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职业道德教育思想产生的根源、内涵及启示
中图分类号 G719、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6-0064-05
19世纪末，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积弱积贫的中国处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各个领域的仁人志士都在为寻找国家出路和社会走向进行艰难探索。张謇以状元身份，毅然弃官从商投身实业，创办教育，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壮举。张謇边办实业、边办职业教育，在实践中形成了其极富特色的职业教育思想。在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当中，职业道德教育思想构成了其职教思想体系的灵魂。准确把握张謇职业道德教育思想内涵，领会其精神，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创业观，积极迎接时代挑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张謇职业道德教育思想产生的根源
张謇是近代中国职业道德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可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去考察。
（一）客观层面：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需求及职业道德教育的历史经验
随着国门被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清政府的统治阶层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对维护自身统治的重要意义。于是，一场以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的“洋务运动”拉开了帷幕。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即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但却使落后的中华大地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军事工业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民用工业如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
中国近代工业的出现与发展，需要大量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劳动者，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职业教育。洋务运动在催生一大批工业企业的同时，也孕育出中国近代第一批实业学校，如外国语性质方面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军事方面的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等，技术方面的上海机械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如何培养符合军事工业、民用工业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实业学堂在开展知识和技术教育的同时，也注重开展相应的职业道德教育。尽管这些初期的职业道德教育没有形成系统、全面的概念和理念，也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其为张謇研究职业道德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正反两方面经验，这是张謇职业道德教育思想产生的客观因素。
（二）主观层面：个人经历使张謇走在开拓职业道德教育的前沿
张謇有极其丰富的个人经历，这些经历使他对社会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是其职业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主观因素，主要包括如下四方面。
一是儒家教育。张謇从3岁时就开始接受儒家教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漫长的读书之路上，遍读经史子集，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形成了深厚扎实的国学功底。儒家的思想文化、伦理纲常和思维方式，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深知儒家思想、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形成自己道德思想的过程中，注意汲取传统思想文化的宝贵营养。由于传统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对文学、艺术方面也有所侧重，但对于科学技术、劳动技能方面却未给予正视，甚至在思想观念上对科学技术和劳动技能是轻视的，导致正规教育中缺少对学生科学技术和劳动技能的培养。张謇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成为其兴办实业教育、提出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动力。
二是科考求仕。科举考试是古代青年学子出人头第的必由之路，但是到了清末，八股取士的方式使科举考试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张謇从15岁即开始跋涉科举考场，在27年的科考历程中，考试近30场，尽管最后中了“状元”，获得表面上的成功，但同时看到了无数青年才俊在这件毫无意义又别无选择的考试活动中，虚掷青春，惨痛失败，而选拔出的“人才”却不能带领中国走出时代的困境。张謇对科举考试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八股文片面追求文字形式，脱离社会生产实际，严重束缚人的头脑，对学术思想产生了消极恶劣的影响，而科举考试也严重阻碍知识创新，不能选拔出时代急需的新型人才。
