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过剩背景下中国不再需要投资吗?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6-0001-07
一、引 言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累积而成的过度依赖资源和能源的经济结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中国当前正面临着内外需不振、大量产能无法消化的局面，产能过剩行业已从传统的钢铁、水泥等基建行业，扩展到光伏、风电产业等代表未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具有普遍性，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绝对过剩。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和全行业超高投资率所形成的产能过剩相互强化，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一方面，产能过剩的发展使企业的投资预期下降，其解决需要合并关闭一些工厂，这会导致失业，降低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预期，由此使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明显的下行压力；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企业层面的影响，如企业净利率降低、负债增加、应收账款增加，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进而将风险传递到银行业。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其连续5年年增长率超过100%，在产品价格暴跌的背景下企业利润锐减乃至大面积亏损，巨额负债更令企业如牛负重、行深泥中。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快制造强国战略，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并将“去产能”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彰显了国家对产能过剩问题的关注。
当前政府正采取压缩产能，兼并重组，清理“僵尸企业”等多种方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些办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但是也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过快、失业率攀升等一系列负面影响。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为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央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6.5%。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如果形成惯性下滑，会引发经济运行紊乱和系统性风险，甚至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化解产能过剩问题需要采取新思路，实现既能去产能过剩，又不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甚至还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事实上，产能过剩并不是我国特有的现象。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和日本就多次发生了伴随着经济衰退，生产能力利用率不断下降的现象。欧美发达国家往往通过输出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启动内需消化产能、海外投资转移过剩产能等多措并举方式来化解过剩产能。目前，国内外关于如何治理产能过剩的研究多从经济结构调整、市场调节、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提出对策措施。
（一）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
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整体素质是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途径。张维迎（1998）[1]，王立国、高越青（2012）[2]，陈剩勇和孙仕祺（2013）[3]，陈晓霞（2014）[4]等认为，政府主导的投资结构“跟风现象”与以GDP增长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官员升迁激励机制下的“重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过度依赖资源和能源的经济结构是造成产业结构雷同，进而形成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Shaiokh和Moudud（2004）[5]等从单一取向的投资结构角度分析了产能过剩的原因，提出调整投资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来化解产能过剩。林毅夫、巫和懋和邢亦青（2010）[6]利用企业投资的“潮涌理论”来解释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由于全社会对有前景的产业存在共识，会引发大量企业投资设厂，而企业在投资时信息不完全，尤其是“行业内企业总数目不确知”，导致投资出现“潮涌”，致使经济结构失衡，从而形成产能过剩。并从产业和宏观经济层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提出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产业调整和升级中应根据自身禀赋特征，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引导带动适宜的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应对产能过剩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的挑战。周业?藕褪⑽木?（2007）[7]，曹海霞（2008）[8]，Reinhorn（2013）[9]，何敏峰（2014）[10]等则从注重供给管理方面提出控制产能过剩的策略，强调形成倒逼机制，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升级，化解产能过剩。
（二）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化解产能过剩
主张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化解产能过剩的学者认为应该让市场主导产业的优胜劣汰，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同时关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发展态势，鼓励产能过剩行业“走出去”与深化国内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通过企业破产、重组来消化过剩产能或淘汰落后产能，从扩大内需、贸易输出、产业转移等多途径消化或输出过剩产能。Sarkar（2009）[11]、杜飞轮（2009）[12]、Lin（2010）[13]、刘忠广（2011）[14]、张嘉国（2012）[15]、冯俏彬和贾康（2014）[16]、陈文玲（2014）[17]、张弛和张曙光（2014）[18]等认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注定了通过有效的市场自发调节机制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性，并建议通过增加有效需求，如借助深入扩大内需、“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实现产业转移等途径来缓解产能过剩压力。 （三）深化体制改革化解产能过剩
