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诚日记》看台湾时期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
Abstract： The Diary of Chen Cheng was discovered by the present author when he was doing research in Taiwan recently.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Taiwan. Naturally， it is an important sourc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Chen Cheng. Prior to 1965， they were the two foremost figures in Taiwans political life aft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retreated to the island. In the past decades， however， scholars overemphasized the two mens intimate cooperations， stressed Chiangs trust on Chen， highlighted Chiangs elevation of Chen to the highest political status， and underlined Chens unconditional loyalty to Chiang. Without a doubt， both men had their own deepseated longterm personal tie. Yet， The Diary of Chen Cheng reveals the two mens conflicts and their confrontation in Taiwan.
In the early 1950s and soon after the relocation of the Nationalist regime to Taiwan， Chen Cheng indeed strongly supported Chiang to be the supreme Nationalist leader； nevertheless， he， at the same time， questioned Chiangs ability and his working style. Between 1958 and 1961， the two men clashed over a number of issues in regard to Chen Chengs reshuffling of ″the cabinet，″ and other issues such as personnel arrangements， the ″third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he invading expedition into the mainland. Sometimes， Chen even defied Chiang in front of him. This obviously presents a more complicated historical scenario which differs from what we previously received from other scholastic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makes full use of the historical facts from the diary and analyzes his clash with Chiang over some issues.
There are three new features here that deserve special attention： （1） New primary sources are offere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 scholar uses The Diary of Chen Cheng to do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two mens tie. （2） New perspectives are presented. Differing from the previous views that emphasized the two mens close relationship，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y had clashed over many issues during their Taiwan years. Occasionally， their conflicts reached an unbearable apex for both of them. （3） New approaches are adopted. In analyzing the conflicts， the author combines The Diary of Chiang Kaishek and this diary for the purpose of reaching a more objective yet new conclusion. No doubt， this topic is significant， because it helps future scholars do research on Taiwans political developments and even on Chiang Kaishek as the Nationalist leader during an important decade between 1950 and 1960. Key words： The Diary of Chen Cheng；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ang Kaishek； Chen Cheng； relationship； history of Taiwan
