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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问题研究综述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7-07-23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问题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1-0136-05

  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的稳定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前提条件。而“民工潮”的产生更加引起了学者们对他们生存状况以及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的关注,对他们的深入研究也日益展开并不断深入。

  一、概念界定

  (一)农民工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是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所未曾出现和存在过的现象。王春光(2003)认为,虽然对“何谓农民工?”这一问题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大家对此有一个基本相似或相近的认可:首先,他们来自农村,属于农业户口;其次,他们的社会身份虽然是农民,但他们的职业是从事非农生产活动,或者说他们的主要时间是在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再次,他们的非农活动不限于工业领域,还包括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活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跟传统的制造业工人在职业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最后,农民工还包括进城从事个体工商活动的农村人口,他们在职业上属于自雇着,但不包括进城成为企业老板的农村流动人口。

  (二)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一词最早来源于索罗金,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系统中的地位升降变化,由较低的社会地位等级转变为较高的地位等级被称为上升社会流动,反之,由较高的社会地位等级转变到较低的地位等级则称之为下降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的研究目的是要解释个人是如何被分配到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当中去的,即社会分层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而急剧的社会变迁常常导致社会分层系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大规模的社会流动。

  关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李培林(1996)认为,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实际上包含了三种流动:一是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二是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等非农产业的流动;三是在阶层上从低收入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向比其高的职业收入阶层流动。李春玲(2007)认为,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急速变迁,导致了社会流动的高潮期,并且由于工业化运动和体制转轨的双重社会转型的作用,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具有一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流动所不同的特征,尤其突出的是,大规模的城乡移民运动为底层社会成员创造了一些上升社会流动的机会,使得农民工社会流动成为可能。

  二、当前中国农民工社会流动研究

  关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动机、生存状况、收入水平、农民工进行决策所依赖的网络、户籍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本文将这些研究主要概括为四个方面,对这些学者在农民工社会流动方面所做的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希望能够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一)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原因、动机研究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市场机制的推动、政策的放开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这三方面合力的结果。大批农民工进城现象及相关社会问题的出现,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其原因和动机的研究也主要是从个人和制度两个层面展开:

  首先,是个体迁移动力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影响。蔡禾和王进(2007)认为,所谓个体的迁移动力在这里主要是指驱使农民到城市打工的内在原因,一是个体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和认同;二是个体人力资本因素,例如追求城市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多的工作机会、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较好的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各种将个体从农村推拉向城市的动力。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则可以用经济收入这一项来进行衡量。

  其次,是制度方面的原因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影响。如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飚(1997)就指出城市户籍限制有所放松,政策和制度框架为农民工向城市的社会流动提供了特有的机会和渠道。就中国而言,国家限制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政策、独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城乡间的二元结构、与户籍制度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规定以及城市中的单位制,即是直接影响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基本制度背景,并且应该将这种流动视为在特定制度结构中发生并同时改变着这种制度结构的过程。

  近年来,随着流动人口问题焦点的转移,国内学者对人口流动的研究逐步从一般性的流动原因研究转向对永久(或户籍) 迁移动机的研究。之所以研究的方向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一方面,是对于农民工社会流动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农民工大量流动所导致的相关现实性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担忧。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那些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如义务教育、贫困救助、居住保障等)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并主要由地方政府财政来解决,因此,在近1.2亿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同时,地方政府对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担忧成为政府在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上的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虽然城市户籍限制有所放松,但是这扇大门只对所谓“人才”开放,对农民工仍然是关闭的,如上海政府正在运行的“居住证积分制”政策,便是大城市限制农民工进城政策的开始,并且这一趋势将会不断深化。

  (二)农民工生活状况与对策研究

  农民工怀揣对未来的美好幻想而进入城市,但现实并非想象中那样,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并没有随着农民工社会流动发展这一进程迅速消失,农民工在企业和城市遭遇着不平等。

