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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改革失败原因之我见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6-03-13

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改革失败原因之我见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民主化”改革,倍受学界关注和争议,对其导致失败原因的讨论,观点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在这诸多因素中,有三大原因是导致其失败的主因。

  一、民主化思想及实践途径上存在缺陷

  民主一词虽定义广泛,但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辞典中,却指向明确,即发展“人民自治制度”。戈尔巴乔夫曾指出“自由的阐释较为宽泛,其中包括名副其实地而不是装模作样地将土地交还农民,将工厂交还工人,给企业经营以活动余地,改变投资和结构政策,优先发展社会领域各部门。人们逐渐认清了社会和国家民主化即发展人民自治制度的必要性”。[1]这一制度的目标是:让人民参与政治。[2]戈尔巴乔夫要建立的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其现实体制是随改革进程而演变的。他最初以列宁民主思想为基础,通过“公开性”和选举制改革调动人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通过“一切权力转归苏维埃”,削减苏共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确立人民自治制度的基础。但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混乱局面越难控制,改革进程受阻,为使改革不可逆转,戈尔巴乔夫遂抛弃了原定的改进型方案,以建立多党制、三权分立制、议会制及总统制等方案,来实现人民自治的民主化改革。这一改革目标最后以“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确定下来。

  然而,这一民主化思想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实践中重“上”轻“下”,本末倒置。

  首先,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思想忽视了民主发展所受社会条件的限制,忽视了无产阶级民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有可能被资产阶级复辟而最终确立的过程。列宁曾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资本家已经消灭,当阶级已经消灭……,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会实现”。[3]戈尔巴乔夫领导的以发展“人民自治制度”为思想的民主化改革,反应了苏联人民打破集权专制,“还政于民”的历史要求,具有进步性。然而,他的民主化思想未能注意到,在社会主义发展尚待完善的条件下,坚持无产阶级民主与专政,的必要性,而是泛泛地提出“人民”的民主,忽略了民主的阶级属性,为“别有用心者”打着“民主”的旗号复辟资产阶级政权,提供了可入之门。事实上,“从1987年左右开始,在国家社会主义旧机构的内部和周边,苏联党-国精英们催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改革为党国精英成员们把自己变成资本家大开方便之门”。[4]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民主化改革,对原苏联体制的巨大冲击,使一部分“党-国精英们”认识到在他们的利益不再能从该体制中得到的时候,便不遗余力的将国家推向资本主义,从而在新体制中得以保护。这部分“党-国精英”是支持“亲资本主义联盟”的主力。“亲资本主义联盟是从四个方面获得支持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没有精英背景的私人业主、党国精英”。[5]正是由于对无产阶级民主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属性的认识不足,导致了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民主化改革失败。

  其次,以“人民自治”思想为核心的民主化改革,在设计和实现的途径上,重“上”轻“下”,本末倒置。“人民自治”在马克思看来就是“无产阶级”自治,即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发展生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马克思虽然没有详细地论述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但是我们从中仍能看出马克思的“人民自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即无产阶级上升统治阶级后,争取民主,将生产资料控制在自己手中,加快生产发展,建立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的社会。然而,20、30年代以来建立起来的苏联体制,将管理生产和国家的权力集中到了党中央手中,期间虽经几次改革,但是该体制的这一特点并未改变。在这一体制内部,广大工人及农民被排除在管理生产和国家之外。为了使人民参与国家管理,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开始实施列宁曾经倡导的“一切政权归苏维”的政策,将苏共中央的权力转交给最高苏维埃,并成立了通过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试图以此建立起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然而在这次选举中,苏共惨败,而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获得了胜利,成为改革最大的阻力。1990年出于“纠错”而建立的总统制,也与无产阶级要求获得管理生产和国家权力相去甚远,结果,戈尔巴乔夫也不得不承认:“有时理论家和政治家所创立的国家机构无论有多么完美,如果得不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民众心理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机构就可能运转不起来”。[7]

  戈尔巴乔夫领导民主化改革,是在经济改革受滞后而进行的,他并不是耐心地探索将管理生产的权力如何交给广大工人及民农手中,探索无产阶级首先是经济上的民主,进而是政治上的民主,而是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激进地开始了政治上的民主化。将党管理国家的权力,简单地转交给了最高苏维埃,随后又交给总统。这一权力的两次交接,实质上并未改变无产阶级在经济与政治上并不民主的状况。

  这种民主改革思想上的缺陷,不仅是其改革进程中产生诸多失误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滋生“公开性”泛滥、民主化无度,和无政府主义的温室床,最终为“亲资本主义联盟”篡权提供了条件,成为民主化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二、民主化改革没有处理好苏共与政权的关系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共产党人同其他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支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8]这是马克思较系统阐述共产党性质及最低目的观点,明确指出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角色及地位以及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证明了在沙皇统治下,建立一个“民主集中制”的纪律严明的党,对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性及正确性。然而这一体制在取得革命胜利和战胜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武装干涉后仍延续下来。理论上“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实际上权力则由布尔什维克操纵。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列宁愿意看到的。这是当时苏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在找不到任何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面临如何统治广大农村,并建立起他们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新制度的问题……他们借助纪律严明的、民主集中的政党这一工具,来使国家工业化,从而发展起一批工人阶级,使党名副其实”。[9]然而在斯大林时期,这一体制被模式化,固定化了。它在创造辉煌成就的同时,也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戈尔巴乔夫为了改变党内不民主和对国家的权力垄断局面,提出多党制。从1988年至1990年,苏联的“非政府组织”已有上万个,多党制已成事实。1989年6月的第一届苏联人代会上,萨哈罗夫在跨地区议员团的支持下,提出了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权。在“反对派”和国内局势的压力下,1990年3月第三次人代会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宪法第六条,意味着苏共在法律上变成了一个与其他政党一样的社会组织。7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苏共正式决定放弃对国家领导的垄断权。从1991年开始,苏共影响逐渐缩小,至“8.19事件”后被停止活动。事实表明,在苏联还没有出现一个能代替共产党的其他工人阶级的政党,在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时,就会有别的打着各种旗号的资产阶级政党填补进来。放弃而不是改善党的领导是产生对改革局面失控,无力打击“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根本原因,最终导致政权移位。

