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用工制度影响农民工流动性的实证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直接表现。但我国农民工的高度流动性却还包含了很多非市场因素。国内不少学者已经从微观层面确认了农民工流动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但分析角度和结论多歧，且多数研究没有将劳动力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正常流动与其他非市场因素引起的农民工的过度流动明确加以区别，特别是从企业用工制度的角度深入分析我国农民工流动性的研究相对较少。
不规范的企业用工制度主要是指企业的实际用工在这些方面不同程度地违背了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有关规定，损害了职工的合法权益。笔者根据2006、2007、2011和2013年四次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对长三角地区企业雇佣农民工存在的不规范用工及其变化状况进行统计分析显示，农民工的不规范用工情况仍然比较严重，特别是雇佣状况、企业培训、社会保障和员工福利等方面情况相对较差。农民工所就业企业以小微企业为主，小时工、劳务输出和自我雇佣等不太规范的用工比重较大，签劳务合同和参加过企业培训的农民工比率偏低，超过40%的农民工企业未为其购买保险，所获企业提供的福利比重偏低。因此，本文主要利用笔者2013年全国范围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相对规范的企业用工制度作为参照（虚拟）变量，证明以下假设：现阶段与规范的企业用工制度相比较，不规范的企业用工制度强化了非稳态转移条件下农民工的流动性。
二、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
1. 数据来源：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于笔者在2013年春节前后组织的全国范围农民工流动情况与影响因素综合问卷调查，主要采用请在校硕士研究生寒假回家期间在车站等公共场所和家乡偶遇式分发问卷、委托部分乡镇中小学组织高年级学生回乡分发问卷以及委托部分企业在员工中发放问卷等调查方式。共回收问卷5020份，其中有效问卷4116份。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处于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农民工群体，因此剔除了在本地打工和刚刚出来打工的样本，共获问卷3342份，涵盖了31个打工所在地省市自治区和27个农民工流出地省市自治区，其性别、年龄、学历和职业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变量的选取：本文被解释变量的区域流动性以是否经常变换城市来衡量，工作流动性以是否经常变换工作来衡量。本文判断企业用工制度是否规范，主要依据企业用工制度是否符合劳动法及其配套的法律，并根据在用工制度中的重要程度和数据可得性，选取了企业规模、被雇佣形态、签约情况、培训状况、收入状况、收入评价、社会保险与职工福利8个解释变量。控制变量选取个人特征、在打工所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和户籍制度等与农民工流动性较相关的因素。本文将这些变量都通过排序的方式取值或设为与虚拟变量对比。
3. 模型的选择：本文采用二元Logit模型，用是否经常变换工作来代表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性，设置为一个二分类变量，即经常变换工作表明工作流动倾向强，其样本值设为1，不经常变换工作表明工作流动倾向弱，其样本值设为0；区域流动性也设置为一个二分类的变量，经常变换城市表明区域间的流动倾向强，其样本值设为1，不经常变换城市表明区域间流动倾向弱，其样本值设为0。
三、不规范用工制度对农民工工作流动性影响的计量分析
本文的计量分析使用Eviews软件，按照规定的取值整理数据后，运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计算。表1的回归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控制了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在打工城市的生存状况和对农民工流动性有重要影响的制度性因素以后，临时工、合作伙伴和其他等用工身份、农民工的月工资、对自身收入水平的评价和和农民工的参保状况等反映用工制度的变量都很显著，说明这些方面用工是否规范对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性存在一定影响。与此相比较，其他影响农民工工作流动性的因素主要包括户籍状况、技能、独自在外和年龄等。根据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差异判断，可确认对农民工工作流动性的影响主要来自用工制度。
四、不规范用工制度对农民工区域流动性影响的计量分析
同样根据区域流动性影响因素的假设，将整理后的数据输入Eviews 软件，运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计算。表2的回归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控制了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在打工城市的生存状况和一些对农民工流动性有比较重要的制度性因素以后，农民工的临时工等身份、劳务派遣、以及农民工作为合作伙伴（含自我雇佣）和其他身份、企业是否向农民工提供培训、农民工对自身收入水平的评价等变量都很显著，说明这些方面用工是否规范对农民工的区域流动性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此相比较，其他影响农民工区域流动性的因素主要包括生活成本、户籍状况、与谁居住和住房性质等。根据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差异判断，可确认对农民工区域流动性的影响主要来自用工身份、生活成本、户籍制约和农民工在打工城市的生存状况。
五、结论与启示
以上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性更多地受不规范用工制度的影响，而区域流动性既较多受不规范用工制度的影响，同时也较多受在打工城市的生活成本、生存状况和户籍制约等的影响。在控制了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他们在打工所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和户籍制度等影响农民工流动性的变量以后，与规范的企业用工制度相比较，企业不规范用工制度对农民工工作流动性和区域流动性的影响都主要集中在用工身份和对自身收入评价等方面，此外收入水平和参保情况主要影响工作流动性，企业培训主要影响区域流动性。这一结果证明了本文的假设：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规范的企业用工制度强化了非稳态转移条件下农民工的流动性。
以上研究结论可以提供以下研究启示：
第一，所谓“民工荒”与企业不规范的用工方式等因素强化农民工流动性也高度相关。
第二，仅仅让农民工获得市民待遇并不能有效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性和区域流动性，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需要重视企业不规范用工等问题。
第三，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性更多地需要重点在规范农民工的用工身份、增加工资收入和改变农民工对自身收入的评价、改变户籍身份和强化农民工自身技能等方面下功夫；降低农民工的区域流动性除了同样需要规范农民工的用工身份和改变户籍身份以外，还需要在降低生活成本，改善住房条件和尽量为农民工携家属迁徙创造条件等方面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