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文化对近代哈尔滨音乐文化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132-02
受日俄文化影响，近代哈尔滨音乐文化独具特色，不仅具有民族性，还具有典型的移植性、中介性和交融性。因此，全方位研究近代哈尔滨音乐文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近代哈尔滨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
（一）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吸纳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历史悠远，源远流长。它的独特魅力在于中国音乐的民族性以及所折射出来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图腾崇拜的原始乐舞到商代神秘巫乐，从周代的宫廷雅乐到恢宏的大唐大曲，从宋元的市民音乐到明清的戏曲歌舞，从汉族的民间小调到少数民族的自由吟唱等。这些不同音乐类型的完美结合形成了中华民族音乐特有的风格。这些特有的风格便是哈尔滨音乐文化的渊源。
（二）1898年中东铁路修筑后俄国文化的传入
清末民初是哈尔滨音乐史上兼收并蓄的开拓时期。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都得以在此发展延伸。因沙俄的远东政策和东清铁路的修建，大批俄国人来到哈尔滨。他们侨居至此，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完善的设施。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引发内战，通过铁路又有许多白俄侨民来到哈尔滨，在这些俄侨中不乏具有音乐才华的艺术家、学者、贵族和平民。各种各样的西洋乐器、能歌善舞的异国民族音乐得到了尽情的发展和交流，使哈尔滨形成并奠定了“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的美誉。
（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文化的侵入
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造成的沉重灾难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在东北沦陷，日本军国主义建立“伪满洲国”，开始了残酷的殖民统治。哈尔滨作为当时新兴的国际化都市，在东北沦陷区的“北满”处于要塞位。“伪满”政权施行的日本殖民统治，将文艺纳入到殖民政治的范畴内，其影响程度之深、历时之久，不仅对哈尔滨市原有的本土音乐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严重干扰和影响了哈尔滨近代音乐文化发展的进程，使哈尔滨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殖民音乐文化局面。
二、日俄文化对近代哈尔滨音乐文化的影响
（一）俄国文化对哈尔滨音乐文化的影响
1.俄国侨民的加入，出现多种音乐形式，并在哈尔滨民间得以广泛传播。早期的俄国侨民的音乐、娱乐生活都是民间的、自发的形式[1]，如：个体沙龙艺术、联谊会、文艺小组、家庭小乐团等。演奏内容多为简单的小合奏；民间乐器巴扬、吉他，偶尔也有少量的小提琴、大提琴、钢琴和声乐的独唱、合唱等。他们经常以家庭为单位，邀请诸多好友吹、拉、弹、唱，引吭高歌，在哈尔滨民间广泛传播。
2.俄国上层音乐家的加入，音乐机构开始产生，加速了西洋音乐在哈尔滨地区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贵族、精英、官员们也加入进来并起到了有力的领导作用[2]。如：波列基卡医师、德?列?霍尔瓦特中将（沙皇俄国政府派往中国的代理人）时任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以及他的夫人等。建造了哈尔滨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娱乐中心――“中东铁路工厂俱乐部”，为数以千计的铁路员工提供了一个固定的业余活动场所。尽管当时很落后，但这些俄国上层音乐家却努力使当时的铁路工人以及在哈尔滨的俄国侨民的业余娱乐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1903年6月，俄国贵族希尔科夫在哈尔滨“市公园”（现兆麟公园）里开设了本埠历史上第一座营业性的欧式剧场――希尔科夫戏厅。它以丰富多彩的演出吸引了众多好奇而热心的观众，从而导致了其他同类剧场的兴起。俄国文化经营商恢萨阔来到哈尔滨，由恢萨阔本人亲自担任指挥于1909年举办了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欧式综合音乐会，音乐会上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鲍罗丁的交响音画《在中亚西亚草原》等作品。这次较高水平的演出赢得了哈埠音乐爱好者的好评，也为西洋音乐在哈尔滨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3.俄侨兴办的学校，促进了哈尔滨音乐文化的发展，更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才。