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5-036-03
一、问题的提出
正式制度（包括法律、管制以及媒体等等）之构建与执行，对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La Porta et al，1997，1998等）。然而，在关注正式制度重要性同时，也需要注意到，采用相同法律制度的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同样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也许是正式制度难以超越的解释力极限。而不同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积累下来的宗教、文化、习俗、惯例等种种非正式制度，至少部分构成了正式制度生长及发挥作用的土壤，或者和正式制度一道，平行地推动着社会的演进（Greif，1994；韦伯，1958；诺斯，2008）。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律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还不完善的转型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非正式制度可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但文化往往被视为软件不值得严密分析，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理解中国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如果仅局限于近代以来中国所接纳、吸收和改良的各种正式制度，而忽略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缓慢形成而影响深远的非正式制度，应该是不够的（Allen et al.，2005；陈冬华等，2008）。制度、法制和文化背景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近年来一直关注的领域，相关的研究不仅方法多样，而且成果较多。其中一些著名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儒家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代表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这套核心价值观是跟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处境和生存条件相符合的，它和中国人生存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所以它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陈来，2015）。儒家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价值，在中国历史上塑造了各个领域最为重要的制度。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相关方面放松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后，儒家开始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家很可能在中国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样，也会对我国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在完善我国公司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关于儒家文化对优化公司治理的作用和影响是一项费时费力的研究，既需要规范分析，也需要做实证研究，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规范分析。
二、文献回顾
Boyd，R.，Richerson，P.J（1985）把文化定义为“影响行为的知识、价值观和其他因素通过教育和模仿在代际之间传递”。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对“文化”给出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Weber（1930）在他的重要著作中指出，文化变化，也就是新教变革，在资本主义发展和制度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文化是历史的幽灵，是社会的魂魄；它存在于典籍，也存在人民的生活之中；它有它的物质性，也有它的精神性。能够用火烧掉的只是它的物质的形象，至于文化的精神则不是人间任何暴力所能消灭的。所以秦代虽曾普遍地焚烧秦以前的典籍，而至今我们尚能得秦以前的典籍而读之。秦代虽然大规模坑儒，而汉初还是有许多传经大师出现。”{1}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文化是世代相传的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总是依赖一个特定的价值体系来进行判断决策。文化的内容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公司治理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开始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的研究。Hofstede（1980）最初确定文化的四个维度：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IND）、权力距离（PD）、不确定性的规避（UA）以及男子气质还是女子气质（MAS）。Hofstede（1991）后来增加了长期导向维度（LTO）。Schwartz（1994）提出了六个文化维度，包括保守程度、知识和情感的自立能力、等级制度、控制权、平等主义的承诺以及和谐。Hofstede（1980，1991）和Schwartz（1994）的文化维度理论被金融研究者广泛使用来检验文化价值观对各种公司政策的影响。Avner Greif（1994）研究认为，组织变化的必要条件是有人能够发起建立它并期望从中受益，他们的期望依赖于他们的文化理念，因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导致明显不同的组织发展轨迹。他还指出，不同的文化理念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RenéM.Stulz和Rohan Williamson（2003）认为，文化至少通过三种渠道影响金融，首先，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依赖于它的文化。第二，文化影响制度。例如，法律制度就受到文化观念影响。第三，文化影响经济中的资源分配。宗教鼓励把资源从生产投资中转移到教堂或枪支方面的消费。他还认为，制度创新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共同的语言可以促使想法在国家之间转移。宗教在创新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世纪后期，英国对宗教少数派的宽容部分解释了英国为什么能成为金融创新的温床。
Karen L.Newman和Stanley D.Nollen（1996）使用同一公司在欧亚176个分部研究了地域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结果发现分部的组织结构与当地文化越契合，其业绩越好。他们的研究对经理们具有重要的意义：管理实践活动适应当地的文化才能最有效。经理们努力激励员工参与可能改善在低权力距离文化的国家中企业的盈利能力，如美国；但不能改善高权力距离文化的国家中企业的盈利能力，如东亚国家。R.M.Haniffa和T.E.Cooke 注释：
{1}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版，2012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2}杜维明先生1982年9月2日在新加坡会议厅的讲演，题目为《儒家伦理在现代东亚的含义》，这里引自《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第152-15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8月北京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