近年来，我国台湾地区的台北“国史馆”将典藏的“陈诚档案”对公众开放，且出版了陈诚的回忆录、书信等相关史料，对研究陈诚、中华民国史及当代台湾史提供了很大便利。笔者近期致力于蒋介石的相关研究，2012年9月在台北期间，得知陈诚资料的另一重要部分《陈诚日记》已由其家属捐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刚完成数位化（扫描）。笔者当即提出申请，得以在离开台湾前先睹为快。可惜的是，当时仅一天时间。之后有机会再去申请查阅时，被告知因与家属有协议，暂不对外开放。笔者幸运地成为目前大陆学界唯一在档案馆内读过《陈诚日记》的学者据台湾朋友的消息，《陈诚日记》的出版目前已列入日程。。由于只有一天的阅读时间，笔者重点关注的是《陈诚日记》中有关蒋介石的记载。在此，先简单介绍《陈诚日记》的基本状况，然后分析日记所反映的台湾时期陈与蒋的关系。
一、 《陈诚日记》留存基本情况
《陈诚日记》是陈诚家属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捐赠相关档案的重要部分。笔者是在近代史所档案馆内通过电脑阅读扫描件，并未接触到原件，档案馆使用的编号也是“影像档号”。
《陈诚日记》原件共有28本，起自1931年，止于1964年，前后持续33年。有些年份没有日记，即使有日记的年份，也非每天都记。具体各年的情况如下：1931年有2本，第1本计94页，系1―6月日记；第2本计177页，系7―12月日记。1932年1本，仅12页。1937年1本，163页。以上各本均用的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军人日记本”。1939年有4本，第1本85页；第2本仅4页，是“出发粤桂湘赣视察工作日志”；第3本61页；第4本137页，均是记在普通的活页笔记本上。1940年1本，53页。1942年1本，140页，日记封面上写了“石叟日记”。1943年1本，163页。1944年有3本，第1本274页；第2本58页，是“赴陕豫视察战况日志”；第3本用“石叟日记”，82页。1945年有2本，第1本31页；第2本10页，是“复员整军会议”，用的是普通的学生练习本。1946年1 本，73页。1950年1本，103页。1954年1本，40页。1955年1本，仅7页。1956年1本，32页。1958年1本，239页。1959年1本，190页。1960年1本，241页。1961年1本，267页。1962年1本，266页。1963年1本，252页。1964年1本，27页。陈诚的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964年1月24日，距其1965年3月4日去世尚有13个月。
简言之，《陈诚日记》时续时断，即从1931年开始，缺少1933、1934、1935、1936、1938、1941、1943、1947、1948、1949、1951、1952、1953、1957、1965等15个年份的日记，有日记的18年中，亦并非全年每天都写。篇幅最多的1961年，也只有267页。相对而言，1958年至1963年这6年的日记较为完整，内容也丰富些。就总体内容而言，陈诚日记更像是“工作日记”，记述工作与行程的“流水账”居多，涉及个人生活与情感的较少。不知近代史所档案馆所存的这些就是陈诚所写的全部日记，还是只保存下来这么多，抑或家属只捐赠了这么多据《王世杰日记》，陈诚夫人谭详曾面告王世杰，她已将陈诚函牍文件中“易于引起争端者”全部焚毁。见林美莉编《王世杰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1219页。。笔者初步推测，应该是只保存下这么多。既然家属捐赠的日记中不少陈与蒋介石矛盾的相关内容都保留着，应该不会再因忌讳而隐藏。无论如何，断断续续的《陈诚日记》与长期连续的《蒋介石日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珍贵史料，目前所见的《陈诚日记》尽管有诸多缺陷，但以陈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其日记跨越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与台湾等时期，丰富了他个人资料的种类，更是研究陈诚、研究国民党史与民国史、研究当代台湾史的重要史料。笔者感兴趣的是，将《陈诚日记》与《蒋介石日记》的相关内容加以对比，看他们各自如何记载，将两者进行“对质”，颇能相映成趣。
二、 撤台初期陈诚对蒋介石能力的质疑
1948年底，蒋介石在下野前匆匆任命在台湾养病的陈诚取代魏道明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采取措施稳定局势，为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撤到台湾奠定了基础。蒋对陈诚1949年安定台湾乱局的能力高度评价：“当时如非辞修（陈诚字――引者注）负责主政，积极消除，则比之于三十六年二二八案件更为险恶也。”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年最感苦闷而不易处理者”第四项，194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以下不再标注藏馆。然而，面对国民党的惨败，最初的一段时间中，陈诚对蒋介石的能力与处事方式产生了质疑。这种质疑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并非少数，如周至柔抱怨蒋介石插手空军事务蒋介石在1949年6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朝课后阅周至柔致经国函，中有‘总裁亦有直接统御干部，使空军统帅权有分裂之势’。阅之不胜悲痛。余以为周之不愿来台者与辞修有怨隙之故，不料其对余亦有争权之疑忌，殊为匪夷所思。”。而蒋对将领们的质疑十分敏感如蒋介石在5月25日记道：“甚感文武干部之骄横，其对余之态度渐不如前，郭、陈等皆如此也。”6月5日记道：“下午召见刘汝明、王敬久、沈发藻、桂永清、汤恩伯等各将领，再与辞修、雪艇商谈台湾防务，将领意见日深，对余亦有妄加干涉之怨，周至柔来函表示更为显露，痛心罔极。”。
