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留城意愿
一、依赖与疏远――乡土社会资本对留城意愿的影响
在城市生存下去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于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初入城市必然受到家人的自助，这仅仅是第一步。此后，如果要在城市得到更好的生存，很多人都离不开亲戚的帮助。这种帮助不单是经济上的，还有租房、工作以及生活经验上的。在访谈中，笔者曾问个案3如何在北京长期待下去。个案3是这样回答的：“说实话，如果是我一个人待在北京肯定呆不长久，四五年肯定就走了。但是，我家现在有三个家人都在这里了，我觉得压力不是很大。我们一起租房，一起吃晚饭，每个月能省不少钱呢。这些年，我家里也赚到了一点钱，可能的话，我父母估计会再借点钱给我买套房。”在调查中有一个发现，很多表明会长期居留下来的农民工背后都和2个以上家庭成员共同居住。即使一些可能不在身边的父母，也对部分子女（特别是儿子）承诺力所能及帮助其在城市生活。这种“继续哺养”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是占一定比例的。因此，如果子女与父母联系较为紧密，并且父母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帮助其子女在城市生存，这就增加了农民工的留城意愿。
那么，地缘关系是否能提供这种支持呢？无论是调查数据还是访谈过程中，我们都发现地缘关系正演变为一种弱关系，这种弱关系所提供的工具性作用也越来越少。因此，地缘关系之所以不能增强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是因为地缘关系仅剩的文化和情感认同对留城意愿有负影响。
从前人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想象一种过去比较经典的场景：一群农民工被家里人和老乡招呼去大城市打工赚钱，他们同吃同睡，互相帮忙，白天一起干活，晚上一起打牌聊天，说同样的家乡话，每个聚集地似乎都是原有农村的集体复制。而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亲缘关系的延续与地缘关系的弱化就是这种变化的表现。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最大的变化在于从前的乡土型社会网络就像一个环境圈一样包裹着他们在城市生活，他们在城市所依赖的就是这个圈子，圈子是第一的，而城市是次要的，这个圈也可以随时移动到其他城市去。这样的一个圈子不怎么受到城市生活的干扰，却受到家乡某种乡土文化的严重影响。那么，在新生代农民工这里，原有的乡土社交网络开始逐渐解散，在城市的也并没有像父辈那样形成一些聚集地。因此，以“社区”为核心的这样一种关系圈已经慢慢蜕变为“无社区依托的以点和线连接的社会网络”。乡土文化是以“乡和土地”为依托，城市居民以“社区或者单位”为依托，而现在新生代农民工既没有“土地”，也没有“社区”或者“单位”作为社会关系的依托，那么他们的这种社会网络就是本文所新提出的“无社区状态下的社会网络”。对于有留城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原有的社会网络，不管是亲缘关系还是地缘关系亦或者是新发展的城市关系，他们都不再是包裹自身的网，而成为他们汲取社会资本的一个点或者一条线。
二、融入――城市新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留城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有三种新城市社交关系的增长。第一，朋友关系。第二，同事关系。第三，本地人关系。朋友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宽泛，在本文中指除老乡、同事之外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经由他人介绍或者由于共同兴趣爱好认识的。
2.1 城市生活的支持
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保持着还算完整的乡土关系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关系是破碎的。对于亲缘关系来说，他们也许只认识两代之内的经常联系的近亲。对于地缘关系来说，能认识邻居隔壁就已经不错了。那么，剩下的都是破碎凌乱的关系了。这种不完整的社交关系网很容易导致他们缺乏归属感。要考虑在城市生活，情感依托和生活话题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有别于第一代农民工，随着通讯工具的发展，例如互联网的普及，极大的促进了沟通方式的改善。人们可以借助手机和互联网工具认识更多的人。此外，业余生活的丰富也为他们结交朋友提供了方便。正是借助这种新的朋友关系圈，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减弱。此外，朋友关系给个体提供不但有情感支持，还有经济支持以及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共享。
个案6：“在北京生活，我越来越认识到朋友的重要性，朋友给与过我很多帮助。记得刚出来的时候，不小心把刚买的手机弄丢了，不好意思告诉家里人，就是一个朋友借钱给我的。这种情况其实经常发生，特别是刚来北京的几年，现在好多了。朋友带我去过很多地方，他们告诉我哪里好玩，哪里有质量好价格便宜的衣服卖。我们这边商场举办什么活动都是他们告诉我的。都亏了他们，我才慢慢对北京熟悉了。我和他们都很聊得来，不用像和家里人那样，就是那几个话题，结婚啊、生孩子啊、买房子什么的。大家相处也比较轻松，没什么好担心的。不像老乡，你带她出来，出了点什么小事，她会找到你家里去闹，影响家里人。”