文化最好的传播方式就是教育，俄侨兴办的几所学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才，为哈尔滨营造了良好的音乐文化环境，也为哈尔滨的合唱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哈尔滨第一所高等音乐学校[3]开办于1921年5月，这是一所为满足俄侨子弟音乐教育需求而兴办的音乐学校。校址在当时的哈尔滨商务学堂，创建者是俄乔II?H?马申、C?M?达弗里泽等人。该校是按照俄国皇家音乐学会和俄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课程安排，分为预科班、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学制为六年。开设专业有钢琴、声乐、小提琴、大提琴、铜管、木管等。各个专业学生除了学习主科之外，还要学习副科，副科包括乐理、视唱练耳、音乐史、声乐、和声等课程。进入高级班学习器乐的学生必须要学习合奏课才能毕业。我国现代音乐学院的教学体系，仍然受到这种俄式专业音乐教育体系的影响。此音乐学院创办20多年，共有2 000余名学生，但是由于该校按照俄国音乐学院教学大纲授课，难度很大，只有很少的人才能拿到毕业证。此音乐学院的兴办培养了我国第一代音乐家，为我国当时的音乐教育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
（二）日本文化对哈尔滨音乐文化的影响
1.“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音乐家和部分外籍音乐家开始充当各音乐机构的骨干。20世纪20年代以来，哈尔滨为俄裔音乐家活动的中心，“九一八”事变后，大部分中国音乐家离开哈尔滨，日本音乐家和留在当地的外籍音乐家开始充当各音乐机构的骨干。1935年日伪将俄裔乐团进行了整编，组成了综合性乐团――“哈尔滨交响管弦乐团”。该协会下设：交响乐团、吹奏乐团、哥萨克合唱团、巴拉莱卡合奏团等。其中以“哈尔滨交响乐团”阵容最强，活动频繁，这个乐团以日俄音乐家作为其主干，后来还创办了一份音乐刊物《哈响》月刊。 2.对华政策的改变，加速了日本音乐文化的入侵。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三原则，①推行东亚联盟运动，在四大纲领中特别追加了“文化沟通”的内容，其本质是殖民文化，借此取消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和文化地位。1940年5月，关东军司令部炮制了《思想对策服务要纲》，把“文艺及著作的动向”正式列为“必须侦查和注意的目标”。特别是1941年《艺文指导要纲》发表之后，强化了文艺控制，对文学、美术、音乐、电影、摄影等实行全面统治，这就是所谓的“国策文艺”。音乐文化在“国策文艺”支配之下，与其他艺术文化部门相协调，利用和开发各种团体和设施，展开了一系列的音乐活动。
1935年开始，日本面向全社会征集军歌[4]，获奖作品在日本国内和东北沦陷区内主要新闻报刊发表。
1942年6月，哈尔滨市公署与滨江省教育会联合主办了滨江省学艺会[5]，大会召集日系、满系、俄系、县旗的小学、中学、职业学校等各级学校代表，组织学艺会。之后，哈尔滨放送局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儿童放送大会，哈铁满剧会，最隆重的是9月26、27日，市公署聘请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乐团在哈尔滨厚生会馆举行三场乐曲演奏会，其中日本乐团演奏了山田耕伟作曲的《建国十周年庆祝曲》和东京音乐学校作曲的《子明》，德国乐团演奏赫尔姆托夫耶罗姆作曲的《庆祝曲》，意大利乐团演出《田园交响曲》，观看演出的军官和市民共有2 000余人次。
三、近代哈尔滨音乐文化时代特性
1.移植性
1898年俄罗斯选址哈尔滨为中东铁路的重要交通枢纽为始，后又有三十多个国家的外来移民，使得他们将本国的音乐文化一同带入哈尔滨。还有国内中心地带的大量商人与民工带来的纯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这样看来，近代哈尔滨音乐文化有三个主要的移植渠道和个性表征：俄罗斯与俄罗斯音乐文化，西方与西方音乐文化，中国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这些文化从总体上构成近代哈尔滨城市音乐文化的主干。“九一八”事变后以日本为主体的文化开始移入哈尔滨，又为近代哈尔滨城市音乐文化带来新的要素。由此移民带来新的活力构成了更加多样的哈尔滨音乐特性。
2.中介性
文化从它的产生地域传播到第二地域，再从第二地域传播到第三地域，原始文化在保持一定的原始特征的同时，也会与第二地域和第三地域的地域文化重组、结合而逐渐发生一些变化，出现一些新的特征，这就是文化传播的中介性效应[6]。在哈尔滨城市文化中，作为主体的是源于西方的文化，但并非是直入的，而是通过俄罗斯和日本作为中介国传入哈尔滨的。因此，哈尔滨的音乐往往不是简单的模仿和照搬西方原有的样式，而是融合了本地特有的民族音乐再加工构成的，这样所产生的音乐文化既传承于西方，又与西方稍有差别。
3.交融性
两种不同的文化个体在相互碰撞时，二者相互融合，从而产生和谐有机的新的文化个体，这是文化传播的一种交融性特征。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俄罗斯等各国的异域音乐文化和黑龙江以外的中国传统文化竞相杂糅在哈尔滨这个特殊的城市中，其音乐的多变和交相辉映不断推进哈尔滨音乐文化前进。这些特征在今天哈尔滨的城市建设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