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047-04
一、历史背景
1.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他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周氏家族。他父亲叫周劭纲，母亲叫万十二姑。周恩来幼年就过继叔父贻金，后有嗣母陈氏抚养长大，在嗣母去世后，他就在12岁那年离开老家去东北投靠伯父周贻赓生活和学习，但这一举动后来成为周恩来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因为，当时东北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也是中华民族危机之时（日俄当时策划争夺东北的主要城市之一奉天）。所以，这一切不得不给少年的周恩来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青少年都会产生爱国主义热情。
2.周恩来的学生时代。
（1）在1910年春天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由淮安来到东北，（奉天府）辽宁沈阳。在高等小学读书，1911年辛亥革命后该校改为奉天东关模范学校。1912年10月，周恩来写了一篇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他当时认为，中国要图富强，应该从根本做起，就是办好教育。他在后来回顾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历程时曾说过：“我自己和大家一样受过旧式教育，后来因为看到民族危机，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了革命。”在1913年周恩来又随伯父周贻赓搬到天津，周恩来又转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他在南开学习四年（15―19岁），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加之口才又好，多次参加校际演说比赛。这也为他后来担任国共多次谈判，担任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周恩来不仅各门功课优秀，而且也阅读了很多课外书籍，如：司马迁的《史记》、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清代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著作等等。这就为他后来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博学多才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东渡日本。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割地赔银，丧权辱国，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王朝腐败无能，国力日益衰弱，这时中华民族面临危亡时刻，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尽管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但政权仍然被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窃取，并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人民饥寒交迫，周恩来和中国当时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探索一条能拯救国家、民族和人民之路，所以，他在南开中学毕业以后就去日本求学。但到日本的两年时间里，经过实地考察他发现日本也是实行军国主义统治，日本人民仍然过着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生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当时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周恩来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很盲然，一时无法找到答案。后来他从《露西亚研究》这本刊物上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另外在1919年1月河上启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上又发现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报道和关于《资本论》研究等刊物。这些正是周恩来到日本求学的最大收获，这也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从此他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真理。由于他对真理的追求，影响了他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信仰和事业而奋斗了一生，另一方面又听说，南开大学将开办大学部，所以，周恩来就决定回国去南开大学部学习。
（3）“五四风暴”。周恩来这次从日本回国（1919年4月），准备到南开大学部（后改为南开大学）读书。由于“一战”结束后，本来中国是“战胜国”，但结果在法国巴黎和会上，列强却把德国以前从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交给日本，于是就爆发了国内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发生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以及北洋军阀政府卖国罪行郁积下的愤怒大爆发的反映。五四运动后，周恩来回到南开大学部读书，他在南大创刊了《觉悟》杂志，以周恩来、邓颖超、马骏、刘清扬等人成立一个独立团体叫做《觉悟社》，该社的成立与运作得到李大钊等人的认同和支持。同时也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1919年11月25日北京《晨报》把《觉悟社》称为“天津的小明星”。随后又发生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福州惨案”，天津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南开举行集会，会后游行在1920年1月29日达到了高潮，以周恩来、郭隆真等人为首的学生代表冲进了直隶省会公署，并遭到反动军阀的镇压，造成50多位学生受伤，同时也逮捕了周恩来等人。从1920年1月29日至7月17日周恩来在直隶警察厅羁押半年时间。周恩来出狱后使他更加认识到中国社会的黑暗、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样激发了他更加要去追求真理，到欧洲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的想法。周恩来在同年（1920年）11月中旬，由天津经上海乘船赴法。
（4）赴欧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郭隆真、李福景等197人同乘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由上海启程去欧洲，同年12月中旬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口，第二天乘火车到达巴黎。他在巴黎停留半月后，在1921年1月5日再到英国伦敦。他在英国对工人运动进行了认真的考察，煤矿工人的罢工，声势之大，时间持续之久，人数之多，使周恩来看到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精神，使他也深受启发。他在英国考察两个月后又返回巴黎，这时“一战”后的法国，社会矛盾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趋高涨，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报刊宣传在法国十分普遍。所以，像《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书籍周恩来很容易弄到手来学习。周恩来经过反复的认识和思考以及联系到中国的现实，到日本、法国、英国的求学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拯救国家、民族和劳苦大众，就非得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时又加上国内中国共产党已成立，所以，他作出了人生的重大决策，加入共产党。这就确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纵观周恩来总理的一生，他从来没有抛弃和违背过共产主义的信念，无论是北伐战争，在黄埔军校任教，十年内战，还是八年抗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遇到困难再大，生活再艰苦，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共产主义的信念。这说明他始终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 1922年6月，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又有人称为“少共”，周恩来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又有人称为“少共旅欧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外的党组织，不仅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还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和介绍中国国内的形势发展，所以，于1922年8月1日创刊《少年》刊物。这时正处建党、建团组织初期，所以，《少年》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来阐述共产党的性质、作用、任务和最终目标等内容。随着中国国内革命运动发展迅速、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少年》，在1924年2月改为《赤光》。周恩来在《赤光》刊物上共发表了30多篇文章，包括《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革命救国论》等等。
