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红色政权的政治正当性:生命意义的维度
中图分类号：K26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3-0110-03
政治正当性问题所考察的是一个政治共同体通过怎样的统治来获得政治正当性。在《政治思想字典》一书中，罗杰?斯科鲁顿（roger scruton）论述到，“政治权力收获被统治者认同之过程，乃通过正当性之信念完成之。”[1]韦伯也指出，“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2]这些观念可以被表述为，只有具有正当性的统治，才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或者说被认同的统治，是具有正当性的统治。
意义是一个语言层面的东西，无关实体。因而，生命意义，从其本身属性看，也无关实体。作为语言命题的生命意义 ，没有固定的回答，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描述它的全部内涵与外延。自从有了人类和人类社会，人们就不断地在追问生命的意义。毫无疑问，人的生命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牵扯到意义，著名哲学家波兰尼也指出，个体生命的在场，对外在世界有应在的意义，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强调生命社会意义和自我完善的统一。显然，生命的意义不仅包括人对外在世界的意义，还应包括人的解放、人的尊严、自我完善的发展。
人总是生活隶属于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拥有政治正当性的政权，无疑能够为人的生命意义提供确定性的担保。本文以此来阐释为何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在人们生命的时间和空间都无法担保的情况下，红色政权实现了人们的生命意义，同时获得了坚实的政治正当性。
一、生命意义诉求于延安红色政权
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下，中国社会处于全面危机状态，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之危险。有人讽刺当时的形势，“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北平的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这样一个山河破碎、灾难深重的动荡时代，人民一方面充满了对国家民族未来前途的焦虑，另一方面也充满了对个人命运的未知性隐忧。个体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获得生命在场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在何方，有志之士开始了漫长的寻找意义的旅途。
当意义的诸种源泉以及那些能够为意义提供确定性承诺的事物纷纷崩坏，进入广阔的公共政治领域，信仰并追随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无疑是一种可能性选择。这种精神力量必须有足够的道德优越，能够形成道德感召，这种精神力量必须代表着“进步”，代表着一个“创造新世界”的先进的维度。延安红色政权无疑具有上述特点，首先，它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达与缜密，价值观的契合时宜，解决了广大民众在儒家思想破产后的价值危机。其次，延安红色政权的政治清廉，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尊重，对底层民众的关怀，无疑使它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再次，作为中国的革命型政党，此时，共产党人也已在陕北站稳脚跟 ，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这些为知识分子以及进步人士的追随提供了现实条件。最后，最重要的是，延安政权以创造新世界为使命，为丧失生命意义感的人们树立了生命的信念。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延安这样形容，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可见，延安不仅聚焦了国人的目光还聚焦了世界的目光。
这些都为人们朝向延安寻求生命意义，埋下了伏笔。据统计，1938年，每天都有100个左右的青年来到延安，仅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就有4万余人。[3]无疑，延安红色政权以其卓越的政治魅力，已成为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灯塔，吸引着万万计的人们前来。
二、延安红色政权赋予生命崇高意义
阿尔蒙德曾说；“如果一个政权能够坚持或造就国民一种共同的信念，那么该政权就是合法的或有权威的。”[4]252在中国人民遭受革命与战争摧残的年代，只有能对国家危机做出可靠反应并能动员民众，给予民众共同信念的精英集团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和权威。此时的延安红色政权在民族国家危难之际，扛起抗战救国的大旗，以国家、民族的大我整合个人的小我，动员民众，给予民众家国同构、同甘共苦的理想信念，赋予民众生命崇高意义，从而获得权力和权威。
1937年，当日本对中国主权的蚕食愈演愈烈，全面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毛泽东明确指出当前的现状是，“‘中日之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因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保家卫国，是当前的主要任务。”[4]252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5]如果不能战胜日寇，就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将面临“全国丧亡，嗟悔无及”的可怕状况。全部的个体团结携手，投身于救亡事业，实质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结果必定是：“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5]