  首先,是职业地位和社会身份方面的状况。李培林(1996)从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交往方式角度,从流动民工的生活状况、流动民工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对其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进行了阐述,认为虽然其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但社会身份却发生没有明显的改变。王春光(2003)提出了农民工正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处于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分离状态。虽然流动人口通过城乡移民过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收入提高和职业地位上升,但农民工在整个社会中处于底层,他们的职业声望还是很低的,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李春玲(2007)对于这种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的错位在制度层面上给出了相关的解释,她认为收入提高和职业地位上升只是由于政策措施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制度安排形成的社会隔绝壁垒的作用,实际上农村移民所能获得的上升机会较少,上升流动的空间和渠道狭窄,难以挤入城市人的生活领域和空间在就业领域和劳动力市场,并且与本地城市人之间存在社会身份差异,经常遭受各种各样的歧视。李培林和李炜(2007)又从农民工个人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工的受教育状况,参加职业培训的状况,以及工作技能的提高也是造成这种错位的重要原因。综合以上这些阐述可以发现由于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限制及农民工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平,使得农民工在社会流动中出现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中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其次,是福利待遇方面的状况。关于农民工福利待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障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等方面。李强(2001)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指出外来民工如果在城市中遇到困难又得不到相关资源的支持与帮助,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成为城市社会的潜在威胁;李斌(2002)则从住房福利角度进行了说明,认为农民工更多地被排除在国家的“住房福利”分配体系之外;王春光(2003)通过研究进一步指出,农村移民的子女的成长环境和条件与城市孩子有很大不同,同时也无法跟城市孩子一样享受到基本的义务教育;李春玲(2007)认为,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方面的缺乏使得长期存在农民工就业领域和制度身份的隔绝,进一步导致了本地城市人与农村移民之间的社会生活的隔绝。可见,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的缺乏不仅使城乡居民的融合成为问题,又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农民工在企业和城市遭遇着不平等,因此对于如何缩小乃至消除这些不平等并提高其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始终是学者们不懈努力的方向,从指出如何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使广大农民获得合法、平等的在城市就业的权利(李强,2001)到进一步关注到与农民工城市就业相联系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公民保障权利(郑功成,2002;杨立雄,2003),都给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

  关于流动民工生活状况及福利待遇的研究仍在继续,如最近的研究中就涉及到了第二代农民工的相关状况,如刘传江、程建林(2008)通过实证调查得出二代农民工的相关状况要好于第一代,这不仅与他们是娇生惯养的一代,衣食无忧,吃不了苦有一定的联系,而且充分体现出了他们较强的维权意识,懂得为自己争取较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

  (三)流动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大量的文献或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层面、制度层面、个体人力资本层面对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进行阐述。正是由于之前研究所提到的农民工在生活状况方面出现的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错位及缺乏有力的社会保障和相关福利待遇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更鲜明地进入了学者们的视线。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关于流动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呈现出如下特点:

  1.流动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农民工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影响。刘传江和周玲(2004)通过实证研究,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角度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其边缘性地位使他们在生活的城市找不到归属感和认同感,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冲突和矛盾日益凸现,他们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显得十分必要。农民工的边缘性地位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和使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那么拥有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农民工在社会融合过程中到底有着怎样的差别呢?或者说,拥有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真的能够具有更好的融入能力吗?曹子玮(2003)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两个结论回答了这一问题,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之后是否重新构建了社会网,是其在城市收益有所不同的重要原因:有再建构社会网的农民工的收益大于无再建构社会网的农民工;在有再建构社会网的农民工中,其再建构社会网的规模越大,网络内资源越倾向于流向网络中心的农民工;反之亦然。可见,农民工的社会网的重新建构,将会对其融入城市生活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刘传江和周玲(2004)认为,只有改善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的状况,构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机制,才能促使农民工更快完成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过程,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生活之中。

  2.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相关社会福利制度对流动人口的限制与排斥,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朱力(2001)指出,农民工进城后与城市居民的融合,是城市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接触交往过程中存在着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而制度性歧视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磨擦性互动的主要原因。逐步地削弱制度性歧视的政策,使农民工成为一个既有保护又有约束的社会群体,是我们努力的目标。王春光(2006)则对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着的三大难以化解的制度层面的张力进行了阐述: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和要求之间的张力;他们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张力之中,那么他们会在城市社会中建构出另一个不同于城市主流社会的社会圈子,会产生更大结构张力的“半城市化”问题。因此,应该全面改革城乡体制,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以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3.教育、培训,以及工作经历,是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并促进其社会融合。制度性因素阻碍着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因农民工的活动条件与自身素质的限制而引起的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因为对于处于社会网络关系弱势状态的流动农民工而言,个人职业选择和社会流动的进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的提升,据此而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加是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条件。李培林和李炜(2007)就曾指出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主要是由于受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的差别。农民工在这两个方面都处于较低水平,进而造成职位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隔离,阻碍其社会融入。姚先国(2003)等的一项实证调查表明,职业培训在统计上对外出劳动力成为生产工人或从事服务业具有显著影响。与没有受过职业培训的劳动力相比,职业培训对促进服务业就业的作用高出近6个百分点,而对在工业生产部门就业的促进作用高达21个百分点。可见,农民工人力资本对融入过程及对其经济收入有重要影响。因此,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状况,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以增加其人力资本积累就显得尤为重要。