化解产能过剩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构建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江飞涛等（2012）[19]、沈坤荣和徐礼伯（2012）[20]等认为体制上的根本性弊端扭曲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提出改革官员晋升体制、财税体制和现有土地管理制度等体制上的根本弊端进行治理才能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任?M兴和王瑾（2015）[21]通过采用城市样本数据探究晋升压力、资本干预以及投资驱动的关系，提出必须由政府主动采取措施，实行官员政绩考核机制从单一考核GDP 到经济、社会、民生、环境等综合考核指标并重转变，才能有效抑制盲目投资，化解产能过剩。此外，刘新宇（2010）[22]、李正旺和周靖（2014）[23]、冯云廷（2014）[24]等先后从充实和完善相关的环境政策、财税政策、区域治理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化解产能过剩的策略和建议。
综合上述文献，国内外学者就产能过剩的成因与化解策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较好的思路。然而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化解产能过剩，虽然是一个较好的选项，但是这一过程通常相当慢长，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如果政府不采取积极措施任由市场去调节产能过剩问题则会带来诸如失业率剧升，经济增长率下降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长期而言，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化解产能过剩是必要的，政府应尽可能地让市场主导产能过剩的化解。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当前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即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是必然的选择。然而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调结构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作为坚实的支撑，否则调结构也难以稳定、持续下去。经济体制的弊端是导致当前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短期内不可能完成经济体制改革，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也不能指望短期内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来化解产能过剩。
在调结构还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处于探索过程之际，寻求新的投资经济增长点来稳定经济增长显得尤其重要。而且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我国驾轻就熟。但是，笔者认为，当前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必须符合4个条件：一是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二是不会进一步引起新的产能过剩；三是不但不会引起新的产能过剩问题，而且还能够帮助化解产能过剩；四是有助于提高我国人均投资规模，促进我国在更高人均投资规模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事实上，我国投资仍然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当前产能过剩固然与过度投资有关，但主要还是投资结构不合理导致的。从人均投资规模看，目前我国的人均投资规模并不高。2013年中国人均资本形成只有1 739美元，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905美元。而同期美国为8 961美元，韩国、日本、德国等大都在6 000～7 000美元左右[25]。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投资仍有很大空间。笔者认为，我国至少在以下4个方面还具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一是具有民生性的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二是节能环保投资，三是“一带一路”投资，四是城镇化建设投资。到目前为止，我国在这4个方面的投资还严重不足，这4个方面的投资不但不会引起新的产能过剩问题，而且还有助于化解当前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它不但能够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还能够有效地改善民生，提高我国人均投资规模，符合上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4个条件。
三、中国新的投资增长点
当前政府正采取压缩产能、兼并重组、清理“僵尸企业”、调整产业结构等多种方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些方法值得肯定。但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通过以下4种投资途径能够更加有效地化解产能过剩，而且又能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夯实人均投资规模基础，为进一步调结构打下坚实基础。
（一）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
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是指直接进入未来百姓消费的、具有一定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建设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基础建设、防灾抗灾能力、农村的垃圾和水处理、空气质量的改善、公共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等等[26]。这类投资是当前中国百姓迫切需要的，能够直接提升百姓幸福感，同时又不会形成新的产能过剩，而且还有助于去产能过剩。
中国的国民，尤其是城市居民，与发达国家国民的生活质量差距，并不在于家电、手机，甚至小汽车等物品，而主要在于空气的质量、交通的拥挤程度、公共交通的普及度和质量，以及自然灾害来临之时的应对能力。然而，据世界经济论坛《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基础设施质量各项排名均低于美国，全球总排名第69位，说明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提升公共消费的水平，需要非常长的投资周期，商业回报往往是很低的，需要政府长时间的补贴。Barro（1990）[27]的研究显示，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对生产有促进作用，基础设施越完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越高，从而产生持续增长。另外，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也是政府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对于提高人民日常生活水平将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还可以起到通过改善居民消费环境拉动居民消费的作用。以全国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为例[28]，首先，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既可以消除安全隐患，又可以解决老年人出行困难问题；其次，老旧小区改造通过促进社会投资，刺激居民消费，加快实体经济增长；再次，老旧小区改造刺激诸多行业的增长，形成刺激经济增长的产业链，迅速地解决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给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自主创新留出时间和空间；最后，老旧小区改造增加了社会财富，彰显国家治理能力。