三是政治活动。张謇的政治活动主要包括幕府、官僚、从商、民国四个阶段。在考中状元之前，张謇曾有过12年幕府经历，其中作为淮军将领吴长庆幕僚也就是秘书时，曾随军入朝平叛，走到军事斗争的前沿，为维护国家利益、阻止日本势力扩张而出谋划策，做出了一定贡献。其后，他撰写《朝鲜善后六策》，提出处理朝鲜问题的原则。状元及第后，张謇正式进入清政府的官僚体系，他努力为军政大事献计献策，如甲午战争、维新运动等。弃官从商后，张謇在举办实业和教育的同时，仍为社会稳定发展出谋划策。民国时期，张謇也曾在民国政府担任教育、实业、水利等方面的重要官职。政治活动使张謇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清政府内部的政治活动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他了解到洋务运动的内部情况，认识到政府举办的近代工作存在不足，认为兴办实业要尊重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在政治生涯中，张謇结实了不少开明官僚和有识之士，为日后创办实业和举办教育活动准备了人脉条件。特别是从事实业活动后，张謇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为开展实业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是实业活动。张謇的实业活动非常丰富，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从最初创办的大生纱厂开始，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的过程，一生创办了20多个实业企业，如淮海实业银行、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开办了大量公益慈善机构，如在江宁创导举办南洋劝业会等；兴办了包括农、纺、商、医、蚕桑、女工、伶工等行业领域的专门学校以及盲哑等特殊教育学校在内的370多所各类院校。张謇的实业活动和教育活动是结合进行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通过这些实业活动，张謇认识到政治、实业和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成为其职业教育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思想的直接来源。
二、张謇职业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主张
（一）职业道德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
张謇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职业道德教育在职业教育中的基础性、根本性地位，认为道德教育是最重要的，指出 “一国之立，必有其本。本何在？在道德”。张謇始终主张把培养职业道德作为职业教育的首要目标。他说：“科学者艺之事，艺非德行，体薄而不立。德行非艺，用狭而不行，不立不行则才不足，而人之恃以为生者不周，顾求其足与周，乃中学以上至大学分科之事，若初高小校所必须养成惟德与行。盖卒西校业而不升学，为农，为工，为商循旧有之习惯技能亦足谋社会生活。惟不德不行，为人所不齿，即社会所不容，故德行为重而艺次之，若中学以上，则为大学分科之备，故德行必兼艺而重，而艺非德行不行。”[1]由此可以看出，张謇把职业教育区分为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种类别，认为在初等职业教育中应当“德行为重，而艺次之”，即德育重于技艺，而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应“德行必兼艺而重，而艺尤非德行不行”，即德育和技艺同等重要，但没有德行技艺是无法实现的。他提出，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应该是职业教育的基本职能，在自己兴办的学校里系统地安排了伦理课，以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来教育和影响学生，让他们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例如在“南通私立纺织专门学校课程”中，各个学年均开设了“伦理”等课程，并将伦理课程放在专业课之上，使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职业教育。
张謇的教育行为中到处体现着对德育的高度重视，他把德育要求体现在亲自题写的校训中，如为第一实业小学题写的校训是“忠信”，为第二实业小学题写的校训是“笃敬”，为通州师范学校（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题写的校训是“艰苦自立，忠实不欺”，为南通纺织大学纺科题写的校训是“忠实不欺，力求精进”，为南通大学农科题写“勤苦俭朴”，为医校题写校训“祈道中西，以宏慈善”，为商业中学题写“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2]，他在河海大学招生章程中阐明了培养工学专门人才要“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的人格”，等等。
张謇在充分肯定职业道德教育基础性地位的同时，并没有陷入唯道德论的泥淖，他在指出德育重要地位的同时，还提到要德才兼备，即指出了职业道德教育与技能教育的辩证关系，“无徒手空言可为道德者”，这就使职业道德教育突破了“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也突破了个人伦理修养的范畴，成为具有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的新思想。
（二）爱国主义是职业道德教育的灵魂
