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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变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6-12-18

2000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变

  中图分类号:F407.22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据《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OFDI)存量达8826.4亿美元,在全球186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境外企业数达2.97万家,投资流量连续三年位列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第三位,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性和特殊性,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其中大部分是根据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的市场导向、效率导向、资源导向和战略导向性理论[1]分析COFDI的区位选择问题,包括对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增长、资源禀赋、开放程度等因素的研究[2-4]。Ramasamy等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偏好性,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投资自然资源而愿意承担政治风险,但在政治风险低的国家,企业往往寻求技术创新型或战略性资产;而民营企业则是市场导向型[5]。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而现有理论难以很好地解释其投资动机,贺灿飞等将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经济地理的“关系转向”相结合,基于关系视角,提出与东道国之间存在密切的政治、社会、经济关系是影响C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6]。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具备良好的运营环境、庞大的消费市场、健全的法律体系以及全球领先的高新技术与研发能力,这些优势成为吸引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原因[7]。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投资规模小,增长缓慢[8],2000年以来随着双方经贸关系往来的不断加深,中国对美投资进程也不断加快,领域逐渐拓宽,方式日趋多元。从2012年开始,美国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所占比重仅次于中国香港,而2013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此背景下,有关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研究亦成为国内学术界和企业共同关注的问题。

  目前,已有文献大多集中于中国对美国整体的直接投资现状、投资模式、结构特征及障碍分析等[9-13],指出对美COFDI主要流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分布在美国东北部、西部和南部,以并购投资为主[14];金融危机以来对美COFDI大幅增长,可能受到美国资产价格下降、政策鼓励、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成本降低、国内市场竞争和转型升级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15];而当前对美COFDI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政治化[16]。亦有少量研究指出,COFDI在美国的空间分布与美国各州的综合实力紧密相关,中国趋向于投资优势明显、开发历史较早的州[17],华人华侨的关系网络效应大于各州税率、工资水平、商业租赁率的影响[18]。

  综上,关于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宏观层面,基于微观层面的空间视角研究鲜有涉及,且依旧缺乏针对COFDI在美国分布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变的深入分析。另外,近年来相关研究侧重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其中涉及FDI区位选择的时空格局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19-23]、FDI区位演变及布局特征[24],FDI时空扩散模式及动因分析[25]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基于此,本研究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法,从时间序列角度探讨中国对美国FDI的时空演变特征,以揭示中资在美国各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发展趋势,亦有助于完善中国对美国FDI的时空格局研究。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作为样本,研究期为2000年~2014年,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荣鼎集团(The Rhodium Group)的动态数据(http://rhg.com/)、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http://www.bea.gov/)、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us.mofcom.gov.cn/)和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1.2 研究方法

  1.2.1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是衡量研究对象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可以定量反映不同年份FDI的地域分布不平衡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S为中国投资美国的地理集中指数,Yi为第i个区域吸收的COFDI,Y为美国全国吸收的COFDI总额,n取51。FDI地域分布越不均衡,越趋于聚集在一个区域内,S值越大,越趋向于100;FDI在各区域内分布越均衡,S值越小,越趋向于0。如果随着时间的变化,S值变大,则表示中国对美国FDI空间分布向不均衡方向发展;反之,则向均衡方向发展。

  1.2.2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是指一个变量的观测值之间因观测点在空间上邻近而形成的相关性[26],可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研究利用Geoda软件对空间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为了检验COFDI在美国的空间分布是否具有显著的集聚性,测算空间邻近区域FDI的相似程度,引入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I,其计算公式如下:   Moran’s I=■ (i=1,2,3,...n) (2)

  全局自相关说明研究对象在区域整体的分布状态和集聚程度,当需要进一步探讨是否存在FDI的局部空间集聚时,就需要应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LISA)。局部空间自相关Local Moran’s I,可以定量描述每个区域单元与其邻近区域单元间FDI的相似或相关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Local Moran’s I=■ (i=1,2,3,...n) (3)