  4.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处境,是他们社会融合状况的表现,也影响其社会融合的能力。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多种层次,如人才市场、城市职工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李强(2001)指出,由于相关城市管理部门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各种限制,使大部分流动人口处于相对低端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上,成为城市社会的底层,这就使他们难以享受一般正规就业者享有的社会福利和基本的劳动标准。李强(2001)通过调查进一步指出: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具有明显的地位上升,但是其再次职业流动基本属于水平流动,很少再次发生向上的社会流动。同时,大部分的调查和访谈资料表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工作变动是比较频繁的。曾群(2004)认为,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会进一步导致他们被社会排斥,且排斥的可能性与就业不稳定性呈现正相关的变化,而在劳动市场上的排斥可能会引发其他相关维度的社会排斥,从而进一步阻碍其社会融合状况。因此,有保障的就业、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的提升、一个良性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是劳经济健康发展和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共同需要。   对于流动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对于二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的研究,周明宝(2004)就指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方面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即他们的城市融入过程基本上是主动和自觉的,表现为谋求一种与城市的积极共存;刘传江(2008)也指出,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在逐步转变,其就业显得更为主动,劳动力市场在他们找工作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第二代农民工比较看重专业技能,并有着强烈的学习渴望,第二代农民工的衣着、言谈、举止逐渐向市民靠拢。也有学者在研究中运用了全新的概念,如王春光(2006)尝试用 “半城市化”概念来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总之,尽管关于流动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已经有了颇为丰富的成果,但是究竟如何更好地使农民工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学者们仍在继续为之努力探索。

  (四)农民工社会流动影响研究

  关于农民工社会流动影响研究,主要是关于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以及未来的归属问题。王春光(2010)就对农民工的未来归属进行过具体阐述:是融入城市还是返回农村。农民工已经实现职业的流动,但是在社会身份方面并没有发生变动,换句话说他们虽然非农化了,但是没有实现城市化没有被城市社会所接纳,这就是我国农民工社会流动的整体状况。但是,他又进一步指出,由于长时间留在城市,他们对家乡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与陌生感,对农村社会的乡土认同也在逐步减弱。周晓红(1998)分析了流动及由此而来的城市体验对流动者本人农民的精神世界或个人现代性的影响。她通过对北京“浙江村”和与其密切相关的温州乐清市虹桥镇农民流动历史的考察指出,随着土地及由种地决定的生存方式对农民束缚的减弱,温州农民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发生了并在继续发生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而在这种转变中,农民离开土地的流动经历及由此获得的城市生活体验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

  刘传江和程建林(2008)等学者又对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进行了考察,认为高学历年轻的第二代农民工更向往城市生活,他们的市民化意识与意愿更高,从而市民化的可能性也更强,第二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为了加快其市民化进程,必须进行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创新等措施。

  三、小结与不足

  总体上看,对于农民工社会流动的考察集中于上述四个方面,对于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研究呈现这样的特点:

  首先,对于农民工社会流动状况研究的四个方面都同时关注了个人和制度层面的原因,从两个方面给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并且更加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层面;其次,对于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重点及热点问题,这方面的文献比较丰富,可以说对流动农民工生活状况不平等形象的阐述及其社会流动后果的研究,都在强调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状况及未来的归属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考虑,由于农民工大批进城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制度方面的困境,户籍制度的存在限制着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但制度的松动又给了农民工流动的机会,面对这样的矛盾,虽然政府和学者们都在努力找寻出路;再次,随着农民工社会流动群体的不断扩大,学者们的研究也在不断适应历史的发展逐渐深入。如对于二代农民工的研究以及一些新的概念词汇的不断出现;最后,对于农民工社会流动状况的研究,不仅仅关注其原因和现实状况,也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不断地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做出努力。

  但也应注意在这些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在研究方法方面,对于流动民工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定量和个案研究的方法,且通过个案进行区域性描述的研究比较多。在定量研究方面,一些具体指标的测量很可能忽视了年老回乡的农民工的数据收集,这将会使调查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而个案研究方面,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区域性的描述是否能够反应农民工流动的普遍现象问题值得关注。

  总结研究成果认为,对于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入:首先是关于二代民工阶层地位问题的研究。其社会阶层地位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是否有所提升值得关注,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其社会生活状况与社会融入状况,也反映着政策与制度方面的发展;其次是农民工老龄化问题的研究,随着时间的发展,第一代农民工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老年农民工是回到家乡还是留在城市,留在城市缺乏必要社会保障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所以老年农民工的归属问题值得关注;再次是面对流动农民工不断涌入大城市与城市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更具体有效地应对措施需要提出;最后是农民工社会流动理论发展问题。是否能够出现新的角度、采取新的视角对该现象进行研究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问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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