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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亲爱的》:陈可辛的悲悯与温情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6-01-22

电影《亲爱的》:陈可辛的悲悯与温情

  经历《投名状》《武侠》《十月围城》的惨淡,从《中国合伙人》到《亲爱的》,香港导演陈可辛终于回归其最擅长的现实题材: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喜人生。并且,这两部电影还有一显著共性,均改编自中国内地颇具知名度的真实故事――新东方创业、彭高峰寻子。在爱情文艺片、喜剧搞笑片纵横天下的华语电影圈,如此贴近现实人生、接地气的电影难免显得“另类”,甚至不禁让人担心其票房成绩。但一贯擅长在“商业性”与“艺术性”“娱乐性”与“思想性”之间寻求平衡点的陈可辛成功了,《中国合伙人》票房突破5亿,《亲爱的》票房亦达到3.5亿,尤为难得的是在取得高票房的同时,这两部电影口碑甚佳。《中国合伙人》用热血青春、激情创业为我们提供了“中国梦”的生动影像,《亲爱的》更被誉为2014最感人的华语电影。

  一、艺术与真实:改编的感人力量

  电影《亲爱的》的故事框架基本来自现实生活――田文军(原型:彭高峰)在深圳经营一家小网吧,儿子田鹏(原型:彭文乐)在三岁多时在家附近被人拐走,田文军从此踏上在漫漫人海中寻子的艰难旅程。曾经被骗子逼得跳河,到后来居然渴望还能接到骗子电话,最终通过微博发帖,有热心网友免费提供线索从而找到儿子。但被拐走三年的儿子已经深深依恋养母李红琴(原型:高永侠),把儿子带回家变成对儿子的“二度拐卖”。质朴善良的李红琴并不知道田鹏是去年因肝癌离世的丈夫杨明富(原型:韩中青)拐来的孩子,丈夫欺骗她说是自己在深圳与其他女人生的私生子。在田鹏被带走后,养女吉芳(原型:粤粤)也被送到深圳福利院,李红琴以吉芳是弃婴为由,坚持要回吉芳的抚养权,但福利院却以要对社会舆论负责、抚慰被拐儿童父母、让孩子有更优越的生活环境等种种理由,拒绝了李红琴的抚养要求……

  韩寒监制的纪录片《寻找失去的孩子之彭高峰寻子篇》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彭高峰寻子过程,陈可辛拍摄电影《亲爱的》最初动机就是想把自己看纪录片时的感动传递出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电影《亲爱的》脱胎于纪录片《寻找失去的孩子之彭高峰寻子篇》,所以,电影《亲爱的》的字幕彩蛋部分出现了《寻找失去的孩子之彭高峰寻子篇》的许多镜头,而且,《亲爱的》的艺术风格也明显地在向纪录片靠拢:线性流畅的叙事结构,质朴无华的人物造型,甚至背景音乐的近似缺席。但电影毕竟不是纪录片的翻版,陈可辛在《亲爱的》中做了不少别有深意的改动――原型彭高峰夫妻没有离婚,电影中田文军和鲁晓娟在田鹏被拐走前已经离婚,离婚后,田文军还是在狭窄潮湿的城中村艰难谋生的边缘人,鲁晓娟则已是衣着光鲜、奥迪代步的高级白领。现实生活中寻子团领袖孙海洋不过是个小生意人,电影中的韩德忠则是曾残忍笑吃猴脑的“土豪”,丢失孩子以后认识到自己曾经的罪孽,虔诚地带领大家一起放生祈祷。电影这两处改动,主要是为了更广泛、更典型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念冲突造就的人生百态。

  但是,《亲爱的》改动幅度最大的无疑是关于李红琴的故事情节。现实生活中寻子团领袖孙海洋就很不理解电影《亲爱的》结尾让人同情赵薇饰演的李红琴这一角色。[1] 其实,如果我们深入比较电影中的李红琴与其原型高永侠将会发现,导演陈可辛经过艺术改编,有意淡化了生活原型身上固有的功利性,并借助虚构故事情节赋予人物形象更浓重的悲剧感乃至崇高感,从而引导观众对李红琴给予更多同情和怜悯。