康德说过，每个人维持自身的生命是一种义务，在逆境与忧伤中，他之所以保持其生命并不是因贪恋它，只从义务而保持它。于是，他维持生命的标准便有了道德价值。[6]当延安红色政权以国家、民族这个“大我”来号召个体投身挽救国家民族的战争，无数先进人士会为之感动，受其感召，在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危机之秋，投身革命实践，无疑是最能使具有关怀与担当的先进分子所接受的。投身革命，不但心中神圣而崇高的国家民族可得以保全，自身的生命也因自由、真实地参与到对神圣价值的挽救行动中而得以实现其意义。 三、延安红色政权实现生命崇高意义
卢梭认为，个体的真实自由唯有在全体中才可能得到实现。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个体真实的自由和全体的关系。马克思强调，孤立的个人是无法生活的，只有各个人自觉地为获得自身的自由而联合成的共同体才能赋予个体真正的自由。延安时期，红色政权通过各项政治措施和创造各种条件将个体团结组织到集体中，在集体的共同秩序中个体摆脱了茫然无措的无根之感，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发展。
为了将进步人士团结组织起来，加入党组织，毛泽东在刚到陕北时，在一份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凡同意党的纲领政策在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在1938年2、3月间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要大大发展中共党员，只有这样才能选拔大批的干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党的力量发展进入新的高峰期。到1942年，党员人数发展到80万。[7]这些先进分子在党的集体中逐步成长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了吸纳开明人士支持抗战，在政府人员配置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即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三分之一的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三分之一的不左不右的中间派。这一制度对大量的党外开明人士加入到政府当中、投身革命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
为了鼓励广大民众参与边区建设，《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参政议政热情，边区在第一次选举各级议员时，民众参与率达到了80%―90%，连“小脚妇女、老太婆，都觉得非到会不可”，[8]广大基层民众真正的当家做了主人。
为了使个体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到抗战的工作中，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延安建立了各种民众团体。到1939年，各行各业的工人有95%参加了工会，农民全部参加了农会，70%以上的妇女参加了妇女救国会，青年参加了青年救国会，商人组织了商会，儿童组织了儿童团。在这些民众团体中个体的生命意义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了一起。
除以上的政策制度外，延安红色政权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文化、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的建设活动，并开展妇女解放运动，通过举办冬学，读报、识字、普及卫生知识运动，充实了边区民众的生活，极大地促进了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增强了社会认同。
通过以上政策、措施、活动，使得个体有现实的机会与家国天下的共同体理想相关联，能够自豪地为国家民族贡献一份力量。当生命的个体在红色政权的共同体中进行主体的扬弃后，生命真正回归主体并得到丰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红色政权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得到认可与信任，获得坚实的政治正当性。
四、延安红色政权满足生命现实意义，二者最终达成契合
值时局艰危之际，许多有志之士选择奔赴延安，在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实现自身理想，以获得生命的意义。但政治生活不是他们唯一所要的生活，壮阔的理想也并非生活的全部。在政治领域之外，他们有着多种日常需求，有对文艺的热爱，有对丰富课外活动的向往，有对恋爱的渴望，亦有对亲人的思念。这些非政治生活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无疑，延安能满足他们这些诸多诉求。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在1934年就指出，我们要胜利，不能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他举例说，“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4]136-137对于文化生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嘱咐文化文艺的“专门家”们一定要关注群众的种种文化生活：“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4]136-137这些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中贯彻的结果是，延安红色政权下的人们过着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文化形式多彩多样，文化团体层出不穷，原本冷寂的大西北变成了繁荣的文化重镇。比如，仅延安的文艺社团先后就有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延安文化俱乐部等。