同年11月（1924年）周恩来与张申府在德国介绍了朱德和孙炳文两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对于朱德追求共产主义信仰，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为朱德后来追求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从事革命生涯的实践活动
1.在黄埔军官学校任职。这是周恩来从1920年去欧洲求学，到1924，年回国已有四年多时间，这时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已同共产党合作，简称“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总结了以往的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同时准备建立根据地，培养自己的队伍，所谓的一文一武，一文就是建立广东大学（1926年改为中山大学）；一武就是建立黄埔军官学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官学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到校发表重要演说。孙中山把创建这所军官学校看作是建立党军的起点，并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
同年10月（1924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由周恩来担任委员长，并兼任宣传部部长。周恩来在同年11月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后来接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随后就对政治部制定了四条规定，即：
（1）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
（2）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
（3）指导新成立的校军教导团的政治工作；
（4）指导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政治部经过一番整顿后，政治部工作很快出现新的局面。这时黄埔军校第一期原学员有490多人，后来加上军政部所办的讲武堂合并共有学员645人。其中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有50～60人，这就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和共产党建立自己的军队培养了大批的骨干力量。实际上黄埔军官学校是国共合作的典范，也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的高级军事人才，这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
2.周恩来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和工业城市。上海也有外国租界，被称为“国中之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但这里又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1926年9月至10月，曾两次从广州到上海的周恩来被中共中央任命为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等职。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共发生过三次：第一次发生在1926年10月；第二次发生在1927年2月；第三次发生在1927年3月，这次是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并担任起义军总指挥。这也为后来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奠定了基础。这时的国民党右翼分子已丢掉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而且越来越向右转变。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极右派，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开始镇压工农群众，随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1927年的“4.12政变”和残酷地镇压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紧接着王精卫等人秘密策划了“7.15政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等国民党右派政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屠杀大批的共产党员和大批工农群众，同时缴械工农手中的武器，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这也是第一次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革命队伍血的惨痛教训。这就是导致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和共产党高层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这也为“八一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起义”奠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依据。
3.“八一南昌起义”。“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极右派分子在1927年8月1日打响的第一枪。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上的主要标志。正如后来总结的那样：“‘八一南昌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全国，是千百万革命人民经受了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镇压后觉醒起来，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在这次起义中诞生了，作为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为人民军队诞生的缔造者之一。
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井冈山）
周恩来由上海中央机关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是周恩来由中央领导机关下基层工作锻炼，参加实践的革命活动，也是由学生时代探索革命理论转变为实践活动，也是周恩来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阶段。这为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奠定了基础。
1931年12月周恩来由上海来到当时中央革命首府瑞金，并会见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人，并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来接任毛泽东担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他配合朱德参加第三次和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胜利，为发展苏区和壮大红军队伍，都有决定性意义。
由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执行的极左军事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所以，中央苏区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