  电影中李红琴只有养子田鹏、养女吉芳,无亲生儿女;原型高永侠则早有一个已经18岁的亲生女儿。这是一个很细微却很关键的改编。作为“人贩子”的老婆,李红琴是一个极其容易引起观众反感的角色,但由于李红琴“没有”生育能力,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对于丈夫“带回来”的两个“小家伙”,她完全是把他们当自己亲生般疼爱。在丈夫去世以后,我们完全能理解,李红琴是把这一对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养儿女视为活着的唯一意义。所以,两个小家伙被带走以后,李红琴的痛苦、绝望容易赢得观众的普遍同情。而在现实生活中,虽然高永侠对养儿女也是有极深的感情,但由于她拥有自己的亲生女儿,观众就不容易对她产生情感的共鸣。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刚开始的一年高永侠对彭文乐有很深的排斥情绪,原因不难理解,丈夫韩中青告诉她,乐乐是他与别的女人生的私生子,作为丈夫出轨“证据”的乐乐当然不受高永侠待见。后来是因为丧失生育能力的高永侠自己没有儿子,在农村本来就受人轻视,再加上韩家人劝说只要乐乐把自己当妈,在自己的女儿嫁人以后乐乐还是一个生活依靠,想通了这一点,高永侠才真正接受了乐乐,并竭尽所能养育乐乐。显然,现实生活中高永侠有功利、狭隘、算计的一面,但这些在电影中都被编剧、导演有意抹去了。人们也许会理解高永侠,却不容易同情高永侠,但观众会理解并同情对养儿女付出了所有情感和心血的李红琴。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讨回养女粤粤的抚养权,高永侠曾站了25个小时的火车赶去深圳,这还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但这样的付出与电影中李红琴的付出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在电影中,李红琴在警局被告知丈夫是人贩子,不仅养子吉刚要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养女吉芳也要被带走,李红琴突然疯了般地抢走吉芳,在一群警察的追赶下仓皇而绝望地试图逃离,螳臂当车的勇气让人感动的同时也引发观众对人物的悲悯之情,最后,孩子当然没有抢回来,自己还因为袭警被判处监禁半年。其实,即便李红琴成功地抱着吉芳逃离派出所又能怎样呢?身为无权无势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下要与吉芳在一起只能一直逃亡、逃亡……

  作为弱势群体,李红琴的无助和抗争在电影中还有多处着墨:(1)多次到深圳福利院探望吉芳,被院长拒之门外;(2)为了见养女一面,只能偷爬窗台;(3)请大律师打官司,被拒听电话;(4)求小律师援助,付不起高额的律师费;(5)找丈夫的工友作证吉芳是弃婴,人家怕惹麻烦拒绝;(6)为让证人出庭作证,被迫主动献身;(7)律师、证人都有了,法院、福利院却以家庭条件不好、社会舆论压力为由,宁愿把吉芳的抚养权给鲁晓娟,也不考虑给李红琴……这些在现实生活中不曾发生的情节,赋予了李红琴形象更多的悲情色彩。电影中还出现了一个难忘的“煽情”情节:丢失孩子的家长听说李红琴是人贩子老婆,一群人一起围堵群殴李红琴,李红琴不仅没有还手,甚至没有一句辩解自己是不知情的无辜者、现在也饱受失子之痛的受害者,还在家长已经停止殴打的情况下主动向田文军伏地跪拜道歉。如此这般的情节设计,让观众逐渐淡忘了李红琴“人贩子老婆”的身份,只看到一位不惜一切代价只为夺回孩子的卑微、执著的母亲,一个被侮辱、被损害但始终善良、淳朴的底层女性形象。   二、电影主题:悲悯与温暖

  电影中小律师高夏对李红琴情感态度的反转突出表现了陈可辛的悲悯。高夏曾是狡猾并且势利的,在第一次与李红琴见面后,就把她定位为人贩子老婆,之后也是为了赚取高额律师费才勉强答应帮李红琴打官司,但在逐渐深入的接触中,李红琴的善良和执著打动了高夏。所以,当李红琴被丢失孩子的家长围堵殴打,高夏挺身而出化身为李红琴的保护神,并大声质问打人的家长:“你们有想过她的感受吗?”当李红琴由于没有暂住证被拘留,高夏三更半夜赶去赎人,且主动向李红琴归还5000元律师费,并承诺免费援助她夺回吉芳的抚养权。

