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命运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争、争鸣、辩论是伴随人类文明发展始终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动力之一。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论争形成和发展的，并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始终伴随着论争[1]p4-6。抗战后期的中国命运之争是一场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论争，它促进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他自由知识分子等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中国命运之争的概况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军和盟军在各个战场相继转入反攻，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胜利在即。同时，中国战场上日军的弱点日益显露，后方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民众抗战热情高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1943年1月11日，中英两国政府在重庆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中美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这实际上宣告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证明中国至少在法理上改变了百年来的半殖民地地位。蒋介石随即召集国民党文人完成《中国之命运》一书，于这年3月10日出版。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大肆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诬蔑共产党、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由此挑起一场中国命运之争。
《中国之命运》出版的头三个月，中共没有做出强烈反应。当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作为对这次反共高潮的政治反击，中共将批判《中国之命运》提上了议事日程。1943年7月21日至10月5日，毛泽东亲自领导和组织，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为主，展开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并迅速演变为整个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表现最为激烈、最为集中的思想大论战，重点围绕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集中进行批判。直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最终完成了对《中国之命运》所提出的全部问题的回答。这次政治反击，批判制止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突破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取得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获得了人民的拥护与支持[2]p40-43。
二、国共两党关于中国命运之争的内容
（一）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论争。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和中间人士对抗战胜利后中国之命运的构想，往往基于对中国历史、中华民族精神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近代历史的不同诠释。
蒋介石十分推崇传统文化，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的基础。《中国之命运》一书以大量的篇幅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成长与发达”的历程、“四维八德”的形成及其内涵等。蒋介石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国民道德的教条，“礼义廉耻”作为中国的立国纲维[3]。蒋推崇传统文化有其合理成分，但他回顾和总结历史的目的带有政治性，旨在诋毁共产党，主张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革命政党，“至于所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不难看出，蒋介石不仅攻击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而且敌视其他外来文化，这大多也是出于政治谋略的需要。他认为要否定共产党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就要从源头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合理性。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渐成熟的中共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结合，于是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对待传统文化也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为回应国民党，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中国之命运》所宣传的血统论和封建道德论进行批判。范文澜应用辩证法分析，认为国民党宣传的文化传统具有片面性，只看统一性而缺失斗争性，更没看到落后性与反动性[4]。陈伯达批判的要点主要是《中国之命运》宣扬的血统论，进而宣扬民众史观[5]。艾思奇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来对国民党崇尚的“传统道德”进行批判，得出《中国之命运》里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极端不合理的唯心论[6]。
（二）抗战建国指导思想的论争。国共两党最大的分歧在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归根结底是指导思想的对立。要获得整个中国的领导权，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义”之争势必上升激化。
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发展。然而1927年，蒋介石集团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其所奉行的三民主义是被阉割了革命精神的主义。1937年年初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国民党就要求中共“将中国只能实行三民主义而不能实行共产主义之真谛宣告国人”[7]p849。1937年9月蒋介石在发表的讲话中也要求坚持三民主义不动摇，并指责中共对三民主义没有真诚一致的信仰。1938年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即在武汉发动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活动。1943年3月，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再三强调“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是“国家的灵魂”[3]。然而，蒋介石把“一个主义”的三民主义曲解成一种独断、复古、排他的主义，把“一个党”理解成“一党独裁”，把“一个领袖”更是看成封建皇帝的“乾坤独断”，那么这必然会被共产党及国人所反对，斥之为“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灵魂附体”。
中共驳斥被蒋介石集团扭曲了的三民主义是“伪三民主义”，是要消灭和融化共产主义，其本质就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所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要“严格区别蒋介石主义与孙中山主义，区别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区别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但是要想真正驳倒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还必须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领导者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作根本阐述。《新民主主义论》的诞生是辨别真伪三民主义的产物。《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新式民主革命的社会性质、发展方向、历史特点、革命目标、革命前途都做了系统论证。此外，更是对中国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深入探讨。而且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借批驳“有三民主义就不需要共产主义”的错误论调，论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8]p687-688。 （三）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论争。国共两党关于中国的命运之争最终都会转向抗战胜利后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民主政权。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始终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取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企图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维护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1944年国共谈判，中共向国民党提出实行民主政治，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和其他一些民主权利，而国民党认为这些都是“毫无边际之抽象要求”。1945年2月，蒋介石在同周恩来、赫尔利会谈时称不接受联合政府。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通过的议案、方针诬陷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声称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共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以实现军令政令的统一。对中共主张建立联合政府进行猛烈抨击，主要还是坚持《中国之命运》中宣扬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不动摇的表现。