四、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中央红军不得不失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而转向长征。由于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一切听从军事顾问李德，言听计从，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所以，李德也预感到（1934年春），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 1934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从江西瑞金出发，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共86000多人开始长征。前有高山、大河与伏兵，后有几十万追兵。在湘江战役就损失红军将士5000多人，尸骨如山、血水成河。由于博古、李德顽固地执行极左军事路线，节节败退，一路上狼狈不堪，当红军到达贵州遵义时，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1月（15―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撤消了博古的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后，增加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这样才彻底扭了转红军中的极左军事路线，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在党和红军的艰难时期，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这次遵义会议的召开，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遵义会议后的军事改组为与第四方面军会合和北上抗日，顺利到达陕北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后来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五军胜利会师，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受到陕北军民热烈欢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为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及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国共合作联合抗日
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北根据地后，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有一个中心（有一个家），存在和发展的地盘，为后来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创造条件；第二，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这次能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后来的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创造了条件；第三，中共中央打出了抗日救国的大旗，这样激励了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热情，这样也为全国军民奋起抗日开创了先河。
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和中共的“十大纲领”，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同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研究《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这些为中共中央推动建立统一战线和全民族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起到巨大的作用。这些都同周恩来参与决策、领导和组织作用是分不开的，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六、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
1.八年抗战中，周恩来主要是在第二战场上，同国民党在西安谈判，在庐山谈判，以及在重庆国共两党谈判都表现了他的卓越才华和过人胆略，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又坚持原则，做到有理、有利又有节。之所以国共两党的联合抗日坚持抗战到最后的胜利，这同周恩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
2.接下来又是三年解放战争。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要求成立联合政府。但蒋介石为了掩盖发动内战的目的，三次来电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43天参与国共和谈判，但蒋介石毫无诚意为谈判设置种种障碍，最后才勉强签定一个“双十协议”。但墨迹还未干，蒋介石就发动了内战。蒋介石认为有几百万军队，又有几个美式装备师，加上数百架飞机和几百辆坦克，就可以打败中共。但蒋介石根本没有想到人心的向背，人心所背是蒋介石政权垮台的根本原因。周恩来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不仅参与国共谈判，而且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后来又为共和国的组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七、共和国的建立和出任共和国总理
1949年3月5日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共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谈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城市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其一，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也会出来捧场，不要被糖衣炮弹击中，防止腐败，但后来的腐败分子刘清山、张子善的行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其二，就是两个务必：一个务必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另一个务必是发扬和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全国即将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号召和指示，也影响了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几十年，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的不少干部。当然周恩来作为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也参与和制定党的重大决策，也有他不可被埋没的历史功勋。
周恩来一方面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另一方面又帮助爱国民主人士陆续由外地和敌占区进入解放区，并同中共就召开新政协问题磋商。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有代表634人，来宾近300人。大会推举毛泽东等89人组成主席团，周恩来等人为团员、副主席。政协第一次会议共召开了9天，9月30日结束，毛泽东当选为政协主席，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人为副主席。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本届政府即日里成立，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同时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央政府人事安排，任命周恩来为新中国第一任政务院总理，兼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总理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26年。他的任职尽职尽责，任劳任怨是众所周知的，他同毛泽东、朱德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也是在这个岗位上干得最长的总理。所以，他的功勋和威望在全世界都知道。因此，他得到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八、1966―1976年
1.由于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片面实行“极左思潮”，导致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10年中中国经济几乎停止增长，有的地方出现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周恩来为了挽救所造成的损失，仍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为了保护被打倒的老一辈领导人，他不遗余力地保护他们。
2.从1970年8月庐山会议后，周恩来工作更辛苦，此时周恩来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身体由于工作繁忙每况愈下。由于有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领导人的抵制和批判，所以，党和国家的性质没有变化，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党和国家性质没有发生变化。”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变。 3.从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国际关系有很大的发展，在1972年年内就同亚、非、拉三大洲的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尤其是日本政府在同年国庆节前夕恢复了邦交关系正常化。自从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这就为恢复中美关系打开了大门。上述提到的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日恢复邦交关系正常化是中国社会的当时三件大事。这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其中自然也有周恩来的功不可没和巨大贡献。