  (2)、(3)式中:n为研究区域个数;xi和xj分别为区域i和区域j中FDI的观察值;为各区域FDI的平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元素,表示各区域单元间的空间邻近关系,当i和j为邻近的空间位置时,wij=1,否则取值为0。I的取值范围为[-1,1],若I>0,表明存在空间正相关,即相似的FDI(高值或低值)趋于空间集聚,且越接近1,正相关性越强,区域集聚程度越高;若I<0,表明存在空间负相关,即相似的FDI趋于离散分布,且越接近-1,负相关性越强;若I=0,表明邻近空间单元不相关,即区域内FDI呈无规律的随机分布。

  2 中国对美国FDI的时序演变

  2.1 COFDI总量持续增加

  自2000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逐年递增,2004年我国政府将对外投资的审批权限下放至省级单位,降低了准入门槛,同时不断出台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大大提高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在此背景影响下,从2005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在投资总量上有一个小的飞跃;2009年之后,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一路下降,美国传统跨国公司遭受到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亟须抛售非核心业务板块以换取流动资金,同意将原本限制的产业部门开放给外来投资者,中国企业抓住此次机遇,大幅投资美国,投资上升趋势更加明显(图1)。据Rhodium Group网站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中国企业总共对美国成功发起1029项投资项目,累计COFDI存量已达475.74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近700倍,年均增长率接近75%,投资活动遍及46个地区。

  2.2 COFDI分布范围逐步扩大

  为了反映总体COFDI流向变化,由公式(1)计算得到地理集中指数。总体来看,2000年以来各地区FDI地理集中指数呈现波动性,可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图2):

  第一阶段为初始发展期(2000年~2004年),投资规模相对较小,截至2004年底累计吸收COFDI总额仅为4.76亿美元。投资区域起初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北卡罗来纳州等美国经济发展较好、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几个州,之后FDI地理集中指数呈减小趋势。表明随着COFDI对美投资范围的逐渐扩大,FDI集中程度减弱,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也有所收敛。

  第二阶段为快速发展期(2005年~2014年),当时投资驱动的国内需求促使全球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飙升,国有企业出于保障供给和获得利润的动机开始大量增加对海外自然资源的投资[27],同时也带动民营企业的向外投资。其中2005年联想集团以17.5亿美元收购IBM公司的个人计算机业务部门,这是当年北卡罗来纳州取得中国在美国的最大一笔投资,约占当年总量的71%,使FDI地理集中指数达到峰值;之后该指数持续下滑,于2012年触底达到最小值28.56;虽然2013年出现小幅波动增长,但FDI地理集中指数总体呈下降态势。表明在“走出去”战略进一步的推动下,从2005年开始,COFDI总量急剧扩张,对美投资规模显著上升,并且投资区域和产业呈现多元化趋势,FDI州际差异逐渐缩小,空间分布也趋于相对平衡。

  3 中国对美国FDI的空间格局演变

  3.1 COFDI区域差异显著,呈现由沿海向内陆,由南部向中西部扩散的趋势

  根据美国地理分区,将其划分为东北部(9个州)、南部(16个州,1个特区)、中西部(12个州)、西部(13个州)四个区域。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各地区吸收COFDI的能力也存在优劣之分。由图3可见,美国四大地理区域吸收COFDI情况差异较大,南部地区“一枝独秀”,东北部、中西部、西部地区表现较为平均。

  根据COFDI的时空差异变化,分为以下两个阶段(图3):

  第一阶段(2000年~2004年),南部与西部地区吸收COFDI份额缩减,东北部与中西部地区份额扩大。在投资发展初期,COFDI总体基数小,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华人关系圈集中、经济科技发达的地区,如加利福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德克萨斯州,投资产业集中在高科技信息技术业、金融服务业及消费产品与服务业,这四州吸收COFDI占比高达88%;同时少量COFDI分布在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主要投向金融服务业和汽车及传统制造业,另外中国逐步加强对五大湖周围印第安纳州、宾夕法尼亚州的投资,东北部与中西部引资比重由9%上升至20%。