1949年底，美国反对陈诚主政台湾，以提供援助为诱饵，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撤换陈诚，“施用恫吓，非撤换旧人，决不能得美援”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11月16日。。明知美国人不可信，走投无路的蒋仍决定“再冒险一次”，用美国人属意的吴国桢取代陈诚。其时，陈百般不愿，但最终还是服从了蒋的决定。他给蒋的辞呈写道：“为剿匪关系，不应辞；为台湾同胞关系，不忍辞；为个人关系，极愿辞；为外交关系，只有辞。钧座所谓冒险，职意只好忍辱，职时以‘为负重何妨忍辱，要求全必须委屈’自勉，今当以此自慰。”[1]740从“不应辞”到“只有辞”。这说明陈诚对蒋的决定即使感到突然、不解，甚至委屈，最终仍能忠实执行。 1950年1月5日，蒋介石以“总裁”身份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主持会议，承认在大陆“已算彻底失败”，失败原因在于他引退，国民党“失去中心与无组织”，强调“今后必须重新来过”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0年1月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陈诚家族相关档案，影像档号：085050018。以下不再标注藏馆。。陈诚在会中发言，提出大批军队与机构撤到台湾使岛内经济几近崩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稳定经济与金融：
第一，对于军费须用必用，但应以不动摇整个经济与金融，并须知出买公产与抛售物资，一方面何人购买？卖完了怎么办？第二，（1）希望对于军费必须存台行（台湾银行――引者注）。（2）员额核实。（3）取缔走私。三点必须做到，尤以“核实”二字对机构核实更为重要。同上。
陈诚的质问与要求表明他不认同蒋介石的举措。蒋派王世杰来劝说陈不要如此消极，陈诚说他并不消极，“但不知从何处积极起”。“现一般均走自杀之路（自私自欺），我人究竟革命乎？自杀乎？”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0年1月7日，影像档号：085050018。陈诚认为，蒋介石的当务之急是抓大事，并当面劝蒋不要事无巨细，“应注意急其所急”同上。。
几天后，蒋介石主持政工会议，强调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军队政工制度失灵，亟须重建。蒋介石点名让陈诚表态。陈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首先是政治，然后才是军事，而且“军事中之政工不能负军事失败之全责”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0年1月12日，影像档号：085050018。，而召开政工会议并非当务之急：
余并不反对政策，惟事有先后缓急。查匪对台：一、希望我自乱；二、渗透策反；三、军事进攻。我们在台以面积仅3/1000，以人口言仅1/60，以时间言一、二、三月最为宝贵，在此期间内决不可拖、不能乱、不好错。以总裁地位，所急之事：现在为无政府状态，民心动摇。应如何健全政府，安定人心。在长官公署所急者在：一整军、二备战。今不此之图，殊为可怕。同上。
陈诚对蒋在会上提出要推广阎锡山在山西实行的“兵家合一”政策也不同意，“根本不赞成此种落伍之思想”。对于蒋介石提议聘用旧日本军官担任顾问（即后来的“白团”），“在政治学术两方面研究”之事，陈诚未公开发表意见，但在日记中写道：对此提议，“赞成者不多，惟万耀煌尽其拍马之能事”同上。，明显是不以为然。
那段时间，陈诚也认真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进行过全面反省，他写道：
今日之所以一败涂地者，原因固多，而主要者在领袖蕙莸不分，造成高级者自欺与自私，以致内失群众之心，外绝正义之助。当此党国存亡、革命成败之关键，为领袖者如不察是为不智，如不决是为不仁。为干部者，如不言是为不忠，如不行是为不义。
不智不仁，恶莫宗焉；
不忠不义，罪莫深焉。
内失群众之心，外绝正义之助，不败何待？同上。
在此，陈诚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直指蒋介石，希望蒋介石不要再“不察”、“不决”。
蒋介石本想得到陈诚的支持，不意陈却不时提出歧见，蒋极为恼火，在日记中记道：“到研究院（‘革命实践研究院’――引者注）开会，研讨政工制度问题。最后辞修发言，面腔怨厌之心理暴发无遗，几视余为之所为与言行皆为迂谈，认为干涉其事，使诸事拖延，台湾召[招]乱，皆由此而起。闻者皆相愕。余惟婉言切戒，以其心理全系病态也，故谅也。”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1月12日。
蒋介石对陈诚有所不满，但举目望去，陈诚仍是最可依靠的下属。蒋派王世杰劝说陈诚，王提出两点要求：陈诚要与省政府主席吴国桢合作，要与蒋介石“开诚解决一切问题”。陈诚的答复是：他与吴国桢并无不合作之事，“一切无不尽我之所能予以协”。他服从蒋介石，但对“不能做”与“不应做”之事，“余认为忠实之干部应立说，而不能稍有欺?耳”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0年1月17日，影像档号：085050018。。对王世杰所提希望与蒋介石“合作”，陈特意更正说：“余与总裁不能说合作，余只有服从。”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0年1月19日，影像档号：085050018。
