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业客观性法则的社会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7-2-0029-03
一、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末，民主市场下的便士报浪潮：新闻客观性初具雏形
新闻业的客观性法则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政党报纸的黑暗时期”，所有的报纸都只是某一党派的代表。这一时期的新闻业不存在尊重客观事实的标准，在经济上极度依赖党派并沦为其附庸。此时的新闻业失去自身应有的职业道德，完全充当党派之间政治纷争的工具。民主市场下的便士报浪潮是新闻客观性法则兴起的“温床”，以《纽约太阳报》为首的便士报的兴起，不仅推动美国报业走向了商业化的道路，也使新闻报道在内容和观念上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便士报依靠发行量扩大以及版面广告收入生存，经济上的逐渐独立使报业开始远离党派的控制，成为可以独立发声的新闻媒体。民主市场下的便士报之间确立了平等竞争的形式，为新闻业客观性法则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由于便士报的商业模式和盈利目的，不惜一切代价地提高发行量成为报业之间竞争的目标，报纸将新闻报道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挖掘各阶层受众的社会需求，努力使自己的报纸成为可供读者选择的具有社会通用性的消费产品。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新闻报道的准确、完整、生动和实效等元素成为报纸竞争中的评判标准，倾向于注重对客观存在的观察和分析，便士报掀起了一股对科学方法的狂热追求，这些变化正是客观报道原则出现的思想基础。
19世纪40年代电报技术的出现促使纽约的一批报纸联合组建了美联社，通讯社所采写的新闻需要同时提供给多家报纸，当然要想让自己采写的新闻同时满足具有不同立场的报纸需求，唯一能做的就是使新闻报道尽可能地接近事实原貌，保证所有的顾客能够接受。美联社的新闻采集方式给报业扩大发行量带来了启示。1896年，在低俗新闻弥漫的环境中，《纽约时报》吸取美联社报道的经验，强调在对新闻事实进行报道时，关于现实世界的描述应该是客观的、远离主观偏见的。换言之，就是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对事实的呈现不能掺杂个人的主观价值，最终更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纽约时报》这种焕然一新的报道方式使其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向新闻业展示了客观报道的新闻拥有广阔的受众市场。《纽约时报》的成功说明：只要坚持办一张“严肃但又不远离政治”的报纸，就能在体现言论和观点自由的同时幸免于卷入政治纠纷的浪潮。在这个时代，《纽约时报》的巨大发行量和影响力使这种“客观”思想开始广为公众认同。
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记者成为一种职业：以“事实”为基础的职业理想的确立
在民主市场的背景下快速发展的便士报，虽然已经完全摆脱了政党的束缚并且展现出了客观性理念的曙光，但却开始陷入“黄色新闻”浪潮。赫斯特被认为是当时纽约最没有道德感的一位总编辑，不计一切代价追求发行量。商业性报刊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发行量固然重要，为扩大发行量大多数总编开始花钱雇用自由职业写手和专业记者，在美国内战期间，纽约报纸在战事报道上每年要支出6万到10万美元，《先驱报》在战时任何时间段内都有40名以上的特派记者在进行战争报道，号外出现频繁，版面增加，发行量上升。内战并没有转变新闻业的发展方向而是将报纸进一步推进国民意识的中心。19世纪八九十年代新闻报道业成为一个稳定的职业，报纸开始聘用大学毕业生为记者，他们享有尊贵的社会地位和高额的薪水，记者成为年轻人选择并愿意为之奉献的职业之一。
拥有共同职业理念的记者们，在新闻报道时不仅从事着同样的工作也坚信“事实是客观存在并能够被认识到的。报纸的任务就是不存在个人主观偏好地去收集事实、撰写新闻，使它们能为大家所用，便于人们在事实呈现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意见。”然而，客观性理念最终并没有在这一时期完全形成，主要是因与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哲学、历史学、社会科学和法律等领域的反形式主义思潮等社会因素有关。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记者都接受过科学方面的教育或者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它们对文学和报道的理想就是强调事实。报业和新闻记者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逐渐对认识事实充满了自信，对科学的追求和对自我认知能力的过度肯定，使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事物的不可知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因此，这一时期的新闻从业者虽然将“服从事实”确立为职业理想，但是客观性的理念尚未确立。
