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市养老模式的选择
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2013年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章中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目前，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匮乏导致我国还不能实施高水平、高福利的养老政策，只能在不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由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承担养老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人口老龄化以及家庭结构的改变导致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使得多数城市中，政府和社会承担了更多的养老责任。“十二五”起，我国开始全面建设养老服务体系，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等养老服务覆盖所有居家老年人。”2016年，是“十三五”的第一年，在这承上启下的一年中，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当前我国养老模式的发展水平，总结经验与不足，为我国的养老事业做出正确、理性的规划，探索和发展更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模式，令我国的养老事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一、人口老龄化引发养老难题
受我国国情的影响，养老工作的实施背景十分严峻。首先，我国面临的巨大难题就是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保障背景。联合国对老龄化做出了一个判断标准，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被称为人口老龄化国家或地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到2014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增加到2.12亿人，占总人口的15.5%；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也已达到1.38亿人，占总人口的10.1%。
随着城市老龄化问题的加剧，重庆、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城市早已成为老龄化城市，导致这类城市中养老模式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总体出现现代化和多元化、偏重于社会养老的发展特点。
以天津为例，天津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远超全国平均值，是老龄化较程度较为严重的城市。截至2014年年底，天津市总人口数1007万，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已经达到215.42万，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达到30.66万，占老年人口的14.23%。另外，经过调查估算的天津市失能老年人，即日常生活需要帮助或护理的老年人总数约为14.33万，占老年人人口总数的6.65%。更让人担忧的是失能老人的发展趋势之迅猛，预计2030年，天津市的失能老人数量将超过20万。为应对呈现“井喷”态势的养老服务需求，天津确立了“973”养老服务格局，即97%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服务居家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养老。
二、家庭结构的改变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家庭养老是我国最传统的养老方式，即老人在家，由子女提供衣食照料、精神陪护等。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养老在我国依然有着深厚的根基和普遍需求，家庭依然是大多数老年人最理想的养老场所，家庭成员也是老年人的首选照料者。2000年城乡一次性抽样调查显示，我国90.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配偶及子女提供日常照料，农村地区的这一比例高达97.3%[1]。家庭养老最明显的优势在于老人可以呆在熟悉的环境，得到亲人的陪伴和关怀，在直接满足老人物质需求的同时，可以满足老人的心理需求，不会产生寂寞、沮丧的心理反应。然而随着家庭结构的改变，这种养老模式的功能逐渐弱化。
首先，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城市家庭结构的改变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多数年轻人面临着“4-2-1”的倒金字塔家庭模式，无论从经济上、时间上还是精力上，独生子女都很难在承受工作压力的同时养育一个孩子并且赡养四个老人。其次，大部分老人的观念比较传统，并出于生活不便、经济压力大等方面的考虑，许多老人在选择养老方式时，都不愿意脱离自己的居住环境。
三、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成为发展重心
对于我国大部分城市居民而言，除家庭养老这种传统的养老方式之外，还有两种社会养老模式可供选择，即社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是我国社会养老发展的重心，2016年2月出炉的《中国社会保障报告2016》提出，2016年养老服务政策相应调整，从偏重机构养老转向支持发展居家养老。
社区居家养老一举多得。一方面，社区居家养老大大节约了社会的养老成本，使养老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老年人在家里过晚年，可以充分利用原有的物质资源（住房、家具、耐用消费品和生活设施等），而且还可以按照自己的特殊需要安排饮食起居，既提高生活质量，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此外，在城市，有些老年人在患病且有公费医疗的情况下，所需要的长期护理服务干脆就由医院负责，这种医护不分的状况是对卫生资源的极大浪费。而社区服务则可以承担以某些长期护理的责任。另外，社区化养老还可以缓解当前紧张的就业形势[2]。
四、机构养老成为我国养老模式的补充
机构养老是指老年人集中居住在养老院、托老所、福利院等机构中，这些机构为老年人提供饮食起居、清洁卫生、生活护理、保健康复和娱乐休闲活动等综合性服务的养老方式。机构养老在多元化的城市养老模式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大量不能自理、半自理老人将在养老机构中养老。