那段时间，蒋介石与陈诚间似缺乏直接沟通，蒋总是通过他人传达意旨。1950年1月20日，黄少谷访陈诚，转达蒋介石让陈出任“国防部长”的意向。陈诚请黄转达婉拒之意：“余告以年来得罪人太多，徒增总裁之困难，于事无补，不能就，请其转告总裁。”他推荐顾祝同、林蔚，请蒋在两人“择一充任”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0年1月20日，影像档号：085050018。。
陈诚支持蒋介石尽快复职。陈诚建议，蒋不必顾忌太多，自缚手脚。“余以为应采革命行动……最低限度先行复职。”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0年2月5 日，影像档号：085050018。2月19日，是农历正月初三，蒋介石约见陈诚，谈如何逼李宗仁让位以复职事，蒋提出若阎锡山辞“行政院长”，则由陈诚继任。陈以“身体不能胜任 ”、“性情不适立”、军人身份“对地方不易配合”等理由婉拒，请蒋“另行考虑他人”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0年2月19日，影像档号：085050018。。蒋当时同意考虑。不料，蒋介石次日再约见陈诚，强迫其接受。陈记道：“下午七时，总裁约见，仍是行政院长问题，余力推王雪艇（王世杰字――引者注），并告以王怕立夫先生不合作，说如王不愿，可于陈立夫、吴铁城、张厉生、朱骝先（朱家骅字――引者注）等加以考虑。最后仍拟征求王意，并说如王不同意，仍盼我负责，嘱先行准备。”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0年2月29日，影像档号：085050018。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行视事”，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蒋的决定遭到与陈不睦的吴国桢的反对，蒋在考虑调和两人关系时，更多则是责备陈的肚量与行事风格：“吴国桢以辞修出长行政院，其心不安，坚求辞职。此在意中事，应恳慰之，如何使之安心服务。辞修气狭量小，动辄严斥苛求，令人难堪。奈何？”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2月22日。 陈诚半推半就地上任，两个月后，他即给蒋介石写辞职函，称他的个性及才力“均不宜久处斯位”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0年5月6日，影像档号：085050018。。蒋派黄少谷、王世杰等人对陈安抚，劝其留任。 陈诚对蒋介石不听他人意见、一意孤行的做法深为不满。当时，蒋介石正计划撤退舟山的国民党军队，以固守台湾。5月9日上午，蒋主持军事会议讨论撤军计划。陈诚反对撤兵，认为如必须撤退，也要请有关人员“研究补救办法”。陈还提醒说，近年来的军事失败均因“不问情况，违背原则而决定”。然而，蒋一意孤行，当晚即告诉陈已经派船开往舟山执行撤兵计划。蒋还煞有介事地询问陈诚的意见，陈回答：“既已决定，又何必讲？”陈诚在当天的日记中非常不满地写道：“一意专行危险可怕”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0年5月9 日，影像档号：085050018。。
以上事例说明，陈诚在退台初期蒋介石尚未控制全局的情况下，对蒋的能力与作风是有质疑的，且蒋也感受到了陈的不满。
三、 1958年陈诚“组阁”时的分歧
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转而援助蒋介石政权。蒋渡过难关后，通过各种措施重塑个人权威，强化对党政军及台湾社会的控制。在此过程中，陈诚是最主要的助手之一。1954年“大选”之时，蒋介石挑选陈为“副总统”。陈诚无意出任，在日记中写下了国民党高层间关于“副总统”人选的讨论：
晚，在黄少谷家研究总裁对政治报告后，张秘书长提及“总统”问“副总统”能否兼任他职，又谈张岳军（张群字――引者注）、于右任两先生表示不竞选“副总统”。余意“副总统”以王亮老（王宠惠――引者注）为最适宜，张岳军甚妥当，如以王任“副总统”，可以张行政院长。并谈及何敬之（何应钦字――引者注）先生。张以为，总裁对何恐不会考虑。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4年1月5日，影像档号：085050019。
陈诚认为合适的人选是王宠惠、何应钦等人，但蒋介石属意陈诚，坚持提名。陈诚当选后，辞去“行政院长”职，专任“副总统”。1957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八全大会”上提议设置“副总裁”，由陈诚出任。蒋设置副总裁的用意颇为复杂：“副总裁之设置，为将来与现在的政治党务的安危与成败关系，皆有必要，无论对辞修与经国计，更有必要也。”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57年9月27日。在此处，蒋把陈诚与蒋经国并列，而此时蒋经国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尚不足与陈诚相提并论。陈诚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后，其在台湾政坛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得到确认。
1957年底，台湾政坛发生“监察院”弹劾“行政院长”俞鸿钧案，演成一场长达半年多的政潮，蒋介石最后不得不接受俞鸿钧的辞职，提请陈诚兼任“行政院长”。陈诚不愿接受，特意在1958年全年日记的最前面以“大事表”列出他婉拒出任的过程：
二月十三日，“总统”指示于两三个月后改组行政院，有以余兼任院长之意。
六月五日，今晚赴角畈山，“总统”又提出行政院长于本年度终了改组（即七月一日），征求余兼任此职。余以为不可。
