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人余怀诗词艺术特色探究
引言
“落拓青衫艳俊游，金禅植板醉高楼。留将家国兴亡泪，付与秦淮曲曲流。”[1]这是莆田人张琴对余怀的概括，可以说是余怀一生的鲜明写照。他年少就可作诗，二十余岁就负有盛名，与当时的杜?F、白梦鼐齐名时号“余杜白”，金陵人谐称“鱼肚白”。作为一位遗民诗人、布衣词人，余怀的存在颇具特殊性。其人年少家境富庶，郊游甚广，风流倜傥，寄情烟花，易代后甘当遗民，布衣终身，重文人气节，显英雄豪气，在当时遗民文人中起到“道德核心的作用”[2]。余怀一生的著作有很多，诗、词、文皆有涉及，而且样样精通。他的诗文，带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同时体现了他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气质才华。对余怀诗词进行分析，需要全面了解余怀身处的社会环境、生活成长环境、个人性格，才能在其一生的走向中把握住其诗词思想的精髓，更好的理解其诗词的内容、情感寄托以及艺术风格和特色。
一、余怀生平
余怀，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广霞、壶山外史、寒山道人、曼特老人等多种名号，多是一时一地所用，祖籍是福建莆田。余怀的一生分为大致四个阶段：一是少年得志，才华极高。余怀出生于商人家庭，《余先生六十》中记载：“书藏万卷儿能读，酒泛千钟家不贫。”可见，余怀从小家境殷实，且注重教育，加之其天资聪明，敏而好学，十五岁便能作诗，二十余岁就成为金陵的知名人物。学而优则仕，余怀关心政治，专心考取功名，但是屡试不中，此阶段的余怀，开始结交八方名士，如方以智、姜垓等，他们互相切磋技艺，交游作诗，生活安逸。二是改朝换代，游历四方。甲申年发生国难，余怀在《甲申集?西陵诗》中写道：“予之后游主忧，故凄多而喧少。”表达了凄苦之情，诗词风格由之前的明艳绮丽到慷慨激昂与淡然闲适。之后余怀积极抗清复明，写诗著书，在《甲申集》《江山集》中抒发着忧国之思、亡国之痛。三是坚守节操，寄情山水。这一时期，清朝的统治更加严苛，余怀身边的友人陆续成为清朝官员，余怀坚守自己的节操，在山水中寄托苦闷，编成《玉琴斋词》，用词的阑珊春意、美人神伤来寄托悲愤与苍凉之情。四是晚年隐居，读书著书。余怀晚年居于扬州，与友人话旧赋诗，但闲适的生活难言胸中苦闷，晚年写有知名的笔记《板桥杂记》。
余怀一生光明磊落，高风亮节。1936年出版的《莆田日报》为纪念余怀逝世二百四十周年推出特刊，称“这种守身如玉的崇高气节，不忘故国的高尚情怀，十分难能可贵。他家乡的后学称颂他‘高风亮节，可比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公’”。他一生的经历影响着他的诗词造诣，在游历四方、寄情山水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独特哲学观、山水观以及特殊的创作心态、创作选择和创作风格。他将一生的才学与感悟融入诗词之中，写下200余首诗和230余首词，有诗集《江山集》《甲申集》，内容涉及广泛，有咏物、写景、咏史、交游唱和等，诗中充满了遗民之情和故国之思；词集有《玉琴斋词》《砚山》《秋雪词》，流露出非常复杂的感情，既身在清朝，又心怀故国之思；既淡泊闲适，又渴望建功立业；既寄情“江左”，又融入现实艰辛，体现了特殊时代下典型的文人形象。
二、余怀诗词的情感流露
（一）亡国之恨，遗民之思
历史的变革，国家的兴亡，往往会触发文人的情感共鸣。在经历了家国变迁和生活境遇的迥然不同后，余怀内心凄怆、苦闷，曾经怀揣一番报国之志的他，苦守节气，甘为布衣。加之清朝文化专制，导致文人无法直接表达感情，他们便将亡国之恨和遗民之思蕴于诗词之中，这类诗词的题材多为怀古或感遇，曲折委婉地抒发感受。如《桂枝香?和王介甫》：“江山依旧，怪卷地西风，忽然吹透，只有上阳白发，江南红豆。繁华往事空流水，最飘零、酒狂诗瘦。六朝花鸟，五湖烟月，几人消受。”词中感慨历史变迁，感叹繁华往事，寄托哀思，渗透出一种深沉的苍凉感和浓厚的故国之思。类似的词还有《秋雪词》中的《念奴娇?春申涧怀古》等。除此之外，余怀还借怀念忠贤，以表示悼念，寄托哀思。他的诗《拜于忠肃公坟》：“忆昔景泰年间事，双手伏天助天讨”，既表达了对先贤的敬仰与悲悼，也寄托了自己对故国的怀念。余怀一部分咏物诗也用来寄托他的遗民之思，如《华亭鹤》，以华亭鹤的寂寞同自己作为遗民的寂寞孤独做对比，借物喻人、借物抒情，借以抒发亡国之哀。
（二）安贫乐道，胸怀苦闷