朋友关系完全是根据个人喜好所建立的社交关系，这种关系既没有血缘关系的责任，也没有地缘关系所携带的约束感。正是这种特性导致朋友关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2 工作环境的重塑和集体归属感的建立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升级改造，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拥有了完整的组织形态，这就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被收到到具有完整组织形态的企业当中。
农民工同事关系的发展可以借鉴中国“单位制”体系和“宿舍劳动体制”两个概念来说明。“宿舍劳动体制”是珠三角地区工厂的典型模式，这种劳动体制的特点在于完全以提高工作效率为核心，工人之间并没有深入的沟通交流，宿舍只是休息的场所，工人的流动性非常大。而“单位制“体系是指单位包揽了个人工作、生活的全部内容，所有的单位人都是以单位为基础生存的，很多人一辈子甚至连子女也许就生活在一个单位。那么，目前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单位似乎开始从“宿舍劳动体制”向“单位制”方向发展，一些企业为了保证员工的稳定性，也开始为农民工提供一些保障，员工之间的交流也不断丰富。这些改变第一重塑了农民的工作环境，第二，促使了员工集体归属感的增强。 个案7：“我在公司干了7年，公司领导越换越年轻，以前的领导像一个包工头一样，现在的比较有文化。他会搞一些活动让我们底下的员工知道合作的重要性，过年过节有时候也会搞点娱乐活动。今年我们统一搬进了小区，9个人1套房子，大家像邻居隔壁一样生活。现在公司业务发展迅速，员工稳定性很重要，不然的话，公司运转会出问题。”
同事集体社区的重新构建促进了农民工城市居留的稳定性，也为培养现代城市居民奠定了一定基础。
2.3 本地人的社区支持
在现实中，我们的确看到农民工和本地人似乎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文化，他们似乎并不搭架。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影响呢？本地人是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城市留城意愿呢？
从对个案2的访谈可以发现，如果与本地人关系较好，他们往往可以得到本地人一些潜在的帮助和当地发展信息。例如，租房时可能价格更低，条件更好。本地人还会指示他们哪里好做生意，甚至帮助农民工摆平当地的村委会和街道办。
个案2：你看到村口那条街边路口的水果摊吗？这不是谁都能摆的，只有和当地人搞好关系才能摆。你想，你刚到这里怎么知道那里可以摆摊呢？如果你在这家摊位的边上摆个摊，可能明天就被村里的人给掀翻了。这个摊是和村民长期搞关系的结果，也不是出多少钱就能搞定的。
对于个案2中的“摊主”，笔者也进行了访谈。他已经在这边买房了，由于多年和本地人搞好关系，他俨然把村里当成自己的家乡一样。无论是村里搞什么活动，他都会出钱出力。这算是与本地人关系好的一个典型。从这个案例中，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本地人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除了案例中所提到的经济上的影响，更多的是社区文化上的重构。访谈对象中，与本地人有着良好关系的样本往往对该社区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整个社区的运作、发展和一些社区文化，他都比较清楚。正是这种被动或者说主动的社区融入使得一些农民工成功扎根城市，一步步的成为社区的重要参与者。
三、结论
中国的城市化和农民工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的研究焦点。静止的以“城市圈”或者“农民生活圈”为研究视点都有能忽略对农民工历史脚步的动态。农民工城市化之后的社会网络关系发展变化是迅速的。从“乡”到“城”，再从“城”到“乡”，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与西方现代城市文化充满了碰撞与融合。本文结合农民工当前最矛盾的“身体归属――留城还是返乡”这个问题，重点描述了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变化如何影响他们的迁移决策与传统农民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形成完整的传统“乡土社会关系”，而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又没有稳定的“城市社区关系”，与“单位制”体系相比，他们也没有强烈的集体归属感。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关系是零碎的，这种社交关系依附于工具性和情感性作用而存在。他们从血缘、地缘、友缘、业缘和本地人关系中汲取社会资本，在城市获得稳定生活。他们强烈依赖血缘关系所提供的经济支持在城市生活。依然存在的乡土社会资本也会强化他们的家乡情节。而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国企业形态的进步、沟通方式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从友缘、业缘和本地人等城市关系中所获取的社会资本越来越多，小部分人正是依靠这些社会资本成功留在了城市。但同样值得焦虑的是，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使真正成长为“城市人”的路变得更加漫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日渐完整的城市社会网络会极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居留的可能，而中国大城市则有可能产生大规模的“新城市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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