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背景下从人口角度看待中等收入陷阱
[DOI]10.13939/j.cnki.zgsc.2016.16.010
1 引 言
中等收入陷阱假说是指在拉丁美洲、东亚、中东、北非等地区的许多国家发生过或仍然存在的经济现象，主要是指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顺利突破低等阶段之后，由于诸如经济结构失衡、人口红利逐步消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既有体制固化和制度缺陷、技术瓶颈等多方面原因，人均收入水平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不同层次上出现增速锐减、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得以实现平均年增速近10%的腾飞，人均收入水平于2013年达到6807美元，成功步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近年来受国际经济环境持续不景气，加之国内矛盾不断凸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经济结构扭曲局面亟待改善、政策和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等问题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趋势不断加大。人均收入状况能否继续保持增长，抑或是就此停滞不前，本文通过对过去曾处于或是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系列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从人口因素角度对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做出一些新的探索。
2 文献综述
世界银行参照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世界各国和地区依次划分为低等、中等和高收入经济体。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等收入经济体是指人均收入处于1006～12275美元区间的国家和地区。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人均1006～3975美元的国家和地区被划分为中下等收入经济体，而3976～12275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则称之为中上等收入经济体。当然，该标准只是一个动态的参考数值。实际上，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突破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增长缓慢、人均收入停滞不前致使迟迟不能迈进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即可判定其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蔡?P，2011）。从这个角度出发，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实质或许可以理解为一个经济体能否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保持足够的经济增长速度，即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马岩，2009）。
曾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拉美奇迹”，使国民经济得以飞速发展、人均收入水平得以迅速增长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拉丁美洲国家，却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接连陷入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窘境。无独有偶，从1950年左右开始的“东亚奇迹”中，最终只有提出“脱亚入欧”口号的日本和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成功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另被称为“亚洲四小虎”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却在1997年的席卷亚洲金融风暴后一蹶不振，目前仍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和产业结构下的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其背后是否存在着某些共同点，众多研究机构和学者从多个角度出发，对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及人口因素的影响做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
由于中等收入陷阱涉及的是关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概念，所以人口因素的影响主要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分析：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
人口总量主要涉及一个经济体的人口基数和增长率，基数越大，人口增长率越快，则维持人均资本广化所需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Solow，1956），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难度自然也就越大。
人口结构方面主要涉及一国或地区人口的年龄结构。根据年龄结构组成比例的不同，可以将人口结构划分为成长型、稳固型和衰老型，并由此决定了一国或地区适龄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和增长速度。数据显示，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倒U形关系。当人口结构处于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的时期，经济增长能够得到额外的增长动力即人口红利（蔡?P，2010）。日本自1990年后的经济增速锐减乃至长期停滞与当时人口结构严重的老龄化、劳动力供给不足有着密切的联系。
人口质量主要指一国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方面。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在20世纪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都通过多方面途径投入大量的经费支出用于提高综合教育水平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提高人口质量，一方面积淀了深厚的人力资本，为之后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显著地提高了平均收入水平，对扩大内需、增强国民消费能力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曾铮，2011）。