六月六日，今日又提行政院改组事，余经过考虑，仍未应允。下午二时，又提此事。
六月廿六日，又提行政院事。
六月卅日，总裁在常会提名余为行政院长。余仍请考虑。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8年“大事表”，影像档号：085050022。
陈诚在长达四个月的协商期间均不愿以“副总统”兼任“行政院长”。他意识到两个职务职责上有矛盾之处：“以宪法言，‘副总统’与‘总统’不宜有不同之意见，而余任行政院院长，与‘总统’意见之不同决无法避免。”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8年6月28日，影像档号：085050022。
蒋介石也记载了陈诚的数次拒绝。6月26日载，两人谈话时陈“发誓不就”，蒋再次说服，陈才不得不“接受所命”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6月26日。。6月30日，蒋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正式提名陈诚兼“行政院长”。陈诚在获提名后“起立说明”，仍是推托之词：“党员对党、对总裁应绝对服从，但余已不宜再任行政院长，再三商陈总裁，兹不再赘，请常会诸同志慎重考虑另选贤能。”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8年6月30日，影像档号：085050022。为保证陈诚任命案在“立法院”顺利通过，蒋做了大量工作。陈获选的当晚，蒋在散步时专程到陈之寓所“访病”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7月4日。。
本来陈诚是在蒋强令下勉强出任新职的，但在陈诚着手“组阁”后，蒋却不断干涉，致使蒋、陈发生了颇严重的分歧。
陈诚为落实新内阁人选，数次面见蒋介石请示。7月6日，蒋对陈强调，未来政策需与人事配合，“教育最为重要”，希望“教育部长”一职由张其昀留任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7月6日。。而陈却属意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蒋认为陈政治立场不稳，格局不大，选择人时“不察邪正，好听小人细言，对人不注重其基本政策与品性学术，而在其行政业务上以定取舍”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7月7日。。陈诚未察觉蒋的变化，在“副院长”的人选上继续与蒋争执。蒋指示由王云五出任“副院长”，但陈诚却一意想黄少谷留任。蒋于7月10日要张群转告陈，“速定副院长王云五继任”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7月10日。。可三天过后，陈诚再次晋见蒋介石，坚持提名黄少谷。陈明显觉察到了蒋的不满，他当天的日记不仅记下了蒋的强硬态度，且有自己上下两头受气的委屈：
九时，陈雪屏来谈――行政院名单明日能否提出常会？待见“总统”后再行决定。
十时，晋见“总统”，坚持王云五任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任外交部长，口头上以为仅供余参考，其言词中之意义，实余生平所未闻――难……
十二时，约岳军、厉生、少谷商谈，希少谷勉任外交，俟各作最后之决定。
下午四时，与王云五先生面谈，希任副院长。渠坚决让辞，经过一时四十分，仅答应考虑一夜，明早再答复。当即以电话告知岳军请相劝，又经岳军与云五先生谈一小时许，结果尽人事（不愿干），听天命（命令无法抗）。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8年7月13日，影像档号：085050022。 陈诚最终放弃己见，顺了蒋意，蒋却感觉到陈并非心悦诚服，认为陈“诈伪不诚”，辜负其三十年的苦心培植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7月13日。。
蒋、陈的地位与职责不同，对“行政院”组成有不同看法应属正常，但蒋对陈已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陈有意欺骗他，故而很愤怒。至陈诚“组阁”完成后，蒋仍余怒未消，对其施政暗中设障。8月初，陈诚答复“监察院”，同意提高官兵待遇。而蒋介石在随后主持的财经会议上却不提此事，意在让陈诚明白他才是施政方针的最后决定者。蒋不无得意地将此写下来：“辞修前日在监察院擅自宣布，自本月起增发官兵副官费十元，而未依照正当程序，以其好胜心切，故听之不问。”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8月15日。蒋介石对陈诚刻意栽培的同时对陈又时加防范。
对于为何不能完全听命于蒋介石，陈诚日记中有段有趣的对话。有人向陈转达张群的观察说，陈诚对蒋介石的话只听一半，张群是听三分之二，而俞鸿钧是听百分之百。陈诚似乎认可这样的观察，但辩解说：“余意所谓百分之百等于完全不听。第一，鸿钧根本听而不做，第二，纵做而社会人士亦未必听。”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58年4月12日，影像档号：085050022。陈诚1958年临危受命，希望能有所作为，不负蒋之信任与期望。然而，蒋希望的是一个如俞鸿钧般百分之百听话的“行政院长”，陈诚之锐意进取在疑心甚重的蒋看来，却似有分庭抗礼、难以驾驭之势。
四、 1960年陈诚的“金门之行”
1960年是台湾“大选”之年，将选举第三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依据相关规定，领导人只能“选连”一次，故蒋介石不能再选。一般舆论认为，陈诚可以顺利“接班”。然而，蒋介石却决定依然参选，并运用种种方式使其明显违规的行为合规，显示其晚年对权力的贪恋与私心较流行的看法是，蒋介石到台湾后就有“传位于子”的考虑，并刻意培植蒋经国。1960年蒋介石“参选”是有意压制陈诚，待条件成熟后直接将权力交给蒋经国。。在台湾内外已经形成陈诚“接班”顺理成章的社会心理氛围之中，蒋之参选似乎传达如下信号：在蒋的意识中，陈诚尚不够格“接班”。