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张謇具有强烈的忠君爱国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他指出，“其人果正，则必有忠君爱国之心，有忠君爱国之心，则勤求事理之必于当”，“謇亦中国匹夫之一，爱国之志，岂敢后人。”他早年参与入朝平叛，撰写《朝鲜善后六策》，提出处理朝鲜问题的原则，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义正辞严地弹劾李鸿章腐朽误国。张謇对列强侵犯中国利益的行为深恶痛绝，直至1924年4月，日本的青年会到南通参观，张謇在欢迎演说中指出：“日本决不能鲸吞中国，强为之，转足自毙。”[3]这些言行浸透着张謇真挚的爱国情怀。甲午战争失败是张謇爱国思想转变、升华的分水岭。但惨痛的事实也使张謇对腐朽的清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
张謇兴办实业的出发点是为了救国，是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中日《马关条约》的签定“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4]。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张謇在痛心之余，理性地认识到中国的力量在于民间的工业、农业和商业，也就是所谓的实业，“策中国者，首日救贫，救贫之方，首在塞漏”，“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厚民生者，工且尤切于商”[5]，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并毅然弃官从商。张謇的言行反复证明，他实业活动的宗旨不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是为了拯救国家。在举办实业过程中，张謇的爱国主义实现了从“忠君”到“爱民”的转变，开始关注民生。他认为，“非此（新式工业）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发展民族工业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 。
实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救国。张謇认为，“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欲雪国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6]，“天下将沦，惟实业、教育有可救亡图存之理，舍实业，官不为，设至陆沉之日，而相怨当日吾辈不一措手，则事已无及”，“求活之法，唯有实业教育”[7]。他鼓励学生把国家民族富强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努力学问、厚养志气、以待为国雪耻”，也就是说，只有刻苦学习，增长实际本领，并投身和运用于实践，才算是真正爱国。
爱国主义是张謇职业道德教育思想的精神源泉和支柱，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张謇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兴办了大批企业、学校，在各个领域都留下了不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三）把协作精神引入职业道德体系范畴
张謇兴办实业时，小农经济已经统治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几千年。小农经济分散性、封闭性和自足性的特点，自然而然地使劳动者养成狭隘、保守、孤僻和容易自足的思想观念。这与大工业时代分工协作、互助共处的劳动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张謇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脉博，大胆地把协作精神引入到职业道德范畴中来。他阐述了协作精神的重要意义，认为合群之德器，治事之经验，“相规以饬行，相爱以合群，如是则私道修而公道进，如是能承”[8]。合群就是协作，张謇将其当成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品质和人格力量，积极提倡、建议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中国传统儒家也有“君子和而不同”的为人处事要求，但张謇提倡的协作精神与之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是救国拯民的需要，是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张謇也把明礼、诚信、勤劳、节俭等传统道德引入到职业道德体系中来，但是，协作精神与这些传统相比，更具时代性、前瞻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四）职业道德养成主要靠自治和生产实践
张謇分析了职业道德的养成途径。他认为，学生的职业道德不能自动生成，也不能一蹴而就，需要进行系统的养成教育。“人之道德，端赖养成。”“诸友须知教育事业，课程是一事，管理又是一事；学问是一事，道德又是一事。”[9]养成教育的途径主要有学校管理、课堂说教、自身修养和实践等。
张謇指出，要养成高尚职业道德，不能仅靠学校管理和课堂说教，还要靠学生加强自身修养，并提出了修养方法。一是静心，“一切事理，惟静能体验”，“人之求与共事业者将求诸静，非求诸动”[10]。二是耐苦，他认为“古今学者之所以能成其学，何一非从艰苦中来”[11]。三是自克，“下走自弱冠自至今三十余年中，所受人轻侮之事，何止千百，未尝动色发声以修报复。惟受人轻侮一次，则努力自克一次，以是能成一业也”[12]。四是谨慎，“未见智能之士言行不顾，而能见信与社会者也”[13]。五是立志，他提出进德之积分，则在“不与世界腐败顽劣之人争闲气，而力求与古今上下圣贤豪杰之人争志气”[14]。