三、“一战”结束到20世纪40年代，对新闻事实的怀疑：客观性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屠杀、功利主义的政治宣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战后公关行业的产生和发展、欧洲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的法西斯政权等，都导致人们开始对新闻所报道的事实产生怀疑，害怕非理性的公民情绪，对民主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可行性的缺失信心。人们也开始怀疑直接的事实报道是否能够充分准确地记载世界？战时煽动宣传的惊人效果，表现出民主市场下都市大众的非理性情绪已有被操纵的可能性。战后的公共关系行业对新闻业产生威胁，公共关系行业不仅是新闻的提供者，更是新闻的制造者，新闻发布会成为记者新闻稿的主要来源，逐渐将战时的操纵扩展到日常领域。战时的宣传和战后公关行业的发展破坏了记者对事实的传统信念，人们开始认识到，新闻事实完全有可能是经过特定的利益集团进行有意识的选择之后才呈现在受众的眼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公民非理性情绪的恐惧和怀疑使新闻界迫切需要对19世纪末的客观报道方式进行必要的修正，重新定义新闻产品质量衡量的标准。 新闻界在意识到主观性不可避免之后，把希望寄托于高水准、高质量的从业者身上。新闻界对此提出了多种应对方式：首先，对新闻报道中存在的主观成分由可以掩饰转变为公开承认，同时，记者对新闻报道进行个人署名的方式来对报道承担责任。其次，新闻报道的形式开始发生变化，由原来单纯的报道事实转变为报道事实与揭示新闻深层意义和事件间的联系为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解释性报道的形式。最为重要的就是记者的专业素质和专业知识的提升，不管是专栏作者还是解释性报道的记者，他们的专业基础知识、理性思维能力与价值判断能力将成为正确引导读者的重要保证。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记者学着将描述客观事实与对事实深层解释性的内容进行完美的结合，也即是说，记者学会将对某一客观事件的意见和观点以一个引语的形式放在报道中，作为对客观存在的揭示。广义的“客观性”概念包含了对事实的解释与分析，这很明显地表现出了对新闻必定带有某种程度的倾向性或主观判断的事实。当一个事件发生时，人们更希望新闻界能够通过采访提供中立、均衡、清晰的解释，而不是纯粹客观的报道。这种新闻报道的变革使“客观性报道”的内涵从“客观呈现”延伸为“客观解释”。这一时期的新闻客观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更多的是用来遮掩在这个时期的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失落感，然而，这种失落感包含着记者的不自信。
四、20世纪中后期，政府管理和批判文化日趋加深：客观性法则成为“不死之神”
1919年巴黎和会协议的秘密达成，使各大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是政府的工具而已，长期被迫接受政府的公关宣传。同时，政府用一种有组织、有意识的方式来管理新闻满足自己的利益。发生在50年代的“麦卡锡事件”使人们认识到，在“客观性法则”的外衣之下，所谓的科学操作步骤和要领，非但不能促进主观偏见的化解，不能反映客观现实的本来面目，反而使报刊成为“权力的帮凶”，客观性成为侮辱性的词汇。这一时期客观性报道在30年代的反对派看来，不仅是事实呈现的不完整，而是扭曲事实并与来路不正、饱受争议的利益机构狼狈为奸。
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对新闻界的管理促使批判性思想浪潮兴起，报业对此的回应主要集中在新闻实践层面上，即对不同的新闻写作方式给予更多的宽容和鼓励。正是在这一条件下，一些新的新闻报道形式，比如新新闻主义、倡导性新闻学、调查报道、精确新闻学等相继出现，一些新闻从业者称“客观报道”常因对事实过分注重而丢掉了真理，而这些形式则比“客观性”更客观。这些新闻的写作方式，并非新闻记者职业理念的彻底革新。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冲击下，新闻记者的职业目标开始都变得虚无起来，美国新闻界恪守不渝的“客观性法则”开始动摇。一些人认为：“客观性法则”的僵化和教条容易被过度滥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阻碍了新闻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客观”并不是新闻业的唯一目的，那为什么在经历了历史上的重重冲击之后，大多数新闻从业者仍然将“客观性法则”视为自己的职业理想。简单来说，新闻报道所追求的客观应是信息的客观而非理论认识与哲学意义上的客观，这种相对客观经过努力仍有可能达到，这种客观性的存在就是为了规避功利性色彩，同时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自我规范与自我约束起重要作用。因此说，“客观性法则”的存在虽然说不能给美国的新闻业带来巨大的发展和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如若不存在，这个行业一定会更加糟糕。
五、总结
新闻业的“客观性法则”最初就是源于美国商业报刊竞争时期，商业报刊目的是赢利，需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受众，因此，新闻报道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现象进行客观描述，以满足大众的需求。这一时期有了记者这一职业并形成了以“事实”为内核的客观报道方式，这种简单的纯客观报道在“一战”后显现出真实面目，对公众非理性的恐惧和新闻事实的怀疑，使客观性理念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记者凭借理性的主观意识进行客观报道，引导公众。由于现实社会的矛盾和新闻管理政策的出现，“客观性法则”在美国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几经曲折，但并没有被这些挑战击倒，相反却在辩证否定之中螺旋式上升，并仍然被那些优秀的新闻从业者奉为至高无上的职业理想，客观报道方式迄今为止也仍然是美国新闻报道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