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7-0199-01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是中国在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一带一路”可以寻新的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的再平衡，建立更加均平衡均等的伙伴关系，开创地区新型合作。而金融的重要作用则决定了其成为建设“一带一路”的强大助力。在支持“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按照“规划先行、金融先导”的基本原则，将各方社会资源整合到一起，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优化“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布局。
一、“一带一路”建设金融需求的主要特点
第一，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不同，鲜有发达国家或地区，但部分国家能源丰富，而在能源开发领域需要大量投资，且回报周期长，未来收益不确定。与此同时，部分国家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愿为其提供贷款；第二，“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较多，而各个国家的金融货币体系相互协调配合才能使金融成功提供服务，而这一过程则涉及货币之间的相互兑换、各国监管机构的相互协调，金融信息的共享以及若干跨境合作协议的签订。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进行合作时，缺乏长远的规划，对未来的货币金融一体化缺乏考虑，仅仅停留在防范当前的金融危机的层面；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低，缺乏基本的金融设施，从而导致金融循环性和可持续性不足。在与其进行合作，对其投资时，要注意避免投资变成变相“扶贫”。
二、金融合作的负面因素
（一）政治不稳定
在海上丝绸之路，近年来，围绕着南中国海产生了一系列争端，使得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在政治关系上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政治上的摩擦会影响区域经济金融合作。东南亚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种宗教文化汇集于此，彼此存在若干矛盾冲突，不能达成区域共识，从另一方面弱化了相互之间战略互信的构建。从其内部来看，部分东南亚国家政治局面不稳定，社会动荡，各个政治派别存在尖锐矛盾斗争，政权更迭时有发生，导致这些国家社会不稳定，没有明确的长期发展规划，投资风险突出，给我国金融机构和国际投资业务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路上丝绸之路横穿部分中亚国家。据统计，在中亚地区生活着130多个民族，各自信仰不同，政局也存在着更大的不稳定性，且由于自然因素导致经济结构单一。基于中亚特殊的地理位置，丝绸之路经济带牵扯多个地缘政治势力范围。俄罗斯希望保持苏联时期对中亚的控制，美国的中亚战略，日本从“经济援助”到“丝绸之路外交”以及欧盟的不断关注以等，都增加了该区域合作关系的复杂性。
（二）经济发展不均衡
中亚五国虽同属发展中国家，且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状况相似，但各国发展却并不均衡。按人均GDP来分，中亚五国大致分为两个层次，其中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余三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中国则大体与哈、土处于同一水平。[1]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则合作平台就会不同，使金融合作缺乏基础，仅仅停留在协商对话、协议签署等初级层面，从而影响区域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东盟也存在同样问题，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不同的支柱产业不但使各国发展状况极不均衡，而且导致了各国对金融需求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也使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同。因此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必然从本国利益出发，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同，影响区域金融合作。
三、“一带一路”融资方式
（一）广泛采取直接融资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基础设施融资采取发行债券的方式，但这一融资方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并没有得到推广。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相关人才的不断增多，国内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且手段不断多样化。[2]因此直接融资将会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
首先，可以鼓励一些实力雄厚，发展前景明确，信用良好的企业单独或者组成联合体在金融市场发行投资期限倾向于中长期的“丝路债券”，，要符合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周期。其次，发达国家有更为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经验；可以适当借鉴，再综合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和风险，将预期收益等证券化，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筹集建设资金。
而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投贷结合，以投带贷”的金融创新模式也很值得借鉴。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兼顾项目的短期盈利和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只有两方面都兼顾的，才是能真正能够吸引私人资本并获得长期收益。
（二）“高铁换大米”模式
2013年10月11日，在曼谷发表的《中泰关系发展远景规划》中称，中方有意参与廊开至帕栖高速铁路系统项目建设，以泰国农产品抵偿部分项目费用。这一合作方式被形象地形容为“高铁换大米”。“高铁换大米”对我国来说，不但直接促进了我国装备的出口，加速中国高铁技术走出国门，也将增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拉动沿线地区经贸增长。而对于泰国来说，不但大幅提高了其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增强了国内运力，而且为泰国农产品出口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渠道，能够确保在国际农产品价格出现剧烈波动时其出口受到影响最小化，从而保障了居民收入。 四、主要建议
（一）将外汇市场由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贸易，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在已有基础上扩大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货币进行互换。逐步取消相关管制，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研究不同形式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构建顺畅可控的人民币回流机制。[3]鼓励国内银行与境内外银行合作，为境外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提供人民币贷款直接进行跨境投资，发行可在多国通用的银行卡，为跨境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
（二）加大区域金融合作安全性
构建完善的金融安全网络，加强宏观经济监测，完善区域危机管理框架。加强与沿线国家各监管当局间的沟通协调，提高协调监管的效率以及在重要决议上政策和监管的同步。协同建立“一带一路”区域金融风险预警机制，提前预警区域内潜在的各类金融风险。相互交流跨区域风险的应对和处置能力，形成全面可行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结合“一带一路”实际需求改善现有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设计和运行，拓展贸易信用保险的业务范围，针对基础设施的需要提高中长期业务所占的比重。
（三）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及组织走向海外
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合作时，金融机构可以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现阶段需大力推动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金融合作提供大力支持。在鼓励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同时，也要引入优秀的外资金融机构到国内设立分支机构。
（四）加快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是一个平等、高效、包容的融资平台。亚投行正式运作后，我国可通过该机制加大中国对东盟以及中亚和南亚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它对促进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4]能够从机制上为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保障，整合相关资源，凝聚区域内各国力量，共同发展，支持世界经济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