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何方:宗教社会学在本科生教学中的困境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5-0193-03
宗教社会学是宗教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宗教社会学在中国起步甚晚，且发展缓慢。目前，中国的宗教社会学存在研究人员稀少，科研成果薄弱，理论创新缺乏等诸多问题。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中国的不少高等院校都不仅在研究生，而且在本科生中开设宗教社会学这门课，以便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后备人才。但是，由于各种条件所限，宗教社会学在本科生中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为了探索宗教社会学在本科生教学中究竟存在何种困难，以及如何化解这些问题，笔者采用实证方法对安徽大学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教学中的困境
宗教社会学是宗教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宗教社会学在中国起步甚晚，且发展缓慢。目前，中国的宗教社会学存在研究人员稀少，科研成果薄弱，理论创新缺乏等诸多问题。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中国的不少高等院校都不仅在研究生，而且在本科生中开设宗教社会学，以便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后备人才。安徽大学自2007年起开设了宗教社会学这门课程，供全校不同专业和年级的本科生作为专业选修课。课程开设七年来，学生选修得相当积极，年年爆满，甚至出现有不少学生选不上的现象。尽管表面上学生对宗教社会学似乎非常感兴趣，但笔者作为授课老师却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这门课在本科生中开设尚存在一些难以突破的瓶颈性问题。为了深入了解这些问题，以便在今后的教学中逐步改进，笔者采用结构式问卷的方法，对2014年安徽大学选修宗教社会学的本科生进行了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100份，经过整理，未发现无效问卷。下面笔者将就学生在调查问卷中反映的情况，对宗教社会学在本科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逐一说明。
1.教材的理论性太强，学生难以理解。据笔者所知，迄今为止国内已公开出版的以宗教社会学为名的教材有范丽珠的《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中国》、孙尚扬的《宗教社会学》、戴康生的《宗教社会学》和陈麒书，袁亚愚主编的《宗教社会学通论》。客观而言，这些教材都出自名家之手，无论对概念的阐述，理论的梳理，还是结构的编排，其语言之优美，分析之深刻，逻辑之严密自不言而喻。但它们作为本科生教材却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美中不足之处。其中，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理论性太强。
如上图统计数据所示，多数学生认为现有的教材太偏重理论，晦涩难懂。客观而言，学生们所反映的情况确实如此。例如，孙尚扬著述的作为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的《宗教社会学》用了较大的篇幅谈论宗教的定义和本质、宗教性的意义系统、宗教与社会秩序、宗教的世俗化等内容，不仅理论性太强，而且哲学意味太过显著。不仅如此，教材中所引用的案例都是西方社会的，中国学生因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在理解上存在一定困难，有隔靴搔痒之感。学生们因听不懂课程内容，或者不感兴趣，上课时难免没精打采，而学生的反应又必然影响到授课老师的心情，结果导致他们很难将课讲得精彩、上得生动。可以说，没有合适的教材是当前宗教社会学在本科生教学中最大的困境。
2.缺乏适宜的教辅素材。对于宗教社会学这门课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最为有效，最受欢迎，95.6%的学生青睐视频辅助教学法。他们认为，如果老师在教学中添加适量的视频素材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他们的兴趣，帮助他们理解课程内容。虽然笔者在授课过程中有针对性地播放了两部有关田野调查和新兴宗教的视频，但学生们依然觉得视频在整个课程教学中所占的比例太小。在问卷调查中，学生们建议在课程上播放一些有关宗教起源、宗教发展史、宗教仪式的纪录片。尽管学生的要求不无道理，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定难度。因为目前网络上和市场上有关宗教方面的视频素材虽然不少，但能有机地与宗教社会学的课程内容相契合的却甚少。如果盲目地在课堂上播放视频，则难免会影响教学质量。缺乏适宜的教辅素材是宗教社会学在本科生教学中的另一困境。
3.学生对课程内容要求不同，众口难调。由于宗教社会学这门课是对安徽大学全校学生开放，选课的学生来自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就调查问卷和交流访谈的情况来看，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同，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能力就不同，对课程内容的要求也不同。如图2所示，有71.11%的同学反映，人文社科类的学生比理工类的更容易理解本门课程内容，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对课程的理解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笔者通过与学生的课下交流了解到，不同专业的同学对本门课程的内容期待也是多有殊异。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希望多介绍些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流派，特别是前沿的理论动态。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希望多增加些社会实践和田野调查的内容。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则希望了解一些关于宗教历史与文化的知识。在学生对教学内容期待不同，众口难调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要求是摆在授课老师面前的一大难题。