  第二阶段(2005年~2014年),南部地区吸收COFDI占比突增至“顶点”后波动下降,其余三大地区降至“冰点”后缓慢上升。2005年,南部新增投资18.99亿美元,其中北卡罗来纳州表现最为突出,吸收ICT产业投资18.34亿美元,南部累计COFDI总额已达21.39亿美元,而其余三大地区吸收COFDI总额仅3.22亿美元,差距悬殊,故呈现出“顶点”和“冰点”。2005年是一个拐点,之后南部增长放缓,平均增速仅为37.32%,居四区域末位,占比也由2005年的86.92%降至2014年的50.03%;中西部、西部地区吸收COFDI增长迅速,特别是在2007、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主要集中在五大湖区和太平洋沿岸区,投资重点分别为汽车、传统制造业及高科技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产业;东北部地区表现一般,引资强度在四大区域中处于劣势,引资额累计占比仅为14.53%,主要分布在纽约州、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特别是纽约州的房地产与酒店业,引资额占东北部地区总额的55%以上。南部在2010、2013年出现两个高点,呈现“凹形槽”,其中弗吉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于2010年分别吸引能源产业投资15.81亿美元和11.42亿美元,是当年中国对美国最大的两笔直接投资,使南部占比升高;2013年,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总价71亿美元收购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猪生产商及猪肉供应商――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另外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当年共吸引能源产业投资31.26亿美元,使南部当年FDI增量是其余三大区域的3倍,故占比达到另一个高点;之后FDI分布与金额逐渐趋于平均,占比也随之下降。中西部在2012、2014年增长明显,主要源于两个项目,一是2012年大连万达集团以26亿美元完成对北美第二大电影院线AMC娱乐公司的收购;二是2014年联想集团以29亿美元成功从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分别集中在堪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另外密歇根州仍然沿袭汽车产业的传统优势引资10.41亿美元,截至2014年中西部吸收COFDI存量达97.31亿美元,仅次于南部地区。   通过对比图2、图3可以发现,南部地区吸收COFDI占比情况与整体FDI地理集中指数变化趋势大致相似,而中西部地区占比变化趋势与南部近似相反,表明随着中国对美国投资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投资地域范围渐广,集中程度下降,南部引资优势地位逐渐弱化并转移至其余地区,其中以中西部地区增长最为显著,占比由末位跃至第二位,但总体分布趋向平衡。从中国对美国FDI空间布局演变过程(图4)可知,2000年以来COFDI空间分布由沿海向内陆,南部向中西部逐步扩散,并形成四个区域,即以加利福尼亚州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区域、以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为中心的五大湖区域、以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为基点延伸的大西洋沿岸区域、以德克萨斯州为辐射点的西南部区域,呈现为“以点带线,多点成面”的时空演化过程。

  3.2 COFDI整体集聚程度不明显,局部区域形成“冷、热区”分化

  依据公式(2),计算得出2000年至2014年中国对美国区域单元FDI变化的Moran’s I指数(表1),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总体而言,检验期的15年间,Moran’s I指数的绝对值都不大,均未超过0.16,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并不明显,仅2002、2003和2004年显示出存在较低水平的空间正相关,这表明中国对美国的FDI空间集聚程度并不显著,即吸收COFDI较高(低)地区并不趋向于与吸收水平同样较高(低)地区相邻。具体来看,Moran’s I指数呈波动趋势。2000年~2004年指数值为正值,说明这阶段中国对美国FDI显示出集聚的特性,即邻近州吸引的COFDI具有较强的相似性;2005年~2009年指数绝对值很小,接近于零,说明这阶段邻近州之间相关性很弱或者说不存在相关性,COFDI呈随机分布形态;2010年~2014年出现小幅波动,但指数值由正变负,并呈下降态势,说明这阶段投资分布存在一定的负向空间自相关,表现为FDI存量大的州被存量小的州所包围,FDI相似的州趋于离散分布,这与前文分析的COFDI发展阶段是相符的。

  综上,得出三点结论:一是中国对美国FDI处于发展初期,历史较短,虽增长较快,但总量仍很小。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2010年至2013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占美国吸引外资总额的比例不到1%,远不及其他许多国家在美国的投资规模,同时也说明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还有很大的潜力;二是中国对美国投资分布不均,侧重在某几个州,虽然近年来呈现不断向四周辐射扩散的趋势,但邻近州在FDI规模上还与之存在较大差异;三是中国对美国投资项目随机性较强,且单笔投资额很大,整体在FDI存量上并不表现为趋同,全局的集聚程度尚不显著。