  陈可辛借高夏之口,说出电影最重要的一句台词:“咱们这个国家,大家就是缺乏这种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的意识。”在笔者看来,电影《亲爱的》就是为了唤醒人们换位思考的意识,并期待观众在换位思考后能给予他人更多的宽容和谅解。在电影的故事情节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立场的艰难、选择的无奈――鲁晓娟离婚,是不认命想过好一些的生活;田文军没有照看好孩子,是赖以生存的网吧有人正在闹事;警察带走吉芳,是怀疑她也是被拐卖的儿童;福利院拒绝李红琴探望吉芳,是为让吉芳尽早适应新生活;高夏贪财,是家里有狂躁症的母亲需要花钱照顾;唐青山不愿出庭作证,是身为弱势农民工怕惹麻烦;法官不支持李红琴抚养吉芳,是维护法律公正;丢失孩子的家长群殴李红琴,是对人贩子给自己家庭带来的巨大灾难有切肤之恨;韩德忠背叛自己的信念再生育孩子,是坚持找了六年实在找不动了;工作人员要求出示韩小宝死亡证明才办理生育证,是国家规定本来如此;鲁晓娟争夺吉芳的抚养权,是为田鹏的健康成长;鲁晓娟丈夫提出离婚,是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甚至,连最应该被痛恨、唾弃的拐卖犯杨明富,在妻子李红琴心里,一直是个能让村里任何人证明其人品的老实人。事实上,他也不同于一般的拐卖犯,他拐走田鹏不是为了贩卖赚钱,而是农村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观念以及养老送终的现实生存压力,让没有生育能力的他不惜铤而走险,把鹏鹏拐带回家后,杨明富把鹏鹏当亲生儿子养育,鹏鹏才会心甘情愿地喊他爸爸……

  三、结 语

  总之,在陈可辛导演的电影《亲爱的》里,也许有十恶不赦的罪行,却没有十恶不赦的罪人。人生艰难,活着不易,不同的人基于各自立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利益诉求的碰撞造成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悲剧因此产生。这种悲剧正是王国维所说的除了命运导致的悲剧、恶人导致的悲剧以外的第三种悲剧,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2]。对于这一类“悲剧中的悲剧”牵扯到的人物,从法律层面审判,固然有是非对错之分;从人情角度考虑,却难免许多纠结困扰。这是陈可辛的“困惑”,也是陈可辛的“悲悯”。

  正是这种“困惑”“悲悯”,让自我定位为商业片导演的陈可辛甘冒商业片的大忌,在电影中采用了对立双主的叙事结构,电影前半部分以田文军(被拐儿童亲生父亲)的视角进行叙事,后半部分则转变为以李红琴(被拐儿童养母)的视角叙事,观众被置于对立的视角之中,通过视角转变引发的角色代入更换,一并感受到了对立双方田文军、李红琴的痛苦,这就有效化解了对人物的简单爱恨,代之以复杂难言的审美感受。诚如陈可辛所言,拍摄《亲爱的》“最想表现的是人性和人生的复杂,而不是打拐这件事”[3]。确实,我们可以说《亲爱的》是一部以打拐为题材的电影,但电影主题却不在于谴责拐卖儿童的行为,而是表达对人的普遍悲悯,呼唤理解与同情。

  陈可辛的悲悯情怀在电影中还表现为,虽然《亲爱的》是一个悲剧故事,但其中依然有不少温暖和希望,不仅高夏愿意无条件为李红琴提供法律援助争取吉芳的抚养权,田文军和鲁晓娟夫妻最后对李红琴也放下了仇恨,甚至被批评为“讨巧”“天外飞仙”[4] 的电影结局也可以解读成陈可辛为灰暗人生涂抹的一点暖色――李红琴对农民工唐青山实施性交易,是为了夺回养女吉芳,结果却意外怀孕,由此也无意中揭开曾被刻意掩埋的生活真相:一直以来,没有生育能力的人不是自己,而是丈夫杨明富!李红琴最后的痛哭流涕所表达的情感无疑是丰富而复杂的,不仅有意外怀孕的震惊、被蒙骗的委屈、面对诡异命运的无助、是否还要继续争夺抚养权的迷茫,应该还有人生峰回路转,自己终于拥有一个谁也不能夺走的孩子的喜悦吧……

电影《亲爱的》:陈可辛的悲悯与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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