除此之外，还有文艺工作者自由结社建立的抗战文艺工作团、鲁艺文艺工作团、延安抗战剧团、民众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烽火剧团、青年艺术剧院、西北文艺工作团及文艺月会、淮安诗社、延安星期音乐社、延安业余国乐社、延安业余杂技团、联政宣传队等。据统计，成立于1938年7月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在抗战八年间，平均八天内有三天在乡间。八年中，他们共走了全边区31个县市的23个县，190处镇村庄，演出1475场戏，平均两天一场，达260万人次。这些社团丰富了边区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抗战背景下民众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此时的延安，有它的伟大崇高，也有它的“柴米油盐”“欢声笑语”。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人们洋溢着积极进取、锐意向前的热情，不但焕发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还得到了关于生命的确定性的承诺，这一确定的承诺能够给予人们革命必胜的信念，人们相信未来美好的中国必将建立。因为，未来的道路是确定的，方向是确定的，人们不再忍受失去确定性担保的无意义困扰，所以，人们当下做的一切都有切实的意义。未来与当下，在有序的政治生活与生动的日常生活的互动中实现了连贯，生命的意义蓬勃而生动地呈现出来。
如前所述，生命的意义在延安红色政权的政治秩序下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当我们深入探究其内在逻辑时，会发现，在这种政治秩序中交织着个人、集体的关系。通过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将个人自由纳入到集体意志之中，实现一种真实自由的人，当然，个人自由纳入集体意志中，是以集体意志为主导实现二者之统一的，这体现了对自由的保障，并非消弭个人自由。政治生活之外，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繁荣的文化生活、愉快的业余劳动、鼓舞人心的劳动英雄大会等等丰富多彩的非政治生活，满足了人们在政治之外的多种需求。繁荣的非政治生活与强健有力的政治生活浑然构成个体生命经验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形成了有效的互动，在政治生活与非政治生活的互动中，个体获得了更为整全、更为真实的生命意义。 个体生命意义的实现，使得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秩序中的人们，过着一种真实而有意义的生活，通俗地讲，即“活出了意义”，红色政权，也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赢得了权威，巩固了政治正当性，个体生命意义与共同体的政治正当性达成了高度契合。 五、小结及启示
前文探讨了延安红色政权与生命意义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即个体生活是否具有意义与个体所处的政治共同体密切相关。从价值的层面上讲，政治共同体是否能够为个体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享受良好的精神发展提供某种保障，这本身就是一个应然的问题，即一个政权应当面对、应当解决的问题，属于政治正当性对于政权的内在价值要求。从现实的层面讲，一个关心个体生命意义、精神价值的政权，更容易获得个体的政治认同，政权的政治权威，将得到更广泛的拥护，这本身就是政治正当性的增强。
胡适曾指出，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何以有生，而在于自己怎么生活。生命无穷，生命的意义也无穷，在革命的延安时代，人们在极限环境下遭受生命的苦难，尽管物质条件很艰苦，但是千千万的中华儿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是从苦难里借着对生命意义的寻找，将自己超拔出来，去爱人，爱国家，爱民族，为人民利益而奉献一切，乃至生命。可在远离硝烟战火的21世纪的今天，当人与世界的关系遭遇科学和人文、事实与价值的碰撞 ，当现代化的进程带来的人们现代心灵的不适乃至病态时，人们更多的在发问，我是谁，我活着为了什么，我的生命意义在哪里？这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当然，这个大问题要找寻答案，必须依靠个体自身，同时，更需要政治共同体为人们找到生命意义的答案而提供条件。具体讲，政治共同体应在重视人民群众的现实问题、现实需要的同时，努力建构当今之世的生命共同意义，这个共同意义能够体现个体生命的最真、最善、最美 。虽然，我们知道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决非易事，况且在人们的思维中常常认为这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但是，正是因为有理想，我们才会不断地受理想的激励与支配，努力将自己个人的生命意义体现在群体或社会的认同之中，这才是生命意义的最大价值。无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导我们践行自身生命意义的指南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追求生命的崇高意义。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角度而言，巩固扩大党执政的正当性基础，应当重视党内固有的革命历史传统的正当性资源。从自身的传统中去寻找正当性资源，这本身就具有历史传承的合法性。无疑，延安时期，是党的历史上辉煌和宝贵的时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产。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建设获得了巨大成功，红色政权的政治秩序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同，红色政权也因此获得了坚实的政治正当性。这段历史所包含的丰富而有益的思想资源和延安政治实践中的许多具体举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改革攻坚期与深水区的今天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发掘继承和发扬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