  苏共领导国家所产生的各种问题,集中体现在长期脱离群众,党内不民主,党政不分,及共产主义信仰丢失等,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培育与发展无产阶级民主和党内民主,逐渐将管理国家的权力让渡给无产阶级,明确区分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之间的界线及关系,建立健全的法律体制,改造广大党员干部和培育、发展新生党员力量。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不变,这种党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可能是存在的,甚至是必然的。然而戈尔巴乔夫将“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做法,不仅使这种改革可能性丧失,而且也葬送社会主义政权本身,是导致民主化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三、经济改革政策失误,难于形成群众基础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初的设想是将“土地交给农民,工厂交给工人”,打破官僚体制对生产的束缚,实现经济“民主化”、“自由化”。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及各种因素的影响,改革的方向逐渐转向私有化、自由化、资本主义化。他领导的经济改革大体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85年至1986年,是在原有体制内的调整时期。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四月全会上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并于1986年2月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正式通过。这一战略试图在原有体制及结构基础上加速发展经济,改变经济停滞状态,但是由于未触及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更未真正规划如何实现工人及农民管理和发展生产的方案,最终忽视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的矛盾,即调整经济结构,最大限度地探索农业的改革路径,进而推动轻工业的发展。由于经济改革不对路,政治改革提前进行,直到1989年苏共3月全会上,才正式做出农业改革的决定,但为时已晚。

  第二阶段是1987年至1989年,这是在社会主义内部经济民主化的探索时期。1987年6月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系列实施新政策的法令和《国有企业法》,后者在1988年生效。“《国有企业法》规定劳工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委员会在决定工资、惩罚、工人培训方面起作用。此外,核心的管理者,包括企业经理,由职工选举产生,也由职工罢免(然而这一权力在1990年被废除)”。[29]这一改革使“国家将同意企业充分自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将转而关注长期的计划和目标,经济部对生产的日常管理将被结束。共各国、区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对他们各自地区内的经济将享有巨大的监督权。在企业内部,工人也扩大了监督企业制定方案的权利”。[30]这一系列政策是在经济领域进行民主化的大胆尝试,扩大了工人对企业的参与和管理权。然而它是在经济结构仍未实质改变,农业和轻工业品稀缺之下采取的政策,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由于中央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和企业,造成了税收困境,这种情况与之前的反酗酒运动和切尔诺贝事件等一起作用于中央政府,造成中央财政紧张,而为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开始大发纸币和国债。同时赋与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把更多的资金转向工资领域,缩减了投资,扩大了消费,造成市场上消费与供给的严重矛盾。“当国家职工工资部分由印刷新货币来解决时,消费品的过度需求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31]市场上消费需求的扩大与物品的短缺矛盾,直接影响到政治发展的进程,人们对政府政策的不满使那些主张激进改革的“亲资本主义”派别更能拉拢人心。

  第三阶段1990年至1991年底,是新经济改革方案出笼与争论时期。为改变市场混乱局面,1990年5月,苏联政府的经济改革方案出笼。24日,雷日科夫作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报告,提出从1991年起改革零售价格,并准备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这一方案公布后的直接后果就是在苏联境内立即出现了抢购风潮,这成为激进民主派攻击政府的把柄。在叶利钦的倡导和组织下,出台了“塔夫林计划”。它是以亚夫林斯基的激进的“500天计划”为蓝本而制定的,实质是将苏联引向以私有制为核心的自由资本主义。这一计划虽未执行,但它对改革的性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起到了深远影响。戈尔巴乔夫在激进派与激进民众的巨大压力下,于10月16日签署了《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基本方针》,即所谓的“总统纲领”。它是将“政府计划”与“塔夫林计划”“柔和”起来的一个妥协性纲领,是戈尔巴乔夫寻求“走中间道路的典型体现”。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计划,也与其最初倡导的“将土地交给农民,将工厂交给工人”的民主改革宗旨相去甚远,是激进民主派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激进民主派逐渐控制了改革的走向,期间戈尔巴乔夫虽曾强化总统的权力,力图对失控的局面加以控制,但是在激进民主派内部,业已形成的“亲资本主义联盟”与地方分裂势力相勾结,最终将改革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一起推向覆灭。

  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误,后期改革的目标与选择路径的背离,苏联民众未能从中得到实惠。在民主改革派与“亲资本主义”的激进民主派展开激烈斗争的过程中,在双方均极力地争夺民众支持的时候,正是在这一点上的失误,导致了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民主化改革最终失败,成为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纵观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民主化改革,我们不难发现,他倡导的建立以“人民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民主化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由于其改革理论上的缺陷,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失误,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失去立场,失去了对改革的控制和民众的支持,被“亲资本主义联盟”利用,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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