安全食品的最优努力水平以及实施追溯体系的最优成功率都为正时,企业实施追溯体系失败时,若企业供给不安全食品概率与实施追溯体系失败率之比(1)在一定取值范围区间时,企业损失对最优努力水平和成功率都有正向影响;(2)大于某一正数时,企业损失对最优努力水平有负向影响,对最优成功率有正向影响;(3)小于某一正数时,企业损失对最优努力水平有正向影响,对最优成功率有负向影响。

  结论3 若企业供给安全食品的最优努力水平以及实施追溯体系的最优成功率都为正时,企业实施追溯体系成功时,企业损失对最优努力水平有正向影响,对最优成功率有负向影响。

  3“农户+合作社+企业”模式中的企业决策分析

  在“农户+合作社+企业”模式中企业通过与合作社签订合同,从合作社农户处采购农产品并进行加工再供给终端市场。此时,企业实施追溯体系成功率 仍由企业自身行为所决定,相应的追溯成本为 。企业将支付给农户固定的合作投资资金 ,包括基本设施建设、专业技术培训指导等。假设企业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原则,安全食品供给完全取决于合作社农户的生产行为。并且当供给终端市场不安全食品时,企业遭受的损失与第2节相同。企业成功实施追溯体系时,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农户要向企业支付一定惩罚额为 ;若未发生食品安全问题,企业将支付给农户一定奖金为 。企业在对合同中 、 、 进行决策时,作为委托人的目标是最小化合作与实施追溯体系的总成本。农户是代理人,企业通过合同条款设计,将使农户生产安全农产品的努力水平满足他们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农户的努力为 及其成本仍为 ,其效用函数为 ,满足 。 是货币收入表示的农户收益。

  其中模型(6)第一个约束条件是农户的参与约束,不等式左端表示农户的预期效用,右端表示若不与企业签订合同,农户能够获得的保留效用为 ;第二个约束条件是农户的激励相容约束,满足该约束能够实现农户预期效用最大。

  3.1企业决策对农户奖惩金额的影响

  结论7 在“农户+合作社+企业”模式中,当固定合作投资资金、企业实施追溯体系成功率以及农户的努力水平各自对应的边际支出等于其边际收益时,最优的农户努力水平、企业固定合作投资资金和实施追溯成功率均严格为正。

  结论9 在“农户+合作社+企业”模式中,当其它条件相同时,农户不与企业签订合同能够获得的保留效用水平较低时,企业决策的总成本就较小,这将对企业采取该模式并实施追溯体系有激励作用,反之则有不利影响。

  4主要结论及启示

  本文分别针对企业自有基地生产和“农户+合作社+企业”两种不同模式中,企业对供给安全食品以及实施追溯体系的相关决策进行了探讨,得到以下结论及启示:

  4.1企业自有基地生产模式中主要结论及启示

  第一,若企业实施追溯体系失败,同时供给不安全食品导致的损失会对企业供给不安全食品的概率与实施追溯体系失败率具有影响。当企业供给不安全食品概率与实施追溯体系失败率相差不是太大时,为避免更为严重的损失而导致的总成本增加,企业会提高生产安全食品的努力水平和实施追溯体系的成功率。当企业实施追溯体系失败率相对于供给不安全食品的概率较小时,企业为避免更严重的损失会更侧重于提高追溯体系成功率,并且为实现总成本最小而降低生产安全食品的努力水平。当企业供给不安全食品概率相对于实施追溯体系失败率较小时,企业为避免更严重的损失会更侧重于提高生产安全食品的努力水平,并且为实现总成本最小而降低实施追溯体系的成功率。

  第二,若企业实施追溯体系成功,但供给不安全食品导致的损失越严重,这将使企业提高生产安全食品的努力水平并降低实施追溯体系的成功率。因为追溯体系实施成功并没有避免供给不安全食品导致的损失,此时企业认为提高生产安全食品的努力水平对其减少损失更为有力,能够实现总成本最小。

  4.2“农户+合作社+企业”模式中主要结论及启示   第一,作为委托人的企业与作为代理人的合作社农户签订合同,企业在成功实施追溯体系时,支付给供给安全农产品农户奖金以及向供给不安全农产品的农户收取惩罚金额。若企业提供给农户的固定合作投资资金越高,企业向农户支付的奖金将越低,向农户索取的惩罚金额越高。说明企业与合作社农户进行合作时投入的固定成本越高,企业会降低激励性的奖金,提高惩罚性的金额,以平衡企业的总成本。同时,若企业规定农户生产安全农产品的努力水平越高,企业向农户支付的奖金和索取的惩罚金额都将提高。这说明为保证农户提供安全农产品,企业会加强对农户的正向或者负向激励的力度。

  第二,企业固定合作投资资金给农户带来的效用不同会导致企业实施追溯体系成功率对农户所得奖金和所支付惩罚额的影响不同。若企业支付给农户固定合作投资资金较高,带给农户较大效用,那么企业提高其实施追溯体系的成功率将会增加农户供给安全农产品所获奖金,降低农户供给不安全农产品所受的惩罚额;若企业支付给农户固定合作投资资金较低,带给农户较小效用,那么企业提高其实施追溯体系的成功率将会降低农户供给安全农产品所获奖金,提高农户供给不安全农产品所受的惩罚额;若企业支付给农户固定合作投资资金介于上述两种较高和较低数额之间,那么企业提高其实施追溯体系的成功率将会降低农户供给安全农产品所获的奖金和供给不安全农产品所受的惩罚额。这表明:根据企业支付的固定合作投资资金的不同,实施追溯体系成功率对激励农户行为将产生总体的抵消作用。进一步分析可知:企业实施追溯体系成功率越高,将使农户供给安全与不安全农产品获得的效用之差越小。

  4.3两种模式的比较及启示

  若合作社农户是风险中性的,则“农户+合作社+企业”模式与企业自有基地生产模式中,供给安全农产品的最优努力水平、企业实施追溯体系的最优成功率是相同的,供给不安全食品导致企业损失对最优决策的影响也相同。但在“农户+合作社+企业”模式中,企业要提供给合作社农户保留效用以促使他们参与合作。因此,在这种模式中合作社农户不参与合作的保留效用越低,企业进行合作所要支付的固定成本越小,会激励企业与农户合作。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对合作社农户进行扶持和补贴,或者对企业实施优惠税收财政政策,不仅可以减轻企业与农户进行合作的成本负担,而且还可以激励农户参与合作,更有利于“农户+合作社+企业”模式的发展。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实施模式中的企业决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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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食品安全 决策 体系 模式 食品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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