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工业社会转型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新的城市产业工人。20世纪80年代出现第一代农民已经被新生代农民工所代替，后者是指1980年后出生、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这一方面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获得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也依赖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动力。
然而在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流动过程中，还存在着社会融入的问题，由于个体自身、管理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呈现出一种边缘化的态势。具体又包括保障制度、居住环境、社会生活、身心健康和违法犯罪五大问题。这些都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目前，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展开了研究和探讨。如魏万青、陆淑珍比较分析了新生代农民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社会融入上的差异性，指出两者在经济状况、人力与社会资本上的差异[1]。解柠羽重点分析了影响这一群体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他将其归结为制度性因素、自身因素与经济因素三类[2]。此外，还有诸多学者从文化、心理等角度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在这些研究基础之上，部分学者也展开了调查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考察这一群体的融入现状。
但总的来看，由于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因此其研究的视角和实证的切入点都还较为狭窄，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部分原因，但未完全展示问题的全部景象。作者正是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理论支撑，提出社会制度-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维分析框架，以此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机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据此设计调查问卷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一、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及调研设计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指个人在一种组织结构中，利用自己特殊位置获取利益的能力，因此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其带来的资源[3]。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开始普遍采用社会资本理论用以分析社会分层问题。实际上，农民工问题也是社会分层问题的重要内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是其社会关联的问题[4]，是否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网络，是否可以实现自己社会地位在社会结构中的兼容问题。
从目前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领域来看，主要集中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工、劳动就业、社会参与和民主政治、教育与家庭以及农村问题等领域[5]。而这些都与新生代农民社会融入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因此，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有力的方法论支撑。这里笔者将引入社会资本理论，以社会制度、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这三个社会资本理论核心概念为突破口，搭建三维分析框架。
为了更好地将规范研究同实证研究相结合，笔者以三维框架为基础，抽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变量。具体抽取情况如下：其一，就制度因素而言，新生代农民工依然受到了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体现在教育、就业、保障等各个方面，这些都会带来社会融入困难的问题；其二，就社会资本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社会资本不足及资本获取较难的问题，这种弱势地位都限制了他们的社会融入；其三，就人力资本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及教育、技能状况也都决定了其融入的程度与状态。
在这一框架下，对调研问卷进行了设计，并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指数，具体见表1。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还是弱势群体，面临着工作、生活的各种不确定性，因此对社会保障的诉求会相对较高，而目前二元分离的户籍制度使得这一群体不能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保障，进而影响其对社会融入的主观认知。而且作为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进入到考虑子女教育问题的阶段，教育制度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社会融入问题的看法[7]。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社会资本因素
社会资本是指个人在团体中，通过人际关系、社会网络、自身掌握的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需求、获取利益的能力[3]。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直接影响了其社会融入的程度，尤其是关系型社会资本，对这一群体的工作及基本权益保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8]。从调研的结果来看，在社会资本的存量上，新生代农民工较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并没有本质上的转变，依然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这点在获取工作机会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获取招工信息的途径，见表5。
（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高，有利于社会融入。与第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高，知识水平高、就业技能更好，人力资本存量高。这有利于新生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从调研结果来看，受教育程度与社会融入度呈成正比例关系，具体情况见表7。
在此问题的回归分析中，我们把社会融入程度一般的情形作为比较基础，“社会融入程度=1”表示较差社会融入程度的状况，“社会融入程度=2”表示较好社会融入程度的状况。模型分析结果见表8所示。其整体模型的似然比χ2为63.4，其伴随概率（P值）小于0.05，说明拟合包含人力资本因素，如性别、年龄、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包含社会资本因素，如是否有务农经历、是否在户口所在地打工、婚姻状况；包含社会制度因素，如是否参加法制教育等变量的模型，这些因素的拟合优度好于仅包含常数项的模型。其在回归参数估计表中，因素变量收入、性别、是否在户口所在地打工、是否参加法制教育、是否有务农经历对社会融入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收入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程度的重要因素，通过模型分析，发现收入增加一个数量单位，社会融入程度提高的优势比就提高11.1%（exp（0.105）-1）。“是否参加法制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参加过法制教育的人比未参加法制教育的人在评价自身社会融入程度等级上优势比提高了77.9%倍。男性不如女性的社会融入评价程度高；在户口所在地打工会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有务农经历的人比无此经历的人社会融入程度要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社会融入程度具有较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融入程度越好。是否上网对社会融入的影响不显著，但上网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了解社会发展信息较多，对社会的需求丰富，对自身社会融入程度的评价要低于不上网的人。模型参数估计值结果见表8。 三、社会融入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融入问题的社会制度原因
尽管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扩大，传统的以户籍制度为内核的二元结构正逐渐被破除，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变革改进的过程，因此会存在一种制度惯性，在地域上也存在不均衡的情况。尤其是对于那些吸引力强、容纳力逐渐饱和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会更加严重。各种具体操作性的规则与机制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制度性的歧视依然存在，这给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造成了一种强制性阻碍[9]。
此外，还存在一种非强制性阻碍，体现在城市管理者及居民两个方面。对于前者，其表现为更多地关注城市本身的发展或本地居民的福利，而忽视外来群体的利益，无论是在决策上还是具体执行上都或多或少存在利益非均衡配置的情况，如在教育、休闲娱乐等资源配置上没有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无形之中促使诸多问题的产生[10]。对于后者，其表现为一方面出于传统等级观念，有形无形之中会有歧视这一群体的情况，在文化和道德观念上就开始排挤这一群体；另一方面，大量新生代农民工的涌入，挤占了本地居民的公共资源空间，带来了诸如交通、治安、卫生等诸多社会问题，也都客观上造成了当地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不满情绪，这些都造成了这一群体社会融入的诸多问题。
