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研究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4月发布的数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7395万人，41～50岁的农民工占26.4%，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农民工平均年龄由35.5岁上升到38.3岁。随着越来越多的老一代农民工到达退休年龄，农民工群体“老龄化”已成为当下的社会焦点之一。
就目前来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减小农民工群体养老风险的主要手段，其中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又是打工者获得较高养老保障水平的重要渠道。然而，有关调查显示，年龄在50岁以上的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水平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在个别城市，50岁以上的农民工参保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甚至为0。[1]众多研究反映，农民工参加打工所在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很低，农民工将参保意愿付诸行动的不多，实际的参保行为与参保需求意愿存在一定差距。[2，3]因此，深入了解老一代农民工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大意义。
在个人微观层面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们围绕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涌现出一批成果，对目前我国农民工参保率低的现状进行了详实的研究和讨论。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目的不同，选取的变量类型差异较大，但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个体特征。多项研究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和子女数量等因素对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支付意愿有很大影响。[4，5，6]
第二，经济特征。张霞的研究显示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明显增加，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资金积累，大多坚持家庭养老。[7]周月仙的研究显示稳定就业者参加养老保险的比重高于流动性强的就业者。[8]此外，工种与工作性质、职业技能等其他经济特征也对农民工参保有正向或负向的影响。[9，10]
第三，社会特征。农民工打工所在地亲戚朋友的数量、构成作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体现，对其参保行为有一定影响。[11]
第四，心理特征。学者大多从归属感、身份认同、留居意向等方面进行考察。[12，13]
总的来看，目前只有少部分学者将研究对象限定为老一代农民工，大部分是针对整个农民工群体或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研究农民工参保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章中，学者往往仅将设置的变量逐个罗列成点进行分析，存在着体系混乱、覆盖面窄等弊端。因此，本研究以出生在1980年以前的老一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将文献中的变量整合为个体、经济、社会、心理特征四大方面，分析其对老一代农民工最终参保行为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根据国务院对北京市区县的最新划分标准，同时考虑各区县的外来人口比例以及实际调研难度，本研究分别选取了北京四大功能区中的西城区、海淀区、昌平区以及门头沟区进行调研。本次调查采用自编的问卷以配额抽样的形式展开，根据农民工在北京市的职业分布情况在职业间分配样本。最后，在西城区、海淀区分别抽取样本45份，在昌平区以及门头沟区分别抽取样本30份。实际发放问卷总计150份并全部收回，有效问卷148份，有效率达98.7%。
（二）描述性分析
调查样本中，男性占71.6%，女性占28.4%；年龄集中在35～65岁，已婚者和未婚者分别占90.5%及9.5%；绝大部分被调查对象政治面貌为群众，占95.3%；健康状况为好的占85.8%，一般或差的占14.2%；老一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小学及以下占29.0%，初中占46.6%，高中及同等学历占22.4%，大专及以上仅占2.0%。
三、回归分析
（一）模型方法
本文主要调查的是老一代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与情况，其目前的参与情况可分为“参与”和“未参与”两类。本文采用二元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并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老一代农民工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估计。建立模型如下：
P表示已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概率，P/1-P表示已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机会比率。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表示随机扰动项，为常数项。
（二）变量选取
结合前人的研究结果以及调研的实际情况，将因变量设为两类，1表示已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0表示未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自变量分为以下四组：
第一组：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
第二组：经济特征变量。共有三类，一是工作情况，包括工作变动次数、目前单位所有制性质、每年工作时间以及劳动合同签订。二是技能培训状况，包括是否参加过培训以及是否获得过职业技能资格证书。三是收入情况，指的是上个月工资收入。
第三组：社会特征变量。包括亲属数量、亲密朋友数量以及相识数量。
第四组：心理变量。包括购房意愿以及未来打算。
（三）回归结果
