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大夫朋党斗争浅析北宋政治
朋党一说由来已久，在各个朝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朋党斗争。然而在北宋，朋党政治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政治格局，并且对当时的士大夫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较之前朝，是前所未有的。
一、何谓朋党
“朋”，原指上古的货币单位，五贝为一串，两串则为一朋；“党”，原指周代的基层单位，级别在乡以下。若单拿两个字来看，与朋党一词毫无关系，但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朋”因其串联之形，引申出了“群、类”的含义，而“党”则因其作为统计人数的单位名称，逐渐演绎出了“跟随”的含义。二者在演变过程中，字意逐渐相近，在春秋战国时期组合在了一起，成为了专有名词。
《韩非子?饰邪》中曾记载：“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1]朋党一词最初的出现就具有十足的贬义色彩，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结党成为利益集团的现象已经影响到国家政治的稳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朋党与政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政党是近代以来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是在阶级社会中，某个特定的阶级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政党拥有着自己的章程、纲领等等，是机构健全且合法正当的组织。与之相反，专制体制下，统治者严禁群臣私自分派。在此情形下，朋党多指官员因政见不一、血缘亲疏、门第有别、地域关系等形成的，以谋取私利为目的而建立的关系网和宗派集团，是非法的。
二、北宋党争形成的背景
在北宋，党争如同野草一般吹而又生，规模也一次比一次激烈。为何北宋的朋党屡禁不绝？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答。
1、政治上
首先，北宋朋党之兴源于封建专制皇权下君主的政治需要。皇权高于一切，君主对臣下有生杀予夺之权。然而在历史上，弑君上位之事屡见不鲜，身居高处的君主稍有不慎便会面临人头落地的结局。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作为君主就有必要运用一些权术，让臣子无法猜测出自己心中所想，从而战战兢兢地为皇家服务。
北宋政权的建立者赵匡胤在建立政权时重点防范了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采用了内外分离、强干弱枝的政策。北宋初年由于统治者自身威严，并之以南北方士人暂未相融，朋党团体没有形成的条件。及至宋真宗和宋仁宗时期，士人之间已无地方差距，且帝王长于深宫无先祖之威慑，担心朝臣们过于一致会令自己难以掌控，因而采用“异论相搅”的策略，并且两面玩弄。比如仁宗皇帝担心宰相专权，因而一方面有意识的放纵“异论”，与宰相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当朋党双方形成了士大夫领袖并旗帜鲜明的形成对抗之后，为防皇权受到威胁，仁宗皇帝再以戒除朋党为由将双方抛开。
其次，北宋朋党之兴源于官场斗争与宫廷斗争相结合。所谓“学而优则仕”，是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求官、保官、升官，官僚对于权利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但是上位者不会轻易放弃职位，下位者也没有机会升迁，这就使官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利益的驱使下，单独一个人无法成功越级，而朋比结党后形成一个小团体正好适应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正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于权臣而言，党羽越多权势越大；于普通官僚而言，找到一个强大的政治人物做靠山，才能保住自己的官位，结党营私成为了现实的必要。至于宫廷斗争，在庆历党争之始便可见一斑了，范仲淹、吕夷简结怨于仁宗废郭皇后一事，双方都想通过这一事件抓住皇家和后宫的一股力量作为自己的靠山，并以此打击对方。朋党关系便在官场和宫廷斗争中逐渐扩大。
2、思想上
党争实质上是思想政治斗争。在重文轻武的北宋，所有的政府部门基本全部启用文职人员，知识分子的发言权较前朝扩大了许多，因而在北宋初期，儒释道等学说并行，统治者与士大夫们各取所需。范仲淹等人正是打着儒家名教和兼济天下的口号，从儒家学说中找到了有利的思想武器：君子与小人之说，以此为朋党之论张目。庆历党争时范仲淹集团自居“君子”，指责对方为“小人”；欧阳修也曾写《朋党论》用“君子”、“小人”言论为自己的集团进行辩护，可见儒家名教思想是一把牢不可破的伞，因而对于附庸者引以为荣的场面也就不难理解了。清代王夫之针对宋代朋党现象也曾说：“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