  Moran’s I指数概括了中国在美国整体范围内FDI的空间依赖程度,局部空间自相关则描述一个空间单元与其邻近空间的相似程度,并揭示其局部时空演变特征。根据公式(3),由Geoda软件所生成的LISA Cluster Map汇总,在通过Z检验(p<0.05)的基础上,得出历年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显著的州(表2)。

  从表2可以看出COFDI在美国的局部集聚分布:第一,各类型显著性集聚区域数量很少,LL(低低)类型区最多,HH(高高)类型区分布最少,LH(低高)类型区镶嵌在FDI高值区周边且变动较小,HL(高低)类型区域少且分散,这表明FDI存量高和存量低的州交错分布,互相包围,还没有形成高低值趋同的集聚效应。第二,检验期内HH与LL两类具有空间正相关关系的地区数量始终多于LH与HL两类具有空间负相关关系的地区数量,再次表明中国对美国FDI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但程度并不显著。

  具体而言,COFDI在美国的局部时空演变呈现以下特征:第一,HH类型只有南部的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在大多数年份里表现出显著性,但是在2010年之后就再未呈现显著性;LL类型区年际变化不大,只有少量数目变化,基本分布于中央平原西北部和西部山地区域,其他类型区域零星分布于南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区。表明了中国对美国中西部和西部的直接投资焦点在于发展成熟的五大湖区和太平洋沿岸区域,而对邻近州关注少、投资也很少,从而形成一个“冷点区”;第二,LH类型区在2010年之前仅佐治亚州表现出显著性,因为邻近的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相较其吸收了更多的COFDI。而在2010年之后,南卡罗来纳州由HH类型变至LH类型,说明其增长较慢,并未保持高值区的优势;第三,HL类型显著性区域主要以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作为“热点区”,而其邻近州则对应成为“冷点区”。

  综上所述,中国对美国FDI的空间分布形态存在年际波动,目前尚没有形成一致的趋势,而且以LL类型集聚为主,互相邻接构成多个“冷点区”;而处于HH、HL类型的州很少,基本位于南部地区,说明吸引COFDI的“热点”州对邻近州的拉动作用比较弱。同时可以看出,随着中国对美国FDI渗透步伐的加快,局部区域的“冷、热区”分化渐不显著,投资分布趋向平衡。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2000年~2014年中国对美国FDI的时空演化过程,并对典型年份COFDI的空间格局及集聚性特点进行探讨,研究发现:

  (1) 从总体上看,2000年以来,中国对美国FDI经历了缓慢发展期后进入快速发展期,南部地区总量领先但增速较慢,东北部、中西部、西部地区实力相当但增速较快,总体差异在逐渐缩小。

  (2) 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由沿海向内陆,南部向中西部扩散的趋势,构成以加利福尼亚州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区域、以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为中心的五大湖区域、以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为基点延伸的大西洋沿岸区域、以德克萨斯州为辐射点的西南部区域,表现为“由点到面”的时空演化过程。

  (3) 美国吸收COFDI具有集聚的特征,但集聚的显著性不高,总体呈现“集聚―随机分布―离散”的空间形态,随机性较强;局域FDI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LL类型最多且相对稳定,其余类型零散分布,形成“冷、热区”的分化,即以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五大湖区为“热点区”,以中央平原西北部和西部山地区域为“冷点区”,其年际变化不大,且显著性渐不明显。   基于上述中国对美国FDI的区位选择与时空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投资虽然增长迅速,但规模仍很小,集聚区域对COFDI的辐射拉动作用不大,集聚经济效应尚不显著。但综合考虑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未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潜力巨大。首先,在经济发展层面,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经贸交流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与美国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将会成为影响投资动机的关键因素,而对经济利益的共同追求也将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首要考虑条件。其次,在政策层面,中美两国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对美国的投资需求将持续增长,同时美国具备科研技术能力强、管理经验丰富、鼓励优惠政策多、土地成本低等优势,也会推动以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为驱动力的投资,其投资领域也将由能源、高新技术、基础设施、金融服务业等拓展至农业、环保、航空、旅游文化等产业部门。为更好地优化中国对美国FDI的空间布局,对影响中国FDI区位选择的具体因素及影响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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