（1）个体特征对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影响分析。根据回归结果，性别、年龄、政治面貌以及户口性质对老一代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影响显著。性别方面，男性老一代农民工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概率是女性的0.415倍，说明越是男性，参与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越低。年龄方面，年龄越大，其参保的比例越低。政治面貌方面，党员身份的农民工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概率是非党员农民工的5.627倍。户口性质方面，城镇户口农民工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概率是农村户口农民工的2.672倍。 （2）经济特征对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影响分析。工作情况中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老一代农民工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影响非常显著。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参保状况要远远好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比例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的7.221倍。技能培训状况中是否参加过培训以及是否有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均对老一代农民工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显著。收入情况方面，上个月的工资收入对老一代农民工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影响显著。与现有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结论相反，老一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越高，其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概率越小。这可能是因为老一代农民工由于距离退休时间更短，往往达不到缴费年限标准，收入状况好的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的需求更低，因而更看重短期既得经济利益，参保比例更低。
（3）社会特征对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影响分析。社会特征中仅亲属数量因素通过显著性检验，亲属数量越多，老一代农民工参与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比例越低。但亲密朋友以及相识数量对其参保影响都为正向。
（4）心理特征对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影响分析。购房意愿以及未来打算均对老一代农民工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影响显著。已计划购房的农民工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没有打算购房的农民工的7.978倍。计划未来回老家的农民工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概率要低于想要努力留在当地的农民工。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可知，个体特征、经济特征、社会特征以及心理特征四个维度变量均会对老一代农民工是否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就个体特征而言，女性农民工由于工资待遇水平相对低于男性，导致其对于养老担忧水平更高，因而更倾向于参保；农民工距离退休年龄越近，判断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的获益越少，所以更倾向于家庭养老。此外，政治面貌也会对是否参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产生显著影响。
经济特征方面，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是否对农民工参保职工养老保险具有法定义务。因此，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参保状况要明显优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群体；而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状况如是否参与培训、是否拥有资格证书一方面反映了其自身的个人素质；另一方面反映了其在企业中的工作待遇。因此，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农民工更懂得为自身的未来养老规避风险，也更容易在企业中获得养老保障。这同样适用于解释较高收入农民工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与率较高的现象。
社会特征方面，亲属数量往往代表着其家庭保障能力的强弱，亲属数量越多，特别是其子女的收入水平越高，农民工从家庭中获得养老保障的可能越大，水平亦越高。由于享受职工养老保险有年龄以及缴费年限等方面的强制性规定，因而这部分人群参保的水平反而越低。
心理特征方面，未来是否打算留在打工地，是否打算在当地购买住房不仅反映了农民工对其城市的融入程度，更是农民工基于自身实际情况的客观规划。认为未来不会在城市常住的农民工往往流动性较强，同时老一代农民工预期自身的未来打工年数较短，所以更可能选择参保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而放弃打工地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二）相关建议
首先，促进老一代农民工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了解，增强其自身的维权意识。农民工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往往受教育水平较低，自身缺乏对养老保险的了解，尚未形成防范养老风险的意识。同时，其维权意识也较弱，在面对企业不合法、不规范的社保操作行为时，作为员工中的弱势群体，往往不敢发声，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这部分群体在养老保险方面的宣传教育，降低其维权的门槛和成本，拓宽农民工群体的维权途径。
其次，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规范企业的社保操作行为。部分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用与农民工签订劳务合同而非劳动合同的方式避开法律法规对劳动关系中社会保险的强制性规定，损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中小型企业由于自身财力有限，政府部门的监察力度较小，这类现象更为普遍。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该进一步规范、监督这类企业中劳动合同签订的情况，加强对企业主的宣传、教育，使其明确自身的义务。
最后，完善现有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好各制度间的转移接续。虽然目前我国已建立三类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较为妥善地解决了各个群体的养老保险问题，但是老一代农民工作为最急需养老保障的社会群体之一，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以及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方面仍然面临着转移接续的问题。老一代农民工低参保率、高退保率的现状就揭示出现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还未能有效满足这一群体的养老需求。因此，政府部门在进一步出台相关的政策规定时应当充分考虑老一代农民工群体的参保需求以及其自身的参保能力，从而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保险体系。
（作者单位为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