从陈诚的日记中，看不出他对蒋介石参选有任何不满，反而是他处处帮蒋疏通关系，说服反对者支持蒋。
1月31日，王云五表示对蒋连任之“根本不赞成”，提出即使蒋“连任”，也不能用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方式。陈诚则帮蒋说话：“此时只能就‘总统’连任，使其比较合法，不可牵涉太多。今日之情形，除非根本改革，不然一切问题仍未能解决也。总之，国大势在必开，‘总统’不可不连任。”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60年1月31日，影像档号：085050024。次日，王世杰访陈诚谈选举问题。王提出，国际局势对蒋连任不利，建议用“以党领政”的方式，推胡适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蒋任“行政院长”执政。陈诚不同意，称“现实不能忽略，即须要‘总统’连任，而且目前形势不可能变更”。王同意陈的判断，但表示“为‘国家’百年着想，希望能有变更”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60年2月1日，影像档号：085050024。。王世杰在日记中也记载，国民党内以陈诚为召集人的14人小组确定了以修改《临时条款》的方法来帮助蒋介石成功连任[2]933。
在所有反对蒋介石参选“连任”的声音中，胡适的影响力最大，他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意见，令蒋介石十分恼怒关于胡适反对蒋介石参选与蒋的恼怒，详见拙文《相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833页。蒋介石猜测，胡适等人所以反对他连任，是要推陈诚取代，以便“操纵”政局。。陈诚与胡适关系良好，他主动以“征询”意见的方式劝导胡不要再公开发表反对言论，胡最后向陈保证，他的意见“仍如前日《自立晚报》所载对‘总统’问题发表意见，现决定不再发表任何意见”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60年2月14日，影像档号：085050024。。
选举结果，蒋介石与陈诚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陈诚立即给蒋写信，坚辞兼任的“行政院长”职。蒋驳回了陈辞呈，称“国难未纾，仔肩益重，所请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著毋庸议”。陈则顽强地再次提出“不应再兼任与不能再兼任”，恳请蒋批准。蒋回复仍不许可：“吾人身许党国，从事革命数十年，共同甘苦，备历险阻，今当‘国家’遭此空前危难，既受全民付托，更应相期努力，共肩艰巨，实属义无可辞，原签呈璧还，勿再言辞。”[1]795
此后陈诚的行事明显转向消极。“行政院”改组时，陈诚不再像两年前那样较劲争执。蒋对陈提交“组阁”的名单照单全收，并自以为得计：“余特将顺其意……以观其后也。此乃不加勉强，使之慰勉自效，或亦用人之一法乎？”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5月25日。蒋对陈表现的顺从颇满意，特意将其与1958年改组内阁时比较：“与辞修谈行政院各部会人事之调正，大体皆定，其对人事之意见，多能体认余意旨，乃比前年改组时所表示之精诚增矣。”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5月23日。
蒋所不知的是，陈诚此时的顺从与“体认”，或许是因“接班”无望、辞职不能而灰心消极的一种表现。陈诚被压抑的情绪在6月间“立法院”会议上应对委员质询时大爆发。6月9日，161位“立法委员”以陈诚留任“行政院长”未经“立法院”同意为由，联名提出质询。6月14日，陈诚提交的调整军公教待遇之方案又遭“立法院”之责难，他感慨“妒忌之心，同志尤狠于敌人”，以“愤激偏狭”的言辞愤而反击，演成“行政院长大战立法院”的风波。蒋介石与陈面谈，劝其尽量做到“性情宽和冷静”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7月3日。。蒋并劝陈诚暂时赴金门休息，避开台北是非之地。
然而，不知为何陈诚不仅未听蒋之劝诫，反而在退役多年之后，身着军装前往金门，高调张扬。他在7月17日连续给蒋写两信，一信报告在金门视察防备的情形，另一信则直述台湾政治环境恶劣及个人委屈，再次要求辞职。陈诚半是陈情、半是哀怨地写道： 职受钧座三十余年之训诲，从不见危而避，临难苟免，或怨尤荒怠，消极悲观。更不存苟得贪鄙，自是自私之念。故自十九（1930）年冬奉命入赣剿匪迄今，每以“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归之于数”与“为负重何妨忍辱”，“欲求全必须委曲”自励自慰。尤其自大陆沦陷，中央迁台，奉命离军从政，虽对政治不感兴趣，亦明知我国之政治环境之恶劣，然十年来，无时无刻不“以待罪之心情，作赎罪之努力”。终以修养不够，学能俱乏，非但建树极微，反而集怨成仇，益增钧座之负累，损及钧座之令誉，职于心何安何忍。故于五月二十一日除再请钧座准职辞行政院院长外，并附签说明，职不应与不能再兼行政院院长之衷情，惜未蒙钧座核准。夫“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同仁相忧”、“同恶相党”，自古即然，今何足异？[1]801
蒋介石接信大怒，认为陈是“神经失常之病态严重”，说陈诚“本为胸襟狭窄器量浅小之人，近来又受立法院反对派之刺激，促成其今日之现象，其实皆由其本身多言轻信，愤忿疑虑，自矜自大所造成”。“彼平时精细负责之优点，乃全被其以上缺点所掩没，而毫不自反自悟。殊为党国前途叹惜。”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7月19日。他觉得放任陈有失控的危险，于7月19日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携亲笔信飞往金门，措辞严厉地命陈速回台北：“在外多留既无修养可能，则不如从速回来，共商大局。”[1]804
