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信任和市民化研究
1 农民工社会信任缺失的现状与原因
（一）农民工社会信任缺失的现状
1、农民工对“人性善”不太认同，缺乏社会安全感
信任的前提是对他人未来行为或举止的期待，具有很大风险性。在问卷调查中发现，只有12.2%的人表示“完全同意”，14.2%的人表示“部分同意”，“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的人却占到38.4%和35.2%。可见，当前农民工对“人性善”不太认同，他们缺乏社会安全感，对他人持怀疑态度。
2、“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是农民工信任的决定因素
调查数据表明，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呈现出差序格局，农民工对家庭成员、直系亲属、亲密朋友的信任程度很高，对其他亲属、单位同事、单位领导、一般朋友的信任度次之，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生产商、销售商、网友等的信任度很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交织作用依然是影响农民工社会信任的决定性因素，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主要取决于这个人是否在农民工的私人领域及其在私人领域融入的情况。也就是说，农民工的信任停留在个人信任上，缺乏社会信任。
3、农民工的信任模式是关系信任，缺乏制度信任
社会信任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依赖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契约等的帮助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以借贷现象中的契约为例来看农民工对制度信任的认同。当有人向你借钱时，“完全同意签订契约”的人占47.7%，“同意与不太熟悉的人签订契约”的为49.1%，只有3.2%的人表示“反对签订契约”。这说明农民已经具有了契约意识和制度信任的基础；但当问到：“当你的权益被损害的时候，你会不会找法院或政府？”农民工W回答：“一般不会，现在打官司都需要钱，你没钱去送礼，谁理你啊！除非你有熟人。再说，即使赢了，诉讼费、请客费什么的也不少”。跟关系信任相比，农民工对社会制度信任的水平仍然不高。
4、农民工对参加社会集体活动缺乏积极性，社会信任水平较低
社会信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往关系或联系，社会信任水平可以体现在对参见社会集体活动的认同上。大多社会学家认为，社会信任是在一系列社团、网络组织中结成的，来自于自愿性团体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对集体活动的参与可以直接反映农民工社会信任水平。
（二）农民工社会信任缺失的原因
1、社会排斥导致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
农民工市民化的愿望非常强烈，但在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却遭到各种社会排斥，产生了群体性挫折感。这些排斥包括：
（1）劳动力市场排斥
农民工受到城市劳动力市场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排斥。由于某些制度和用人单位的排斥，农民工只能在工作条件差、工资低、就业不稳定、福利低劣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第二，存在失业风险。由于户籍制度和农民工自身教育水平偏低，农民工大多没有取得正式的就业身份、地位很不稳定，一旦雇主不满意，他们就面临失业的风险。
（2）教育排斥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者占76.2%。一个人教育程度越高，其判断能力越强，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不会盲目信任别人，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怀疑别人；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其判断能力就越差，往往会影响对社会的信任。
（3）文化排斥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迁移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迁移的过程，是从传统农村文化进入现代城市文化。在这种文化迁移过程中，农民工面临着城市文化的排斥。农民工始终无法被城市主流文化接纳，是农民工产生社会信任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2、信任机制缺失导致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
（1）熟人关系约束机制失效
随着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变得松散，关系约束的力量也逐渐减弱。同时，城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化也越来越严重，导致人们共有知识与经验的减少，利益失衡矛盾的增加。此外，城市化的发展也加剧了社会流动性，增强了人与人交往的匿名性和易变性，这都使得农民工社会信任的建立困难重重。
（2）社会保障制度排斥
国家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是以户籍为基础的，未能打破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农民工常年在城市工作，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用人单位的逃避等种种原因，他们并没有充分享有到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较低，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导致农民工对政府、城市和市民的信任度降低。
（3）制度约束机制缺失
当前，虽然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保护农民工生存与发展权益的政策和法规，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不少用人单位仍然敢于明目张胆地不执行法律、法规，肆意侵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制度约束机制缺失是农民工产生社会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
2 增进社会信任视角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议
（一）引导农民工树立自信心，提高其知识文化水平
由于农民工在知识文化水平上的不足，加之社会舆论的偏见等，导致部分农民工产生了一种自卑的心理，社会信任范围以熟人圈内为主，对本地居民等一些外界群体以及这座城市产生了很多的负面评价和生活体验。而一旦负面印象产生过多，就容易对这座城市产生更多的区隔和疏离情绪。因此，从心理及文化水平层面分析，提高农民工的知识教育水平，增进农民工对自己的信任，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水平和扩大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
（二）本地居民应努力减少与农民工之间的不信任因素，消除冲突和隔阂情绪
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缺失主要表现在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信任很弱，也就是说，在谈及如何通过提高社会信任水平以促进城市融合水平提升之时，与其说如何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水平，不如说如何减少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不信任因素，以达到缓解冲突和负面情绪，促进农民工更好的认同和融入城市的效果。
（三）建立起惠及全民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信任既是关系性的，同时又是制度性的，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既有来自人际关系因素的影响，同样，制度环境对农民工的心理态度和信任感受也会产生影响。就我国现有的制度安排而言，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具有严格的身份和地域指向，跨越不同身份和不同地区的关系转移和接续非常困难。因此，当前的重点是逐步改革现有户口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最终建立起惠及全民的、统一的服务体系是今后的发展与改革方向。
3 结语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市化推进的必然结果，是解决广大农民工权利缺失问题的重要途径，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从社会信任问题剖析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一些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希望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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