对于中国的发展轨迹，学者也做了不同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看法。蔡?P（2011、2013）按收入水平从低到高将社会发展阶段依次分为马尔萨斯发展阶段、刘易斯发展阶段和索洛阶段，并指出中国于2004年已经超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伴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短缺现象开始凸显和劳动者工资的普遍上涨，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中国经济开始步入主要依靠全要素增长率（TFP）增长来带动经济增长的索洛阶段。Aoki Masahiko（2011）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统一归纳为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阶段、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库兹涅茨式的借由结构变迁实现发展的阶段、依靠人力资本发展的阶段和后人口红利阶段，而后三个阶段正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时期。郑秉文（2011）从增长驱动力的角度将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阶段分为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共四个阶段，其中创新驱动阶段也正是当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进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阶段，对比技术创新在高收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高贡献率，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仍有待提高。 3 实证部分
3.1 变量选取与说明
本文从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人口质量三个方面简要地分析一个经济体的人口因素影响。在解释变量方面，笔者选择了人均GDP增长率（PER_GDP）来反映各国和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速变化，人口增长率（POPULATION）来反映人口总量的变化，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AGE）来反映适龄劳动力的比例，以及每百万人中的R&D研究人员数量（RD）来反映科技水平和人口质量。
国家和地区的选择方面，除了加入中国的数据以外，笔者选择了亚洲地区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典型国家――日本和韩国，以及历史上中等收入陷阱体现较为充分的南美洲的巴西、委内瑞拉以及巴拿马，以及欧洲地区在近年来成功进入中上等收入乃至高收入经济体的土耳其、克罗地亚、匈牙利、立陶宛等十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与研究。
出于对数据的完整性考量，本文选择了上述国家2000―2010年的以上各项数据。本文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网站。
3.2 模型的设定
由于经济数据常常呈现时间趋势和相互影响，所以本文采取了VAR模型来分析上述三方面因素对人均收入水平变动的影响。在考虑上述变量各自变化率的相互关系下，可设定如下VAR模型：
3.3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本文选择了广泛通用的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3.4 滞后阶数选择
由表2可知，滞后期可选择滞后一期或两期或三期，出于考虑，本文最终选择滞后两期。
3.5 Granger因果检验
从表3结果可以看出，整体来看，ΔPOPULATION、ΔInAGE、ΔInRDrate在10%的水平上共同是ΔPER_GDP的原因，即人口增长率、15～64岁人口占比、R&D人员的变化是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变动的原因。
3.6 脉冲响应分析
建立上述VAR模型后，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各变量冲击下人均收入增长率变化率的变动情况。
从下图中可以看出来自各因素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大图中的左上图显示了15～64岁人口占比即适龄劳动力比例变化率的正向冲击将带来较长时期的人口红利，所以其对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变动起到大约7期的正面影响。右上图表明R&D人口比例的变化将对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起到正面的影响，其带来的人力资本的深化同样能在较长时期内起到重要的作用。右下图中人口增长率变化率在受到正的冲击后，因人口数量的增加将直接导致人均收入水平的急剧下滑，但在一期后有所反弹，其负面影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持续。左下图证实了人均收入增长率变化率对其自身的冲击是正向且长期的，即人均收入水平对自身有很强的趋势性影响。
脉冲响应结果图
3.7 方差分解
表4是人均收入增长率变化率的方差分解结果。表中结果显示，人均收入增长率变化率很大程度受自身变动的影响，且该影响将会是长期持续的，作10期预测也依然有84.667%来源于自身。其次人口增长率变化率和R&D人口占比变化率也起到相当的作用，作10期预测分别有9.3976%和5.0465%的占比。而15～64岁人口占比变化率在短期内的影响微乎其微，但中长期来看仍然有一定影响，10期预测约0.889%。
4 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本文从人口因素对人均收入水平的三方面影响进行分析，并基于十国数据建立VAR模型，通过实证数据得以考察了人口因素与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综上全文得到了以下结论。
第一，人口增长率的提高对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起到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因为新生人口在短期内并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只会单方面拉低人均收入水平。
第二，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比的变化在短期内对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动几乎没有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充沛的劳动力人口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靠的支撑，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均收入水平。
第三，R&D亦或者说科技水平或人力资本的加深对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正向推动。
第四，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有着非常强的时间趋势。
4.2 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和分析，在此总结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在可控范围内可以适当放开生育政策，这将有助于促进人口增长率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优化，以减缓未来我国社会加速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二是可分阶段逐步推迟退休年龄，以提高适龄劳动力比例，并可考虑以多种形式增加对骨干劳动者的再聘用，以充分发挥其丰富的经验和能力。
三是应当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加强对中、高端人才的培养，促进人力资本的深化，以适应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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