九、在生命的最后岁月
周恩来为邓小平和一大批老干部出来工作作出了大量的工作。他多次向毛泽东建议给邓小平恢复副总理职务主持外事工作，尤其是后来增补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副主席以及担任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等事宜，这些都与周恩来的支持和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些措施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并担任中央核心领导成员，推动批判“两个凡是”和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及改革开放的实施奠定了基础或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把召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交给周恩来和王洪文。同时毛泽东还提议由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974年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周恩来在审阅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后，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批准，并连同《政府工作报告》一起由政治局讨论。随后去湖南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和人事安排情况。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带重病飞抵长沙。王洪文也另机随后到达长沙。同时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两位老战友（毛泽东与周恩来）彻夜促膝长谈，到次日凌晨，这一夜长谈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也是这两位老战友共事近半个世纪的最后一次深谈，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是可想而知的，后来被人们称之为“长沙决策”。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邓小平的安排。在人事安排上，仍然由周恩来担任总理，国家行政工作的一把手，人大委员长仍然由朱德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这三位老战友在中国政坛上共事40多年，对稳定中国大局和争夺政权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后确定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休病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就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后来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等一系列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后，周恩来进入生命的最后日子，因为早在1973年就查出来他已患癌症，需要离职住院治疗。由于党和国家的事务繁忙，周恩来内政外交都要他一把抓，所以，周恩来的工作找不到一个适合的人来顶替。四届人大会议后，由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来代理总理就比较适合。这样周恩来就可以安心治病，其实这也是毛泽东的安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政府报告中就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周恩来晚年虽然身患重病，但他仍然牵挂党和国家大事。尽管他从1975年2月至1976年1月5日多次手术，他仍然坚持与病魔作斗争，在治病期间多次过问国家大事和接见外宾。在1975年9月7日他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客人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宽阔胸怀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气质，把生死置之度外。周恩来在重病治疗期间多次主持召开会议，批改文件，找人谈话，接见外宾，还在过问老干部的平反和安置工作等情况。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进行过第四次手术，当邓小平赶来靠近推车时，他吃力地抽出手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的很好，比我强得多！这也是他对邓小平工作的支持和鼓励。
还有周恩来在重病治疗期间，对他终生伴侣邓颖超交代，他的后事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搞特殊化。”周恩来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品格，以及无私奉献精神是每一个共产党人、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都值得学习的。
周恩来在自己病危之际，他还多次询问毛泽东主席身体状况和朱老总及其他老干部的健康情况。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在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8岁。1976年1月9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表讣告，沉痛宣告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深地浸透在悲痛之中。
1976年1月1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数千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说：今天（1976年1月15日），我们怀着及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和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
遵照周恩来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和大地。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使全世界为之震惊，130多个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先后发来唁电、电函，对周恩来为中国和世界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作出崇高的评价。
十、小结
今年（2016年）1月8日是我们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我们今天仍然怀念他为党、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作出的卓越的贡献，纪念他的丰功伟绩和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无论是在建党、建军初期，还是在10年内战、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中以及夺取政权后的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周恩来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样周恩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典型代表人物。总之，从1921年至1976年在党、国家、军队以及外交事务中都可以看到周恩来活动的身影。正如邓小平当年在追悼周恩来逝世的大会所作出的高度评价那样：提出了“五个要学习他”，无论是对历史和现实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周恩来就像一面镜子照耀着每一个共产党人和每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的心灵。周恩来总理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心怀大度、为人正直、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平易近人、品德高尚、高风亮节，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和共和国政府官员中的楷模，也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公认的事实。所以，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中国梦”，仍然要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学习，以他为榜样，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