4.田野调查无法开展。宗教社会学作为一门注重实证研究的学科，田野调查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若老师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带领学生进行适量的田野调查，将田野与书斋密切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其魅力，则教学效果一定甚佳。然而，由于安徽大学选修宗教社会学的学生数量实在太多，动辄一百多人，大班授课，加之学校不提供任何经费支持，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田野调查。学生对宗教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其实非常感兴趣，有的学生甚至提议笔者可以分组分批次地带领他们去做田野调查。这个建议在实践中也面临不少困难，如田野调查中的安全问题、调查的时间和地点如何确定，经费如何落实，等等。遗憾的是，虽然学生强烈要求和期盼去做田野调查，但因种种条件所限，笔者至今未能实现带领学生去做实地调查的愿望。田野调查无法开展是宗教社会学在本科生教学中难以突破的瓶颈性问题。 5.学生的选课目标不明确，有凑学分的意味。按照调查统计数据的显示，学生选修宗教社会学这门课的目的分别为：出于自己兴趣和爱好的占37.8%，为了提高专业水平的占35.6%，为了了解不同文化和习俗的占17.8，为了凑学分的占8.8%。但据笔者的观察，以及课后与学生的谈心获知，多数学生选修宗教社会学其实是为了凑学分，因为安徽大学规定每个本科生都需要选修几门跨专业的课程。宗教社会学因为是考核课，不需要考试，相对来说容易通过，所以很多学生才愿意选修。由于很多学生选课的初衷只是为了拿学分，故而在学习态度上就不太积极。学生的选课目标不明确，凑学分意味浓厚是宗教社会学在本科生教学中的又一困境。
以上便是笔者在安徽大学讲授宗教社会学七年来所碰到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笔者的能力有限所致，有的是学校的教学体制所致，有的是学科自身的不完善所致。这些问题若想得到解决，恐怕须多方共同努力才可。
二、建议与对策
就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来看，要摆脱宗教社会学在本科生教学中面临的困境，教师和有关部门须齐心协力，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明确定位宗教社会学的教学目标。我们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在本科生中开设宗教社会学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何在，也就是说，希望学生研修后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如果没有事先明确定位宗教社会学的培养目标就贸然开设这门课，其结果必然会效果不佳，草草了事。为了保障宗教社会学能够在中国快速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学界完全有必要召开专题研讨会，为业内学者提供一个交流探讨的平台，对宗教社会学在本科生中的教学目标做出明确界定，以便授课者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编撰一部难易适中的教材。教材建设是教学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质量上乘的教材能有助于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和理解。目前，对于宗教社会学这门课而言，编撰一部质量上乘、难易适中的教材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在编撰的过程中，笔者建议有意于编撰宗教社会学教材的专家学者不妨参考美国人类学家威廉?哈维兰的《文化人类学》（第十版）的体例来编写。哈维兰在这部久负盛名的人类学教材中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大量的案例和经典名著阅读，娓娓道来地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精髓融贯于教材之中，使学生在轻松得如同读故事般的氛围中学习到许多人类学知识。笔者认为，遵循此理路来编撰宗教社会学的教材，将能最大化地满足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的学习要求。
3.拍摄几部有教学价值的视频。观看视频有助于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从问卷来看，这也是大多数同学的强烈要求。由于现阶段教材都没有配备视频材料，授课者只得自行寻找。因授课者的知识背景与外部环境各异，加之无统一的标准和来源，导致他们用于教学的视频内容各不相同，质量也参差不齐，其结果严重影响了宗教社会学的教学效果。所以，为了保证宗教社会学的严谨性和统一性，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学界应共同研讨后制作几部统一的有教学价值的视频素材。
4.制定一套成绩评定体系。宗教社会学在很多高校都是作为选修课，学生成绩通常以考核为主。由于目前宗教社会学这门课还没有一套完善、可行的成绩评定体系，结果授课者只得依据自己的经验来评定学生成绩。这样就难免会出现宗教社会学选修者所获得的成绩与其实际掌握的知识不相符的现象，结果使得宗教社会学的神圣性在学生心目中严重受损。同时，学生选修宗教社会学的热情也大受影响。在访谈中，有很多同学就考核方法向笔者提供了一些很有借鉴性的意见和建议。例如减少点名次数，增加小组活动来考核个人的学习成效；给学生在课堂上更多的自我展示的机会，并将表现情况纳入考核范围。为了方便授课者评定学生成绩，保障宗教社会学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学界可尝试制定一套具有参考价值，富有可行性的成绩评定体系。
5.增加田野调查活动。田野调查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教学过程中因受多重因素阻碍，田野调查难以实行。笔者认为，要解决此问题，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拓展经费来源渠道，解决经费不足问题。学校应加大对宗教社会学教学活动的支持，在经费支持上有所倾斜。除此之外，授课者也应积极寻求社会的支持。二是重视对学生田野调查能力及专业程度的培训。为了安全地组织人数众多的学生开展田野调查，事先对他们进行田野调查方法的训练和培训必不可少。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学生在田野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也能避免学生因文化和习俗的差异而与调查研究的对象发生纠纷和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