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约有25%用于公共消费性基础设施投资，这一比重未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投资不仅不会加重产能过剩问题，反而有助于化解这一难题，促进经济稳增长。
（二）节能环保投资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显示了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近年来中国环保法规密集出台，如2008年出台了《水污染防治法》，2011年国务院发布《“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等，为环保产业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节能环保产业确定为“十二五”时期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我国“十三五”时期产业发展的重点，更是凸显了对环保的重视。环保法规与政策并举，引导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将开启中国环保产业发展的新征程。 近年来我国环保虽有了较快发展，但总体上看，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与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一是创新能力不强。以企业为主体的节能环保技术创新体系不完善，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技术开发投入不足。二是政策机制不完善，环保投入仍需提高。虽然近年来财政用于环保的支出逐年增加，但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仍偏低，参照发达国家的情况，中国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至少应达到2%～3%[29]，目前还存在较大差距（截至2014年底仅占约0.6%）。三是现有环保产业格局已不能适应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的环保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种类单一，未形成规模经济，企业普遍小而分散。这些问题都限制了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空间。当前，随着生态文明被纳入“十三五”规划，生态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节能环保产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这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投资空间，助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
此外，已有生产能力的绿化和升级也成为环保产业的新业态，新业态催生新的投资增长点。众所周知，中国的制造业从生产能力和产出量上看已经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是各种生产设备往往是高污染、高能耗的，把这样的产能升级为现代化、有效率的产能，需要环保投资，这个投资的过程将长期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五大耗能行业――有色金属、钢铁、电力、化工、建材，这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如果全部更新完，据李稻葵（2014）[26]的测算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每年将拉动GDP增长1%。而且，通过强力推进污染减排，深化污染防治，带来的低污染和低能耗将令国人长期受益，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可实现环境保护与产能化解的双赢局面。
朱建华、逯元堂（2014）[30]通过协整、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互动关系，得出环保投资与GDP 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环保投资增加1%，能拉动GDP 增长0.13%，环保投资对GDP 拉动效应显著；环保投资与GDP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具有一定的调整力度；环保投资在长期是引起GDP 增长的原因。据最新统计数据，2015年节能环保总产值达4.5万亿元，年均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2%，远高于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对经济发展贡献度加大。随着环保市场更加开放，投融资渠道更加畅通，国家对大气、水和土壤污染治理的需求增加，未来几年我国将形成巨大的环境保护市场，环保产业将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环保中下游产业链也将被带动起来。
（三）“一带一路”投资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实施的大背景下，产能国际转移既是化解中国过剩产能的有效宏观治理举措，同时也将有效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海外投资。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东和中亚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分工体系，打通欧亚大陆形成新的生产网络和消费市场，为欧亚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形成新的增长空间。基础设施的投资量大、工程量大，将对高铁、工程承包等中国优势产业以及建筑材料、钢铁、水泥、玻璃等中国富余产能，产生巨大的需求。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以高铁为例，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需要建设的铁路总长将达1万公里左右，铁路行业钢材需求量约占钢铁需求总量的3%，而修建1公里高铁需消耗钢材3 000吨，是修建普通铁路的10倍[31]。因此，高铁出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中国国内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加之近年来中国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利水电工程和市政工程等领域具备了较强的现场问题解决能力，为带动上游的钢铁、建材、工程机械等过剩产能的对外投资奠定了良好基础。