“十三五”规划中，对我国养老政策方向这样定位：“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弘扬敬老、养老、助老风尚，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而“十二五”规划刚要则指出“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从“机构为支撑”到“机构为补充”，一词之变折射出“十三五”乃至未来更长时期我国养老政策的新思路。 受到我国几千年的“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绝大多数老人愿意在熟悉的环境养老，不到迫不得已，老人一般不会选择机构养老。而且养老院的收费相对是比较高的，并非多数家庭能够承受得了，老年人所属家庭存在贫富差距，致使各个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机构时也有所不同。比如说，有些老年人是退休干部，且子女具有良好的经济供给能力，使得这类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机构时具有多样性，除了可以选择一些高档的私营养老院之外，这类老年人还可以选择旅居养老的方式，夏天住在北方宜居城市避暑，冬季则迁往南方沿海城市取暖；而有些家庭本身经济基础薄弱，子女难维持自己的生计，更没有经济能力为父母选择高品质的养老机构。另外，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来讲，发展机构养老的社会成本巨大，养老院、养老公寓以及配套的活动设施等，无不增加城市建设的负担，所以，机构养老只能成为我国养老模式的补充，而不能成为重心。
五、新型养老模式在探索中兴起
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提出，以及医养结合政策的发展实施，基于社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两种模式，又有许多新型养老模式在不断的探索中兴起，比如说“互联网+”养老、智能养老、候鸟式养老等。
候鸟式养老又称为旅游养老、旅居养老，简单来说就是令老人像候鸟一样随着季节和气候变换到不同的地域环境进行养老。例如冬天到温暖舒适的南方养老，夏天去清凉宜人的北方避暑。对于候鸟式养老而言，老年人的衣食住行都在异地的养老院、老年公寓等机构完成，目的是令老年人享受集健康服务、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为一体，在游玩中体验快乐的养老模式。可见该养老模式主要针对一些身体健康且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老人，同时也对养老机构的设施和服务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2014年11月，李克强出席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指出，互联网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工具。随后在2015年3月5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互联网+”养老模式正是将互联网与养老服务融合后的一种创新型智能养老模式。该模式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以及机构养老等社会养老模式中，通过移动终端收集用户的健康信息，实现了对老人的实时监控，同时通过互联网云平台计算分析收集到的数据，社区及养老机构还可以制定出个性化的解决方案，是基于养老服务网络平台的O2O服务模式。
各级地方政府也积极探索新型养老模式，例如2015年，天津市开始试点“4+4”养老模式，第一个“4”是按照政府搭建平台、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营、志愿者参与的运营机制，由政府购买服务，街道监管，委托社会组织运营，实现管办分离，第二个“4”指试点日间照料中心需配备呼叫、配餐送餐、家政服务、便利店四项基本功能，重点对行动不便、空巢和失独老人展开服务。
六、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随着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推广发展，满足了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然而，随着实践的推进和研究的深入，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也遇到了诸多问题和困境，通过总结，主要有以下几大问题：
1.部分社区养老基础设施不足且落后，例如有些社区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是通过改造旧房屋形成的，不仅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活动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服务人员普遍缺乏专业的培训，服务水平较低，使得目前能够开展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大多只限于日常生活护理和家政服务等方面，忽视了老人在精神层面上的需求，缺乏心理疏导、法律咨询以及社会参与方面的服务内容。
3.“政府包揽，社区包办”依然是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主要运作模式。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而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但社区居家养老是一种社会化的养老模式，应该有更多的民间组织介入，同时应该扩大志愿者队伍，开展公益性的养老活动。
针对以上三个问题，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大敬老、养老的宣传力度，明确家庭、政府和社会的养老责任。单凭家庭一方无力承担起养老责任，而且单凭政府和市场中的任何一方也无法很好地承担起这一责任。只有采取合作主义，把家庭、政府、社会以及企业等各个责任主体整合起来，才能解决繁重而艰巨的养老服务问题[3]。
2.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一是要完善社区的养老设施，为社区内老年人提供安全的、多功能的活动场所，二是要加大对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力度，提高服务人员的情感沟通能力，使社区服务人员能够对老年人进行心理疏导，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3.鼓励民间资本，尤其是科技企业进入养老领域。从“互联网+”与养老产业的结合来看，科技创新是解决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所以应该大力支持科技企业进军养老产业，为老年人开发出更便利、更人性化的科技产品，节约养老成本，提高养老效率。
4.发挥国家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实现养老模式的创新。由于各地经济水平、人口结构、地域条件等的不同，社区居家养老无法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标准，各地政府只能在互相交流、总结发展经验的同时，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根据自身条件制定相应的标准，积极试点新型的养老模式。
总之，在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的今天，面对家庭养老功能的日益弱化，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已成为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空巢化、失能化的正确选择。因此，我国必须加快完善社区居家养老制度，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实现养老模式的创新，同时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养老，形成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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