然而，中共为促进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了很多努力。1935年12月将“工农共和国”的称号改为“人民共和国”，1936年8月又表示“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政府成员构成实行“三三制”原则，经济上减租减息、保护民族工商业。抗战中后期，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1939年至1945年，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都是阐述这一建国思想的代表作。1945年在中共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以《中国之命运》为参照，致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指出蒋介石要维护的是“老中国”，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9]p1026。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阐明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必要性。
三、中国命运之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一）中国命运之争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壮大和水平的提高。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延安整风运动，而对《中国之命运》的大规模批判也推动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化。首先，在批判国民党的同时使得党内思想得到高度统一，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其次，锻炼和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水平。毛泽东经常告诫全党：“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8]p526这场论争，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和知识分子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撰写许多高水平的批判文章，使论争一波接一波地高涨起来，让对手应接不暇，最终赢得胜利。这些人有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胡绳、于光远、齐燕铭、陈唯实等。论争中也深化了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再次，这场论争也让国民党理论队伍溃不成军，但相反越来越多的自由知识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站到共产党的周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逐渐壮大并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也逐步扩大。
（二）中国命运之争促进中国传统文化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具有突出的实践属性、批判属性和发展属性，其中批判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实质[10]p57。另外，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政治立场，无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价值最终只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体现。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抗战时期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中共经历了一个不断改正和完善的过程，这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首先，中国共产党及知识分子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其次，保持科学态度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文化的继承发展过程中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再次，推进文化发展的与时俱进，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与时代相结合。抗战时期，共产党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彰显中华民族固有的爱国美德。论争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应用于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实现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三）中国命运之争促进中国统战理论的成熟。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总是一定形式的阶级联盟。列宁发展了马恩统战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无论是在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都要重视解决同盟军问题，都有组织统一战线的任务。中国命运之争促成《论联合政府》的诞生，它是对《中国之命运》所宣扬的一党制最彻底的反击，主张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中共统战理论的成熟提供了外部推动力。首先，争取农民。认识到农民的巨大力量并坚持推行土地改革，赢得了最广大农民的支持。其次，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肯定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并且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参政的事宜提上议程，从而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再次，争取少数民族。《论联合政府》犀利地指出国民党民族政策是反动的压迫政策。而中共的民族政策则是“民族自求解放”和“民族一律平等”，帮助各少数民族，“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9]p1084。这一切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支持。“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使原本举棋不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明确自己的政治前途，站到了中共的旗帜下。这场关系中国未来命运的论争，促进了中共统战理论的发展与成熟，更使得民主被提上日程。
（四）中国命运之争促进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主要体现在工人阶级用暴力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思想、不断革命思想、工农联盟思想等。而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命运的论争中，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明确了一系列问题。首先，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论争中中共揭露了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性质，以及帝国主义勾结封建主义压迫国人之现状，明确了革命的指向，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其次，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领导者。中共将占据数量优势的农民和极具先进性的无产阶级摆在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农民是革命主力军，无产阶级为革命领导者。第三，阐明了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明确了革命性质。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取的。第四，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明确思路是三民主义无法比拟的，所以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共产主义为指导。国共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共为打退国民党的思想政治攻势，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扬起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旗帜，将中国革命不断向前推进。
这场论争证明，只有先进的、与时俱进的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推进历史发展的进程，其中的真谛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