当前基建投资提速也为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找到了理想的出路，助力“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占据产业链制高点的可行路径。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为6 604.8亿美元，位居全球第8位，比第5位的日本少4 635.2亿美元，距第1位的美国少5.59万亿美元，仅为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1.55%[32]。而对外投资金额占外汇储备比例较低，截至2014年底外汇储备余额3.84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一外储大国，但对外投资累计净额占外汇储备余额比例仅为17%。外汇储备余额大、对外投资存量小，中国对外投资空间巨大。亚洲开发银行和国内专家曾做过分析[33]，从现在到未来10年，亚洲基础设施一年投资资金量约8 000亿美元，而亚洲这些国家大体上只能解决4 000亿美元，资金缺口巨大。这些条件都为我国加强对外投资，鼓励国内有条件的企业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积极稳妥地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同时，亚投行的成立有力地化解了国际投资的风险。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战略有着重大的经济意义。第一，将我国过高存量却没有更好投资方向的外汇储备转化为境外资本与实体投资，能加强中国在全球平台的政治经济贸易影响力与中国本身的经济贸易获利能力；第二，通过高铁等大项目推广，一方面能缓解我国相关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另一方面能输出与中国市场联动紧密的低水平低获益产业，譬如通过高铁产业，在对象国形成以高铁为核心的产业聚集。
（四）城镇化建设投资
据《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按城镇常住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率为54.77%，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超过了80%。如果中国每年城镇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从2015年起还需要20～25年左右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据研究，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维持7.1%的经济增长水平[34]。城镇化一是可以带动基础设施投资，这种投资不但不会新增产能，而且还能有效化解产能；二是城镇化可以带动消费的增长，还有利于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当前，我国房地产库存严重，城镇化能有效地化解房地产库存的困境。
四、当前制约中国新的投资增长点的因素及其对策建议 上述投资虽然既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化解产能过剩，又能有效改善民生，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投资量大、投资收效时间长，需要克服政府短期行为，同时要发挥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本的投资积极性。具体而言，上述投资发挥作用还存在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需要寻求对策加以克服。
（一）当前制约中国新的投资增长点的因素
1.政府与市场关系没有理顺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尤其是出口、投资的带动势头明显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层的原因是体制机制不合理，很多问题更是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到位直接相关，众多的行政审批项目像网一样捆住了市场的“手”，抑制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目前我国建设型政府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向服务型政府，部分政府官员仍然是唯上不唯民；政府行为随意性仍然较大，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是“一把手”说了算，换了“一把手”政府施政方针则完全改变，存在人存政存、人去政息的现象，法治政府建设还任重而道远。这种现象使得政策和制度不能给予人们较为稳定的行为预期，人为地提高了长期投资的制度成本，使得短期经济行为更为盛行，促长了人们的投机行为，放大了经济社会的运行风险。这使得一些具有长期投资效应的民生工程难以实施。
2.政府官员的选拔、考核和监督机制不够健全
由于一段时期我国官员的考核选拔制度着重任期内的经济增长，因此官员比较重视能够立竿见影的投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往往投资量大、投资时间短。由于投资决策权高度集中在个别“一把手”手中，监督机制又不完善，因而极易滋生腐败。不够科学合理的官员考核选拔制度极易造成重复投资，并且使投资期限长、投资收益在短期内难以见效的投资项目往往被忽视，因此使得一些具有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的投资项目被搁置。腐败不但使投资效果降低，而且提高了投资成本和交易费用，对“两创”有抑制作用。
政府官员的选拔考核基本上都是由政府主导，缺乏民众参与。特别地，决定政府官员仕途的权力往往集中在极少数领导人手中，因此使得一些政府官员唯上不唯下，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从而会形成政府官员决策的“闭门造车”现象，会降低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3.普遍存在所有制歧视
进行上述投资光靠国有资本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各种非公资本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所有制歧视严重地影响了非公资本的投资热情。对于我国普遍存在的所有制歧视现象可以援引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2013）的看法作为例证。他指出：“现在，隐性或显性地为维持既定所有制的比重，无论政府管理还是涉及企业的许多政策甚至社会舆论，几乎都打上了‘所有制烙印’。相应地，包括已经上市的公司，每家企业头上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在市场中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国有企业和银行更倾向于在国有经济内部进行交易。所有制歧视割裂了市场，不仅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增长潜力，而且使跨所有制的人才、技术、商品以及产权等生产要素流动都遇到了较大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率。”“实际上，企业按所有制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在获取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特许经营权、政府项目、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国企属‘体制内’，有行政级别，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外资企业有较强实力，受到国家和地方的青睐；民营企业则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近年来，有的地方为做大国企，不惜强制盈利的民营企业被亏损国企兼并，在煤炭、民航等领域屡屡出现民企进入又被挤出的案例。”[35]