张謇指出，实践是职业道德养成的根本途径。“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进。居今之世，舍知行并进，尚安有所谓学务哉！”张謇认为实业教育的根本含意，就是把知与行即认知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学生的认知能力与实践能力同步提高，在实践中形成职业能力。相应地，张謇把职业道德教育和生产生活实践统一起来。“自修室、寝室皆诸生实践学行之地，”“今在实践室内，当锻炼一种耐烦劳之习惯”。他提倡在平时的生产生活中培养勤劳、耐苦、节俭品质，并根据不同的岗位特点提出不同的职业道德要求。比如，他在南通私立纺织专门学校学则中要求学生每学期必须进行一次“修学旅行”，张謇提出要结合不同职业岗位的特点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实践，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和特殊需求，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开展不同内容的道德教育。例如，在师范教育中强调按照“忠实不欺”“修公德”“学为人师”的职业标准培养师范生；在商科学校注重在实习实训场所锻炼学生形成“一种耐烦劳之习惯”[15]，培养学生“服劳耐苦”“讲求信用”的品质。
三、张謇职业道德教育思想及实践的启示
（一）职业道德教育要突破传统道德和伦理教育范畴
职业教育（实业教育）从诞生那天起，就突破了传统儒家教育和科举考试的范畴，相应地，职业道德教育也突破了传统道德教育和伦理教育的范畴，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张謇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博，发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和实业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合理内容与近代工业和实业教育相结合，并积极借鉴西方国家职业道德建设的文明成果，构建了中国近代职业道德教育体系。从事现代职业道德教育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一点，不能把职业道德教育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伦理教育，必须结合具体、实际的专业、行业领域提出相应的职业道德教育思想。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在张謇职业道德教育思想中根本性的、不可动摇的地位，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传统文化道德加以扬弃，吸收其合理成分，构建中国特色职业道德教育思想体系。
（二）职业道德教育要紧扣时势变迁和社会需求
张謇具有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社会阅历，特别是他有开放的思维方式，不但能主动接受传统文化思想，而且能主动接受现代科技思想和教育思想，这使得他的职业道德教育思想能够由浅入深、由点滴到系统，最后发扬光大。张謇认为，思想道德教育必须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更新内容，“教育必须与时势相联系。倘昧于时势之变迁，墨守定章，一成不变，则其教育与时势不相应，虽有成效，何补于国？何补于民？”
当前，国际秩序激烈变动，国内经济发展放缓，社会改革深入进行。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各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呼之欲出。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服务领域，提高供给质量、增强供给能力、提升供给效率、创新供给模式等举措必然成为改革的主题。以什么样的人才供给推进社会各领域供给侧改革，是职业院校面临的共同课题。人才培养必须坚持德育首位。当前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供给，更应紧扣社会发展新需求，结合社会发展新理念，拓展职业道德内涵，将协同、创新、质量、精益求精、工匠精神、服务意识、绿色意识等内容纳入职业道德教育体系，促进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求学观、创业观、职业观和服务观。
（三）职业道德教育要从内省和实践两维度统筹推进
内省和实践是张謇自我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他职业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基于丰富的人生经历，张謇尤其提倡青年学生要身躬实践，并及时静心反思，在实践和内省、自治中涵养德性，化己恶习。审视当代学校德育工作，单纯的说教已很难解决实质问题，只有将道德培养与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及实践结合起来，并采取适当的方法引导、启发学生反思自己知行意，才能取得真正实效。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生产实践紧密相关的教育类型，其人才培养中的内省与实践有其特定的情境和要求。当代青年学生思想多元，自我存在感、自我优越感都很强，进入职场后普遍缺少责任意识和质量意识，也缺少奉献精神、协作精神、吃苦精神。责任感、爱岗敬业、奉献、吃苦耐劳、诚信是从业者应具备的基本职业道德，是职业道德教育的共性内容。不同的职业性质、岗位专业性对职业道德的特殊需求构成了职业道德教育的个性内容。日常学习和生活是一种特殊的实践，虽与岗位工作实践有区别，但经长时间的内省、自治养成的各种优秀品性，必然构成职业道德的共性成分。因此，学校应从学生个人修养和职业道德两个维度，编制个人内省手册、职业修养手册，并将两者很好地融合，互为渗透。同时，创建学生自我管理实践的各类平台，在日常学习、生活及企业实践中，建立督促学生内省机制。尤其是在企业实践中，要及时引导学生以职业修养手册内容反思自我认知和行为，从而有意识地改变自己，在内省和实践中涵养和提升自我职业道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