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十三五”期间，是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生态保护面临重大转型、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时期。经济的新常态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经历的新的常规性的经济发展态势。然而，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所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要想使社会发展处于新常态的之下，就必须准确定位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争取最大范围内取得互利共赢。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越来越大，资源环境脆弱性也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在经济新常态下，从传统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向资源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最重要目标之一。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人口持续增长，耕地不断减少，供水能力紧张，能源紧缺愈加深重，矿产资源不足，后备资源基础薄弱，资源总需求迅速扩大，各类资源供应长期紧缺，是我国人口与资源、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矛盾的基本格局，资源短缺将长期成为遏制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格罗斯曼和克鲁格等经济学家把库兹涅茨曲线的思想应用到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当中，于1995年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也都证明了它的存在。该曲线是通过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演变模拟，说明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到达某个临界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如图1所示）。
从我国环境污染情况来看，根据统计资料，没有经过处理或不达标的废水、废气、废渣等三废的排放量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先污染，后治理”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模式，然而我们的治理主要体现在末端治理上。我们的总体判断是环境污染还处于倒U曲线的左侧，且离拐点还有一定距离。
环境问题不仅是环境经济学的中心课题，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1]关于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学根源，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首先，环境资源的有限性。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在有限资源的各种可供利用组合中，进行选择的科学。中国多项重要资源面临短缺并且人均资源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口持续增长，耕地不断减少，供水能力紧张，能源紧缺愈加深重，矿产资源不足，后备资源基础薄弱，资源总需求迅速扩大，各类资源供应长期紧缺，是我国人口与资源、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矛盾的基本格局，资源短缺将长期成为遏制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的存在，决定了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不可同时兼得。
其次，环境问题的公共资源的悲剧。一种物品，如果不具有排他性，则每个人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就会尽可能多的利用它，同时，如果该物品又具有竞争性的特点，即所谓的“公共资源”，则它可能很快会被过度使用，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经济学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公地的悲剧”和“搭便车问题”。在一个乡村里有一块公共土地，村民们在这块公地上放牧奶牛，如果每个村民都能够花无限制的使用公地，则实际的均衡奶牛数量将远远超过它的最优水平，引起的后果就是：公地将由于长期的超载放牧而日益衰落。这就是著名的“公地的悲剧”。搭便车问题：环境资源是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意味着每个人都能消费而不用额外付费，也就产生了“免费搭车”问题，私人不会提供该物品进而导致环境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在公共资源博弈的结果也表明了政府存在的必要性。
最后，经济利益的驱使。厂商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在片面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也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21世纪提倡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环境作为经济成本的一个部分，因为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所以环境保护成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经济的发展要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资源禀赋的高低直接影响地域经济发展的快慢；同时如果在经济发展中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运用经济成果为环境保护提供技术、物质支持，又可以促进生态平衡，因此，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保持协调，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为此，中国要正确制定和实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
第一，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循环经济的步伐。要努力构筑以绿色理念为方向、以高新技术为引领、以集群发展为特征、以现代服务业、绿色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为支柱的健康产业发展结构。工厂生产工艺要采用绿色的生产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同时减少对传统高耗能产业投资，加强节能、低碳、环保技术的攻关和突破，分期分批逐步淘汰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
第二，改革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推行绿色GDP核算方式。所谓绿色GDP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了自然资产（ 包括资源环境） 损失之后的新创造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绿色GDP 核算表达式为： 绿色GDP=GDP ?CE，其中E为经济增长的负效应。[1]
第三，加强政府的环保投资的力度，强化市场监管职能。一国环保投资占同期GNP的比例问题，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还要进一步提高环保投资效益，使投资资金更好地发挥效用。同时，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建立激励机制。
第四，提高公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期待有着日益迫切的需要，加强可持续发展的宣传，建立健全经济发展与环保的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公众和舆论界监督意识。
探索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关系，寻求二者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对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社会全面发展都是极具战略意义的，更是一个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