余怀的遗民生涯，与国变之前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相比清朝新贵，他自有他的闲适自由，既不用顶着政治压力，也不需要愧对于良心，他可以守住内心的高洁，过着自己轻松的遗民生活。这种布衣遗民的快乐在余怀的诗词中体现得很明显。如余怀的词《行香子》：“半是山家，半是渔家，闭门时，种菜种瓜，羊裘老子，高枕烟霞，看一轩云，一庭草，一阑花。世间名利，蚁穴蜂街，数千年账薄难查。闲来无事，不禁喧哗，听一林莺，一声鹤，一池蛙。”这首词安闲自在，将世间功名看淡，看花、看草、听鸟鸣、听蛙声，如神仙般享受。但是结合余怀一生的经历和心态，这种安闲自在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悲哀和怅惘。余怀的看花诗颇为有名，很多诗篇都写的平淡、闲适，仿佛能够在花海中忘记忧愁痛苦，如“花村犬吠无人到，曳杖敲门看海棠”，寻花访柳的日子，使余怀享受到田园生活的恬淡。但是，一些看花诗却凝结着萧瑟之感，流露出一种沧桑苦闷之感，使花也染上了一层悲凉的情怀。
（三）流连风尘，怜香惜玉
明清之际，青楼文化已经成为时尚的风向标。文人墨客流连风尘不足为奇。在以往时代，妓女多作为嘲讽对象，但是明末清初，妓女才艺甚高，几乎比肩于文人，且能够得到文人的尊重，成为文人吟咏的对象而入诗入词。赠青楼女子的词是余怀词的一大类，如《山花子?寄小珠》：“碧海沉沉月一钩，双双燕子掠高楼。镜里芙蓉难得见，恨悠悠。绿绮罢弹谁度曲，红灯结蕊又添愁。半醉半醒持不住，最风流。”这类词多写女子风姿才情，辞藻艳丽，内容却不低俗。他与青楼女子之间也多谱出恋情，如他与陈慧如，他将青楼女子视为知己，做有《慧叹》七律四首，记录与陈慧如的无果爱情，表现了他顾盼风尘，怜香惜玉的个性。易国之后，余怀深感苦闷，但是风流才子不改本性，风流自赏，流连花间。不同的是，此时的余怀开始将妓女们的身世用来表达自己对往日生活的眷恋，以及对故国的无限怀念。 三、余怀诗词创作的艺术特色
（一）以情为本
明代的程朱理学盛行一时，直至王阳明等“心学”理论提出，抑理尊情的呼声才逐渐高涨。清初文坛“论诗每以切题，自到性情为主”[3]，余怀便是“主情派”，极力主张“真情”“性情”，甚至将“情”作为为文作诗的出发点。正如上文所言，不管是余怀的诗还是词，余怀都将浓郁的情感蕴含和寄托其中，或者是抒发亡国之痛，或者是抒发闲适惬意，或者是抒发男女情爱，或者是抒发空有报国之志，却无施展机会的愤懑和抑郁。余怀曾作《闲情偶寄序》：“故古今来能建大勋业，作真文章者，必有超世绝俗之情，磊落钦崎之韵”，可见余怀对“真性情”理论的推崇，他的诗歌缠绵悱恻，情感真挚，浓郁深厚，如“为问当年三宿处，渔樵说罢泪沾襟”“孤舟只待枇杷熟，梦到青山泪满襟”“艰难苦恨愁多病，漫说天山古战场”等诗句，将“泪”“苦恨”等词入诗，更是增加了诗歌的抒情意味，深刻表达了余怀内心的凄怆和悲哀。
（二）仿古创新
余怀的文学思想可谓是“兼采众家，得味外之旨”。余怀的诗深受杜甫诗歌的影响，在感情上浓郁顿挫，忧国忧民。易国之后，余怀四处奔走进行反清复明运动，与清朝不合作。虽然表面上悠然自得，游山玩水，饮酒作诗，赏花观柳，实际上，他的内心深藏着国破家亡的沉痛和个人之志受挫的悲愤。这样的创作心态，本身就与杜甫的心态相契合，使他的诗歌风格与杜甫接近，在章法结构、形式上也与杜甫有异曲同工之妙。再看余怀的词，余怀的词风多样，对辛弃疾、秦观等皆有接受和继承，余怀善于用典，与辛弃疾相合，辛弃疾之词用典广泛，不露痕迹，余怀用典的种类也很多，如“江南红豆”“青楼红豆”“青衫”“扬州春梦”等典故的运用，但是余怀创新之处在于抒发的是自己的情感，表现的是自己狂夫、才子，不想向世俗低头的倔强，在青楼山水间抒发愤懑，以解忧愁，寻求解脱。如余怀的《满江红?同邵村省斋集笠浮白轩听曲二首》：“自笑狂夫，何处是理忧之地，携手过、城南韦杜，偶然游戏，亭榭依旧江总宅，笙歌合奏香山伎。怪次公，不是醒而狂，公真醉。”词风豪放，颇有稼轩之风，又有自己独特之处。余怀不仅擅长豪放词，对婉约词也颇有研究，由于其流连青楼，使他词作与周邦彦、秦观风格相仿，缠绵悱恻，凄丽哀婉。总的来看，余怀的诗词是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优点，兼采众家，博采众长，又兼具自身特点，有着不同的感情表达方法。
（三）风格多样
余怀尝试过多种体裁，五言、歌行体、七律、拟古诗、乐府诗；在诗歌题材方面既有生机勃勃的咏物诗，又有咏怀诗、咏史诗和纪游诗；余怀词有应酬赠答诗、感怀词、赠风尘女子之词；就抒发感情而言，也是复杂而丰富的。这就形成了余怀诗词风格的多样性，既能够表达豪放之情，又能够绮丽婉约。对于乐府诗，余怀“尤不间作”，在题材、叙述表达各方面模拟古乐府。余怀的诗词将汉魏、唐朝、六朝、宋朝的诗词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多样的风格特点和刚柔并济的诗词风格。
结语
余怀是一位极富个性和才华的文人，他在诗词领域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但是对余怀的研究尚不多。余怀一生经历曲折，他不仅情感丰富复杂，而且善于学习古人，尝试多种诗词风格，兼采众长，形成了自身独特艺术特色。可以说，余怀的诗词既有六朝的藻艳华丽，初唐的雄伟壮丽，也有晚唐的妩媚多情，他的诗歌是多种风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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