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市场经济时期新身份社会的形成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9-0030-02
改革开放前我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主导下的单位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被归入一个特定单位，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的再分配体制垄断了重要的社会资源，而社会成员只有凭借单位身份才可获取生存资源，因此学者们认为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是一个典型的身份社会。1979年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由国家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在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还是以往的身份社会吗？在这一经济时期的社会中又产生了哪些新的身份？这些身份有是如何获取社会资源的呢？想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要先要理清“身份”这一概念和与之相关的历史。
一、身份概念的界定
身份与身份社会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谈及身份我们就必须要先了解身份社会。身份社会的概念最早源于19世纪梅因关于传统社会向近现代法制社会转变的论断。他认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某点上是一致的，即运动发展过程中用“契约”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和义务，“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里传统社会是指一种身份社会，在身份社会里的各种权利和义务都来源于家族的关系。中国的传统社会就如梅因所论的身份关系极为发达的社会，是基于血缘宗族关系之上的社会，个人属于家庭，血缘是连接家族和社会的基本纽带，重要的社会资源也是依据血缘的基础来进行分配的，而现代社会则是一种契约社会。在梅因的论断里“身份”包含了等级、地位、特权和不平等的意思。韦伯同样使用这一词来描述传统社会结构，并将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市场结构进行了比较，但值得注意的是韦伯所指的“身份”作为一种描述历史事实的词语，只是特指贵族、皇族、嗣位继承等地位不可更改的现象。
对于身份的概念，目前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有的学者认为“身份，是指生而有之的可以成为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依据”。笔者在本文中主要是借用张静对“身份”的界定。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还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如果这些理由发生了变化，社会成员的忠诚和归属就会发生变化，一些权利、责任就会被排除在行为效法之外，人们就会开始尝试新的行动规则。所有这些方面都隐含在对社会身份的认识当中，被社会成员接受、承认、效法和（对他人的行为形成）期待，因此从“身份到契约”并不意味着身份的消失（即使在契约时代，具有等级含义的身份仍然存在），它只意味着社会成员的身份关系发生了转换，他们从一种身份关系转向了另一种身份关系。
二、计划经济时期的身份社会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存在着各种身份的社会，但这种身份社会不同于传统基于血缘宗族关系之上的伦理身份社会，它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身份所享有的差别性权利和义务都是由国家事先给定的，个人依附的不再是家族，而是依附于单位与国家。因此有的学者将这种身份社会称为计划身份社会。而王爱云分析了身份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客观产物的三个主要原因：第一，这与中国悠久的等级社会传统有关，即人一生下来就确定了贵贱等级“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第二，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契约关系的缺失密不可分；第三，由于当时社会资源的严重短缺和国家对这种资源的全面垄断，在资源由国家统一分配而本身又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只能将受分配对象分为三六九等，并以此确定资源配置的优先顺序。尽管许多学者都对计划时期的身份社会做了种种分析，但最有代表性和影响性的还是魏昂德所提出的“新传统主义”。魏昂德提出在中国单位组织内普遍存在着“依附”、“庇护”、“有原则的特殊主义”等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原因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一套特有的、制度化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而这种组织特性和社会特性就称为“新传统主义”。魏昂德认为造成个人对单位及其领导的政治经济依附的原因，不仅仅是单位领导对资源分配控制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在单位制中，领导与积极分子之间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与上下互惠的“庇护――依赖”关系。它并非是西方现代组织中的非正式结构，而是一种领导与积极分子之间建立的既有“个人因素”，又有“非个人化道德信念以及正式的制度角色”的互惠性网络。正是这种互惠性关系才是支配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工人行为的潜藏机制。共产党社会的计划体制造成了工人制度性的依附，即工人在经济上依附单位，在政治上依附工厂内的领导。而这种制度性的依附结构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逐渐造就了工厂内的制度化的亚文化，即单位内工人寻求私下交易和“拉关系”的行为方式，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及工人行为策略等。制度性的依附和制度化的亚文化之间的互动和实际运行的张力推动了共产党社会新传统主义的生产和延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制度性的依附和制度性的亚文化影响着计划经济时期身份社会的形成。
那在社会转型和单位制变迁的今天，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还能解释当前的社会事实吗？对此国内学术界持两种不同的看法，李铒金通过对东北两家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名单确定过程的考察，认为改革开放后国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着魏昂德所说的庇护关系，“新传统主义”的单位政治具有延续性。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市场化改革与再分配体制遵循着完全不同的逻辑，既使是过去典型的单位组织，在引入市场机制之后，其组织方式已开始从身份到契约、从抽象整体利益为主的单位组织转向以具体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契约组织；在企业内部工人群体出现分化，特别是对于市场化进程较快的沿海地区，单位制的“新传统主义”特征基本已经在国有中小企业中消失，而新的工厂则呈现出一种“去组织化的专制主义” 特征。 三、市场经济时期新身份的形成
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市场经济时期，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被取代，变为由国家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体系。计划经济时期的身份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大大的改变，一些身份被淹没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之中，而另一些身份在今天仍然发挥着作用，获取着重要的社会资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些新的身份以及新的政治单位得以产生，它们在性质上全然不同于以往我们所见的旧社会身份和社会单位，并且在国家制度的建设下获取社会资源。私营企业主是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产生的一种新的身份，它在自由市场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今天多数私营企业主通过政策的保护，以及自身的优势在社会中获取大量的社会资源。
而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身份的建构既是自上而下的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是被动的同时也是主动的。从自上而下的、被动的来看，主要是指制度―结构方面，国家在设计制度中包括法律和政策等方面，怎么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分配权利、责任和义务，从而以强制的途径秩序。从自下而上的，主动的方面就是社会成员对于自我身份的期待、接受和认同。但国家组织、正式法律规则、社会民意乃至成员认同，都可能创造、确立、维护或者消除、破坏某种身份，从而使社会中的权威资源出现重新配置，使某一部分社会身份获得相对较优越或相对较弱势的地位。新、旧社会身份间的关系也会发生激烈变化甚至冲突，社会的整合过程也将充满了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