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务院于2005年和2010年分别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旧36条）和《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但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准入、资金信贷支持等方面仍然面临着一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歧视，存在着“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天花板”等发展障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倡导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多，却因为所有制歧视等各种原因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十分缓慢[36]。
可以说，我国如果不破除所有制歧视现象，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就难以形成，我国内在的经济潜力就难以激发。
（二）消除中国新的投资增长制约因素的对策建议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法治和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
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在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基础上简政放权。这有助于提升政府行政服务效率，激发市场活力，有望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方面，在投资领域简政放权，将投资决定权交由市场，可谓是增强各类主体投资意愿、丰富投资渠道、提高投资效率的可行选择。同时，将符合产业调整方向的产业投资决定权交给市场，也能够加快这些产业的培育和成熟，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另一方面，通过简政放权，将大量的民间资本利用起来，实现资本存量的优化调整，就能减弱为支持增长而需向社会投放的融资规模，也即以存量的加法作好增量的减法，能有效防止因货币大量投放可能导致的对通货膨胀上行的压力。通过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地方政府放权，着力解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2.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加大反腐败力度
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汪玉凯（2015）认为：“中国经济潜能存在，为什么得不到很好的释放？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出现的问题表面看是经济问题，实则关键出在政治方面。”[37]他认为，应当大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释放经济潜能。针对前面提到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确实需要花大力气去改革，地方政府“一把手”过度集权且缺乏有效监督的现状应当尽快得到改变，政府官员的选拔任用应当公开化、程序化、民主化，要让广大民众有参与的权力，要彻底改变政府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弊端，针对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应当尽快完善并全面付诸实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实现3个目的：一是能够提高政府运行的效力，二是能够克服权力过度集中于某一个人手上的弊端，三是政府官员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既要对当前负责又要对未来负责，要建立重大决策失误终生追责制。
腐败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毒瘤”，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通常来讲，若要实施腐败，需具备3个因素，即权力、机会和欲望。反腐败就需要紧紧抓住这3个因素，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规范权力的行使，杜绝公权私用的制度漏洞，从而使政府官员无权力腐；通过强化监督机制，消除腐败的机会，使政府官员无机会腐；通过为公务员提供必要的物质利益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并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从而使其无欲望腐。
3.消除所有制歧视，为民营资本创造发展空间
所有制歧视既存在所有制理论认识错误的根源，也存在政治认识不清晰的根源。我国现阶段处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依据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量规律，既存在各种私有制经济，也存在公有制经济。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是由执政党，即共产党的性质而不是由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的性质来决定的。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部分开宗名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由过去的“一个先锋队”增加到现在的“三个先锋队”，她不仅仅要为中国工人阶级谋福利，同时也要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谋福利。正如胡承槐（2006）所指出的，过去中国共产党只把自己定位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自然其经济基础就只有公有制经济，而现在定位扩大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的外延扩大了，由公有制经济扩大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系[38]。
因此，只要中国共产党真正做到了“三个先锋队”，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那么无论公有制经济是否占主导地位都不会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前公有制经济占比超过95%，逐步降低到2012年的公有制经济在第二、三产业中的比重50.44%[39]，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丝毫没有改变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苏联共产党在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条件下跨台反证了在过渡时期公有制经济是否占主导与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是共产党要践行其根本宗旨。
只有从思想认识上真正消除了所有制歧视，才能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条件。笔者认为，破除所有制歧视将是自改革开放后破除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界线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它将充分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内在潜力，迎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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