（二）社会融入问题的社会资本原因
社会资本又可细分为制度型资本、关系型资本与组织型资本，第一点原因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制度型资本的问题。除了这一点之外，新生代农民工关系型资本与组织型资本存量较低也是阻碍其社会融入的重要原因[11]。
就关系型资本来说，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同第一代农民工并没有较大的改进，还是更多依赖诸如血亲、地缘等初级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网络的初级化使得其无法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也就难以更好地通过社会资本改进自己的生活状态。而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社会阶层结构弹性较小，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向其他阶层流动与转换，单纯的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无法拓展社会资本存量，如社会上流传的“压二代”、“农民工二代”都说明了这一问题。即便是网络化的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空间，但由于其自身的技能、水平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这一群体从网络化当中的获益相对微弱。
就组织型资本来说，对于新生代农民而言，其是传统社会网络断裂之后的有益补充，也可以将其作为一种农民工提升社会资本存量的外在推手，如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权益保护组织、技能培训组织等等。但就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型资本现状来看，更多的是依赖一种自发的组织，如同乡会、工友会等，这种组织可以有效地满足他们部分的社会资本需求，但由于其并非为正规的社会组织，因而作用较为有限。而专门针对农民工的正式的社会组织较少，存在组织建设上的真空地带，典型的如技能培训组织、权益维护组织，正是因为有这种组织型资本的缺位，使得其在遇到问题时更多地依赖传统的社会关系网，如近些年一直发生的农民工讨薪问题，多数没有相关的正式组织帮助这些弱势群体。
（三）社会融入问题的人力资本原因
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较第一代的要高，他们受教育的程度也相对较高，对新事物的接受速度也快，这些都有利于他们的社会融入。但依然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人力资本的层次问题，即新生代农民工掌握的劳动技能很多还是处于初级层次，如水电工、基本服务业等等，这点从调研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分布上就可以看出。职业不能向高层流动，就决定了这一群体在社会阶层中的边缘位置，不利于其融合[12]；其次是人力资本开发的成本问题，任何资本的开发与使用都讲求成本-收益衡量，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许多农民工正是因为教育成本较高才选择较早地进入工作岗位，因此仅仅依靠这一群体自身的动力去提升人力资本存量还不够，而目前在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与技能培训这一块，外界的推动力和支持力还相对薄弱，这也都导致了其人力资本存量不能有效提升与开发，不利于新生代农民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四、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具体对策
（一）社会制度方面的对策
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根据实证分析，户口所在地的归属问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起到的影响作用较大，在户口所在地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较异地打工的新生代农民社会融入的效果更好。而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上文中也已经指出，即一方面是由于在不同的地区，其社会网络存在空缺，但这一原因的影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被抹平；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户籍的二元制度强行地将新生代农民工同其他社会群体分割开来，人为地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这不仅表现在社会资源的享有上，更表现在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上。这才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制度性原因。
对于这一问题，可以有试点、有重点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进城务工青年就业和定居的条件，把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的进城务工青年按照常住人口对待，逐步实行以合法居所、固定职业为户口准入条件，改变新生代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生存现状。由于户籍问题是我国社会发展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在具体政策上则要循序渐进，可先引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让劳动技能高、各方面表现好、为城市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新生代农民工优先转为市民。这样，一方面既可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包括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的权益，另一方面又能保证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
2.完善劳动就业的法律与政策。要完善就业法律，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报酬的平等性。要建立健全的农民工工资保障制度；建立工资支付监督和工资保证金制度；并强制拖欠工资的单位在银行预存工资保证金，对恶意拖欠工资的单位进行严厉惩罚；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等等。
改革劳动就业政策，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平等就业。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歧视；避免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录用条件的不平等，不能因为户籍、社会出身、文化程度等因素在就业条件方面有不平等的待遇；实现工作待遇的平等性。农民工要与用工单位正式职工一样同等对待。 3.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制度。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依据农民工收入低、流动性大和逐步向城市转移的特点，分阶段逐步建立农民工迫切需要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救济和救助性质的保险制度，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应当实行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属地原则，根据农民工的居住地按城市政策要求划片入学，取消户籍限制。取消农民工子女不能参加当地城市高考和升入普通高中的限制。
（二）社会资本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感。强化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感，逐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社会网络。要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应由宣传部门牵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总工会、共青团等部门共同配合，通过对进城务工青年群体形象和新市民角色的宣传，促进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角色的认同，引导城市居民以健康的心态认识和对待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的重大事件，消除新生代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之间的隔阂，使其与当地居民有机融合，和谐相处。
2.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渠道。其具体包括：一是加强企业文化和职工文化建设，积极营造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社会文化氛围，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同其他社会群体间的文化交流，开拓融入渠道；二是充分利用各种融入渠道和交流互动方式，通过报纸、电视等各种新闻媒体，甚至可以通过微博、QQ、微信等各种网络渠道，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同外界的联系，提升其同社会各界往来互动的效率与质量。
（三）人力资本方面的对策
1.完善教育培训措施，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权益。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纳入城市职业教育培训规划；整合职业教育资源，提高教育培训水平；要加强职业规划和心理教育。
2.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治服务，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建立心理干预疏导机制，帮助其自我管理、自我调适，培养其对城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树立健康的生活情趣。通过调查研究，对有不良行为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治，预防新生代农民工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