陈诚在日记中称，他不愿让张群为难，“决于今日下午偕岳军先同机飞回台北”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60年7月20日，影像档号：085050024。。次日，回到台北的陈诚去拜见蒋，他对这次见面记载颇详细：
五时三十分，晋谒“总统”。除报告视察金门所见所闻及观感外，“总统”以今后“国家”重任见托。余告以对于政治原无兴趣，奉命由从军改为从政徒增“总统”负累及忧虑，内心歉疚，实无以自解，常感如能死在“总统”以前是幸福。
此次谈话，深感“总统”对于余之期望似甚切，但对余之疑虑实太深。
另，提及前年与胡适之、王雪艇、蒋梦麟、梅贻琦等出游，渠所以决心连任第三任“总统”，因此等政[客]只有渠可以对付，并说我有组织等等。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60年7月20日，影像档号：085050024。
蒋介石虚示对陈之厚望，实则重提两年前旧事“敲打”陈，说他“有组织”。从日记措辞看，陈认为蒋对他的期望“似甚切”是表面上的，而对他的疑虑“实太深”才是实质。陈只得百般辩解，情急之下，竟然说出“常感如能死在‘总统’以前是幸福”这样近乎诅咒的话，以打消蒋的疑虑。须知，陈诚比蒋介石要小11岁。
蒋介石并未因陈诚的解释而改变成见，反而认为陈是“言行虚伪掩饰”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60年7月23日“上星期反省录”。。其后，蒋要求陈诚读《毛奇评传》，意在使陈了解作为下属与幕僚的职责和分际。陈明白蒋之用心，特意将读后感向蒋报告：“诚深感幕僚者，除了解国际形势，及政治环境外，尤须：（一）识大体，顾大局，忠愤耿耿，劳瘁不懈。（二）联上下，化异同，砥砺损益，求其至当。（三）忍人所不以忍之言，受人所不能受之气。不然，其不误已误国者鲜矣。”[1]805
陈诚对“接班”已再无奢望，将自己定位为“幕僚”，表示要努力做到“识大体，顾大局”等三条，这是蒋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五、 1961年“草山争论”
陈诚在1961年大事记上写道：“七月二日，不可忘记的一日。”[3]45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刻骨铭心地记下？因为他平生第一次当面顶撞蒋介石，两人大吵一架。如果说之前蒋介石与陈诚间的矛盾与分歧多是彼此旁敲侧击的“暗战”，那么，1961年他们为“反攻大陆”问题产生严重分歧，两人均意气用事，不再隐忍。
“反攻大陆”是蒋介石在台湾时期最基本的政策与施政方针的基础，不容任何人质疑。陈诚担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曾是“反攻大陆”的积极支持者与推动者。但时光流逝，陈诚开始怀疑“反攻”的胜算，在“反攻大陆”与“建设台湾”之间渐渐倾向于后者，认为建设台湾“即反攻大陆之基本工作”[3]127。事实上，到20世纪50年代末，台湾上下已经弥漫着“反攻无望”的心理。
1961年初，蒋介石制定了“天马（野龙）计划”，目标是“趁大陆灾荒与人民饥饿待救之时机”，以空军袭击、空降大陆，促成“大陆反共革命之全面爆发”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61年“大事年表”。。6月底，蒋介石得密报称，陈诚对“反攻复国”根本失去了信心。蒋认为，两个月前陈已同意他所定的“开始反攻时期”，并表示“已决定战时财经措施与军费”，现在陈忽反前议，毫不顾及蒋之威信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61年6月30日。。蒋介石愤而约陈诚谈话。这次谈话因两人各执己见，大声争辩，演成著名的“草山争吵”。陈在日记中详细叙述当时情形：
“总统”拟于八月间开始军事行动。余以为反攻自当义无反顾，唯目前是否为反攻适当时机应考虑。“总统”未待我讲完，即大为发怒，以为我怀疑三军不能战，破坏统帅威信，阻挠其反攻。我告以“总统”如此说法，是怀疑我的人格，我非但不能做事，亦且不能做人。我们反攻，虽不能算定，但决不能糊涂战，最低限度也到舍命战。试问如何使三军舍命？以运输工具言，如不给交通部相当时间，如何集中船只？其他可不必言。
正吵得厉害时，夫人出来做和事佬。以后“总统”亦较心平气和，说必须积极准备。陈诚除日记外，尚有一本“工作日志”，简要记录会议与会客安排，而1961年7月2日的记载特别详细。[3]45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也详记此事：
与辞修谈反攻计划、方针、日期，与机会难得而易失之理，并责其不应背地倡言“国军不能作战”之说，以打击反攻士气，即打击我统帅威望与统御之[能力]，无论以后无法重振反攻信心一点，令其特别注意。明告其我所已下之动员令，决不能自我取消，除非由其不赞成之理由，代我取消。因我欲反攻必须取得内部同意，否则只有牺牲我之主张也。 彼闻言后，自觉前日与彭（孟缉）等谈话违反其与我两月前所同意之主张与日期，乃即无言以对，只可承认仍照我主张与日期进行也。此或为我反攻政策转败为胜之枢机乎？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61年7月2日。
或许是蒋、陈地位不同，对这场争论的感受不同，二人的记述重点各异：蒋没有记争吵经过与陈的意见，给人的印象是他始终在教训陈。陈诚则不但提到争吵详情、自己的意见表述，且提到宋美龄调和的细节。双方均强调了各自的立场与理由，似乎最后都是对方让步，自己占了上风。蒋介石记：“（陈）无言以对，只可承认仍照我主张与日期进行也。”陈诚则记：“以后‘总统’亦较心平气和，说必须积极准备。”仅从这一点即知双方分歧未解决，心结未解开。事实上，宋美龄事后又专程到陈宅劝慰，将经过告知陈妻谭祥，称“二人皆性躁，为国争论”[3]273。蒋介石在谈话过程中表现出的霸道给陈诚以极大刺激，陈诚在笔记本上以“草山争论”为题，详细记下了蒋的责难与他的回答及感想：
“总统”约见我之责难。
此次约见其愤慨情形，形于声色，实为我追随他近四十年来所未见。
其责难可归纳为：
