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证性分析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7-0003-02
一、“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背景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是在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首次提出的。此后，这一经济现象被用来指代如拉丁美洲与东南亚部分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而韩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成就则被看作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大型经济体的典范。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 807.4美元，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2014年中国GDP增速为7.4%，这是自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最低增速。在今后的几年里，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
因此，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实现转型，是否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世界所关注的问题。
二、“中等收入陷阱”具有客观存在性
我国一些著名学者至今仍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存在质疑。刘福垣一直指“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认为这只是人们在GDP崇拜下的一种错觉，任何国家经济质的进步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聚集能量，且任何一个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樊纲认为，如果企业生产力增速快于工资增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陷阱，如果不符合该要求，任何阶段都有可能掉入“陷阱”。江时学认为，世界银行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模糊，并认为当前学术界并没有界定一国是否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仅以人均GDP为是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衡量指标是荒谬可笑的。
本文以追赶指数（CUI）这一相对指标作为一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衡量标准。如将美国的人均GDP作为各国“追赶”的目标，那么各国CUI=该国人均GDP/美国人均GDP。
根据各国实际情况，本文选取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乌拉圭、阿根廷为“陷入组”;选取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作为“跨越组”。本文CUI指数根据上文公式计算得出，各国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官网，数据时间跨度方面，除阿根廷由于数据缺失，时间跨度1962―2013年，其余各国数据时间跨度皆为1960―2013年。
阿根廷与乌拉圭CUI起点相对较高，在1960年就已经迈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之后的五十多年的时间里，CUI指数并未出现实质性的突破。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的CUI指数在1960年起点较低，这三国1960―1980年处于经济的快速增长阶段，但大约1980年之后CUI指数的持续增长趋势终止，在一定区间内波动，且截至2013年没有出现实质性的突破。
日本、香港、新加坡的CUI指数起点大致相同，在0.15左右。韩国CUI指数起点相对较低仅为0.05。在这五十余年中，该组国家与地区CUI指数仅在1973―1985年与1997―2000年出现停滞，甚至下滑的现象。
根据上述对比分析可以明显看出，“陷入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停滞现象。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现象不是主观臆测，更不是歧视性的标签，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客观的经济社会现象。
三、跨越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实证性分析与解释――基于美国、日本、南非、印度、中国案例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样本数据包括美国、日本、南非、印度1980―2013年及中国1882―2013年人均GDP（现价美元）、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现价美元）、资本形成总额（现价美元）与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现价美元）。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数据库（data.worldbank.org）。
（二）模型建立
本文建立模型如下：
LnGDP=LnC+LnI+LnE
其中GDP代表一国人均GDP，C代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I代表资本形成总额，E代表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
（三）实证分析结果总结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消费、投资、出口对于人均GDP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别。总体来看，已进入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人均GDP的增长主要依靠消费驱动，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每单位消费与投资对于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较为接近。
消费方面，高收入国家该项系数普遍在0.6以上，在所分析的三个高收入国家与地区中，日本该项系数最高为0.72。而中等收入国家该项系数基本显著小于发达国家，印度、南非该项系数分别为0.33、0.54，这凸显出中等收入国家普遍存在的内需不足的问题。
投资方面，在所分析的国家中印度该项系数最高，为0.63;美国该项系数最低，为0.11。其余国家该项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别，大致分布在0.3水平左右。
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每单位出口对于人均GDP的贡献显著高于发达国家，这可能是由于本文以出口作为衡量一国贸易发展的指标，而未考虑到进口对于GDP的抵消作用，由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更为平衡，所以出现发展中国家出口系数显著大于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也有可能是因为贸易对于发达国家经济的推动作用已不那么重要。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努力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消费不足的问题
从计量结果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国家普遍存在着消费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相较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消费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中国的人均消费率不仅远低于美国，与日本、韩国这两个与中国具有相近消费习惯的国家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另一个特点是，中国的消费率处于一个明显的递减趋势。这反映了随着中国人均GDP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消费水平远滞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这一问题。
根据方福前的实证研究结果，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政府部门倾斜，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任务便是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由于居民收入中劳动报酬大约占居民初次分配的80%，所以短期内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提高居民劳动报酬收入。
我国东西部、城乡间的经济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所以落后地区居民收入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这部分群体的消费主要用于满足生活必需品的刚性需求。尽管这部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很高，但是总体的消费额却很小。因此，应当重视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创办具有当地特色的乡镇企业，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这对于提升中国整体收入与消费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注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由于地方GDP主义的驱动，我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在主导并推动着较为严重的非生产性投资的行为。加之各地地方政府实行建材的地方保护主义，由此造成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的严重的产能过剩，而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无疑对这些行业雪上加霜。这些现象不仅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也留下了近25万亿规模的地方债，更为中国未来经济的系统性安全埋下了隐患。因此，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首先应要求各地地方政府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政绩观，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
（三）优化、调整贸易结构
贸易依赖度是指一国贸易额占其GDP的比重，是反映贸易对于一国国民经济重要性的指标。本文比较了中国、日本、美国、德国、巴西、印度、南非、智利的贸易依赖度，除德国贸易依存度较高外，其余经济增速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依存度显著高于美国、日本。这一结果与上文中的实证结果相吻合，即相比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贸易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重要。如果一国贸易依存度过高，则外需的变化将对该国国民经济造成剧烈的影响，从而增加其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当前我国出口贸易中，制造业出口占到商品出口的94.02%（2013年），可见我国出口贸易增长主要是依靠工业制成品来拉动的。虽然传统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金额仍占很大比重，且自2004年以来出口额以平均每年17%的速度增长，但是应当看到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额自2004年以来增长了近4倍。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着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的趋势。
未来，我国应当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为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引导。提升出口产品的产品附加值、科技含量，打造品牌效应以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同时促进相关产业从东部向西部的转移。对于加工贸易，应延长加工贸易在我国产业链，使之为我国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