3、制度上
北宋的重文轻武风气，造成了重内轻外的局面，使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权力不断上升，这是皇帝最需提防的一点。因此皇帝在宰相之外设置了御史台和谏院（合称台谏），其作用是监察文武百官，包括宰相。随着宰相的权力越来越大，台谏的制约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尽管客观上这二者的互相制约对皇帝而言十分有利，但是却非常容易造成朋党之争。
4、科甲同年关系方面
进士同年关系是科举时代的产物，既是仕宦之间赖以交往的一种途径，也是促成唐宋以来频繁结党的原因之一。例如仁宗时期以吕夷简和范仲淹为首的景?v党争，范仲淹集团的主要人士尹洙、余靖、欧阳修、蔡襄等人中，仅有尹洙与范仲淹关系密切，然而其他人为何也为范仲淹仗义执言呢？其中关键是尹洙：尹洙与余靖是同为天圣二年进士同年，又同在三馆校书；尹洙和欧阳修虽不是同年，但是二人的父亲同为真宗咸平三年进士同年，宋人重视同年之谊，视同年为异性兄弟；欧阳修与蔡襄，以及尹洙之兄尹源为天圣八年进士同年。这种微妙的同年关系将这些人间接的联合在一起，形成景?v朋党。 三、北宋朋党斗争的特点
因北宋是以文为主，文强武弱，且朋党斗争大多发生于文臣之间，所以北宋的朋党关系带有独特的时代性。但是党争的现象由来已久，纵观历史，北宋的朋党现象与其他朝代的朋党现象也有共通之处。
首先是具有北宋时代背景影响下的特点：党争双方手段较为缓和，斗争失败下场并不十分惨烈。最严重的是被贬官流放，如范仲淹庆历党争失败后被罢去参知政事，知?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此外还有刻名于碑进行羞辱，如崇宁元年，蔡京上言宋徽宗，将司马光、苏轼等在元?v年间反对变法的文武大臣名字刻诸石碑遍立全国以示辱蔑，即所谓“元?v党籍碑”。凡立于碑上之人，一律“永不录用”，且不许其子孙参加科考并留于京师。总的来说，党争双方进行斗争时基本未牵扯到性命之忧。
其次是朋比结党的现象贯穿整个王朝的始终且范围较广，从中央机构到下层官僚，攀枝错节。自北宋仁宗起的景?v党争，庆历党争，至神宗时期的元?v新旧党争，特别是哲宗时期更为激烈的新旧党争使得北宋的政治局面每况愈下，党派之间的斗争发展到后期不再是争谁为国家出更多力，而演变成了个人乃至团体之间的恩怨，正如文彦博所言：“今之户部，实主邦计，尚书、侍郎、郎中、员外未闻精择久任，惟见屡迁数易，欲使何人专任其责！国之大计，安所望哉！”。
第三是朋党之内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一个朋党集团形成之后，通过血缘、同门、同年等关系将众人连接在一起，党魁在用人之际也基本只从自己团体中选人或举荐，而不会过多的考虑德才问题。德才再好，若不是自己派系内，便一律不予启用。如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新旧党争，大批有才能的人才属于旧党，并不支持变法，王安石只能采用自己党派内的人员，他最重要的支持者吕惠卿、章??、曾布等人，尽是后世声名狼藉之辈。这些人使党争沦为意气之争，用人唯亲以排除异己，唯利是图。
四、朋党斗争带来的影响
北宋朋党之争带的后果十分严重。首先，它破坏了北宋的政治局面。朋党相争，往往会因派系而蒙蔽眼睛，失去判断正确观念政策的能力。例如王安石变法，于旧党而言，新党的任何政策都是错误的，因此极力反对，罔顾国家利益和百姓需要。
其次，朋党之争使人才得不到充分利用，也使官僚系统瘫痪。在前文我们已经提到，朋党具有排他性，各派系的主心骨纷纷将自己身边的人安插到各岗位中，排除异己，任人唯亲，为己所用。一部分人才得不到重用，而一部分人才私有化，最终会使官僚系统紊乱，各处机构无法发挥自己的职能。
第三，朋党之争是导致亡国的原因之一。前期党争影响基本在思想方面，在政策方面双方都是本着为国家发展的目而展开。但后期党争自王安石变法之后，进入白热化阶段，各方将党争变为解决私人恩怨的方式，对国家利益不甚重视。表现在新旧党频繁交替上台，法律政令不断更改，常常使地方官员和百姓无法适应接踵而来的新政策。从而使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号召力急剧下降，加之国家冗兵冗官局面，导致朝廷在面临敌军入侵时毫无招架之力。
从朋党的含义我们可知，朋党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下的一种特殊的官场现象，是一种非法的关系集团。然而北宋的朋党又是在皇帝有意纵容下形成的，并伴随着官场斗争和宫廷斗争，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在朋党斗争中，每个集团都喜欢站在君子的立场指责对方，也使得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标准在北宋的官场上并不十分适用。尽管官场斗争惨烈，但是相对其他朝代而言，北宋的朋党斗争手段较为缓和。总体来说，北宋的朋党斗争给北宋政治和社会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是造成这个王朝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