（一）责我破坏其统帅威信（指三军人事）；
（二）责我阻挠其反攻大陆政策（大约指军备经费）；
（三）对我数十年来之培植表示失望，并说如果他不行，让我干。
我的答复与感想：
（一）我自知并自谅学问不好，修养不足，但自信对反攻大陆之决心与准备，决不后人。并特以古人“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与正义（，）即（而）权力的认识，对共匪斗争（，）必须贯彻到底。
（二）我的缺点极多、极大，但决不忘记我的责任，与做人的道理。
（三）如果对我的人格发生怀疑，我非但不能再任行政院长，即人也不能做。我的选择，当做人，不愿再做官。
（四）我之追随“总统”初衷，为实现国父三民主义，而非做官，尤其高官。
我六十多岁了，这数十年来任劳任怨，而且任谤，究竟为什么？
我如稍存自私之念，决不如此傻干――不顾毁誉，不顾身体的干。[3]273
争执之后，蒋介石得到报告，陈诚转变态度，愿为反攻军事做积极准备，“行政院”已拨发“临时战费”，并令“交通部”亦如期集中船舰，配合行动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61年7月6日。。事实上，蒋介石“反攻”军事计划受制于各种因素，尤其是美国的牵制，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根本无法实施。蒋在7月18日自找台阶：“反攻行动准备，余决展延两月至九月底完成。此为形势使然，乃亦内部共同心理所致，不得不俯顺舆情，且可减轻财经压力。”最后，他又加了一句：“辞修更为快活矣”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61年7月18日。。这里没了对陈的忿恨，反倒有点自嘲，十分罕见。蒋内心也了然，在当时情况下“反攻”确实无望。
根据陈诚所记，蒋在争吵过程中赌气地说，如果觉得他不行，可由陈来干，这是情急之下将对陈诚“逼宫”的担心坦白地说出来。陈诚闻之大骇，辩解说这是对他人格的怀疑，他若有此心，别说做官，连人也不能做了。这种近乎发毒誓的辩解，正说明他心底最担心的就是蒋“误会”他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草山争论”不久，又发生令陈不快的事情。1961年联合国大会将讨论“中国代表权”，美国肯尼迪总统要蒋派“最亲信人员”赴美当面协商。蒋明知美方意指蒋经国，却偏要派陈诚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访问美国。陈诚7月17日记载奉命从台北到日月潭见蒋的情形：
十二时抵日月潭，“总统”即召见沈（昌焕）部长，报告甘乃迪总统及詹森副总统来函。甘函请我“总统”派一信任者赴美。余十二时半才见“总统”。余实不甚愉快。稍谈后即共进午餐，并约下午五时半再谈，并呼余偕沈部长赴美。余告以余辞不达意，且不懂英文，请考虑蒋夫人或经国兄，或昌焕兄均可。“总统”认为余总相宜。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61年7月17日，影像档号：085050025。
蒋介石将身为“副总统”的陈诚晾在一边，而径直先和“外交部长”单独谈话，陈“不甚愉快”的感觉当然可以理解。两天后，陈与蒋经国谈话时再次表示，自己赴美“极不相宜”，“因余辞不达意，恐有损‘总统’及‘国家’面子”陈诚《陈诚日记》（手稿）1961年7月19日，影像档号：085050025。。然而，蒋坚持派陈诚出访。幸而，陈到美国后忠实执行蒋制定的方针，顶住美国压力，坚持台湾的“原有立场”，访美结果令蒋十分满意，“引为欣慰”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61年8月5日“上星期反省录”。。
1961年7月的争吵是陈诚最后的宣泄与抗争，之后迭次提出辞职。王世杰日记中多次提到，陈诚那段时间“极易生气”，影响健康[2]997。1963年12月，蒋批准病中的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陈立即给蒋去信感谢：“经蒙勉徇所请，获卸仔肩，仰荷关垂，永铭肺腑。”并进一步要求蒋允其在所担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宪政研讨会”副主任委员、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各职位上均“准免承转各项文件及参与各种会议典礼”，以便专心静养[1]833。陈隐退的理由是身体有病，但他在其后给女儿的信中明白地说，“我身体很好”《陈诚致陈平函》，陈诚文物，台北“国史馆”藏，案卷号：008/010201/0002/001。。陈诚不赞成蒋介石提名的严家淦继任“行政院长”，另荐人选，但蒋介石固执己见[2]1018。
陈诚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964年1月24日，但自1961年之后，其日记中已不再涉及与蒋介石的关系了。
如前所述，《陈诚日记》在总体上较少涉及个人生活与感悟，但仅就以上所列对蒋介石的不满之处，足以使我们要对台湾时期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予以重新认识：以往的研究总强调他们“合作无间”，蒋介石信任栽培陈诚，陈诚对蒋服从的一面如一本陈诚传记的书名就是《蒋介石的宠将陈诚》（孙宅巍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然而，历史是复杂的，新的史料则显示出蒋介石和陈诚之间其实也曾经有过较尖锐的矛盾与冲突。
（本文初稿在2013年10月于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召开的“Chiang KaiShek and His Time： New Historical and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s”会议上首次宣读，后做了重要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