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政治大国”梦注定难圆
日本保守主义政治家中曾根康弘在《保守的遗言》中指出，日本危机开始于近年来的政治不安、经济停滞和社会泡沫的破灭。鉴于日本社会危机四伏、大国梦断，他呼吁，当今日本要努力克服“迷失的20年”，励精图治、开拓创新，迈向“第三次开国”。事实表明，在当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中，来自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危机意识”，已经内化于日本向“政治大国化”目标转型的过程之中。
“中流阶层意识”是整个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日本的危机始于国民“一亿中流”的梦断
“一亿中流”的由来，可以回溯到战后日本政府采取的以培育中产阶级为主旨的政策理念。二战后，通过解散财阀和一系列的强制性经济民主化措施，平等主义在观念上得到实现，日本各个企业尽量淡化内部上下之间的等级差别观念。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企业确立了“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佣制”。日本社会学家今田高俊认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引起的社会阶层的改观，与其在于平等化的推进，更不如说是由于中流意识的广泛化、较高的社会移动率、社会地位的非一贯性等，使得阶层非构造化”，“使阶层固有的文化、价值及生活方式等失去了实体”。 在日本社会变迁中，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表现为新中间阶层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逐渐发展壮大，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社会群体及群体利益和群体意识。作为一个社会新生力量形成之后，中间阶层自身特有的群体意识，会反映到日本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表达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和利益要求。“中流意识”的兴盛是战后日本社会阶级阶层意识的最大变化之一，也是导致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中流意识”的兴盛是与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所谓“消费革命”分不开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物质生活和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者从传统的节约思想中解放出来，开始追求生活的舒适，进而接受“消费乃美德”的新价值观念。国民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所谓“中流阶层意识”。 整体上来讲，“中流意识”是整个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这样的群体意识可以说是贯穿20世纪后半期的整体国民意识。
然而，从1990年开始及至泡沫经济崩坏，日本在经济上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中流意识”逐渐弱化。同时，日本在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过程中，未掌握先进技术的职工纷纷下岗，具有日本特色的终身雇佣制也逐步弃用。进入21世纪初期，日本有“中流意识 ”的人数呈下降趋势。就连安倍晋三在其著述《致美丽的祖国》（2006年）中也认为：与“一亿总中流”过去的日本相比，出现了差距，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近年来关于“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概况”显示，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逐步降低。另外，由于社会老龄化加剧，年轻人的经济负担加重，导致日本家庭储蓄率逐年下降。
“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正经历战后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国民精神也陷入“螺旋性下降”的状态中，对政治失望而渴望强权人物的出现。譬如，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韩国等亚洲被侵略国家的民族感情，六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得到大多数日本国民的默认；2000年日本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极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在19位候选人中以绝对高票当选东京都知事，并且连任到2012年。他发起非法“购买钓鱼岛”的极端民族主义行动，以致日本政府趁势做出侵犯中国钓鱼岛领土主权的极端举动，如此等等。如果说冷战时期极右势力还是小众的话，那么冷战结束以来，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正逐步发展成日本社会的一种共识。而且大多数日本国民已基本接受了自民党等保守主义政党的政策和主张，并明显呈现出认同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倾向。以日本政治右倾化为先导，形成与传媒、公众等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使日本政坛保守化、右倾化和社会认同进一步加强。当日本政府倾向于政治右倾化，出台保守主义内政外交政策之时，日本公众反对者寥寥，认同者与“沉默大多数”日盛。
日本保守主义的“政治大国化”目标及构想
中曾根康弘在《新的保守理论》一书中曾指出：“保守是守什么？首先，我们要保卫日本美丽的大自然和日本领土；第二，保卫日本人的生活及其生活价值；第三，保护自由的市场经济；第四，保护日本民族在大化改革和明治维新时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积极的民族气魄――这就是我所说的保守主义。” 他进一步解释说：“有时‘保守’被人误解为固守现状，墨守现行体制的‘守旧’想法。然而，我指出要卫护的四根支柱中，第二条和第四条，有守旧思想的人是绝对不会亮出来的。”可以说，中曾根康弘所表达的“保守主义”是包含民族主义特定内涵的思想和主张。他将这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赋予了“创新”的内涵。中曾根康弘力求通过保守和张扬日本的“民族性”，改革日本战败的现状，恢复往昔的“辉煌”和“自信”，甚至毫不反思明治维新以后的对外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对此，有的西方学者评价称，中曾根康弘等保守派强调的日本“新保守主义，不但看到了日本历史上长期的追赶阶段的终结，它也宣布了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此日本将更加依靠其自身的文化资源来决定国家的发展”。
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的背景下，追求政治乃至军事大国已经成为国家长远战略目标。继民主党政权实现钓鱼岛非法“国有化”后，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再次执政，并已将修改宪法、自卫队改“国防军”提上议事日程，依托日美同盟“借船出海”已成为日本谋求大国化梦想的重要战略选择。如今，中曾根康弘、安倍晋三等保守派政治家力求以保守主义理念，谋求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教育、社会目标，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事实上，这样的保守主义一直是日本保守政党的内政外交理念，具体表现为放任否认二战侵略历史的言行、强化日美同盟和出台“安保法”恶化亚太安全环境等强权政策。日本在保守政党的执政主导下，力图以“正常国家”的身份，实现向“政治大国”的转型。 从“正常国家论”到“政治大国”构想的转型
一直以来，日本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存在着自由派与保守派两条路线的争论。日本学界指出这两种立场分别为：“一是继续以和平的、国际协调的经济国家为中心的立场；二是重视日美同盟，致力于修改宪法和行使集体自卫权，与美国共同维持秩序的立场。前者是站在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观上的和平发展主义，主张冷战后的日本必须发挥作为‘全球性民生大国’的作用；后者是坚持现实主义观点，主张为保护日本的安全和维持国际秩序，日本应该在安全保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提出应以日美同盟为中心，扩大日本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作用，彻底摆脱和平主义的束缚，成为所谓‘正常国家’。”这样的两种立场经过“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洗礼，在“全球性民生大国”与“正常国家”的战略选择中，保守派最终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论战中占得上风。
在当代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形势下，日本以“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等方式追求国家利益，力求实现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大国地位。譬如，老牌保守党自民党在2012年“总选举”竞选纲领《政策公约》中表示，要把日本建设成为国民都拥有自信心、都有机会挑战梦想、企业最有活力及为国际社会所信赖的的国度。但在安全保障领域，该纲领提出要制定《国家安全基本法》，使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成为可能”，并修改宪法将自卫队提升为“国防军”等方针， 让世人仿佛感觉到日本政治军事大国构想弥漫的硝烟。从根本上看，“正常国家论”的对外政策理念是要使日本能够修宪派兵，其实质是要抛弃和平宪法第九条，走政治及军事大国路线。
日本“正常国家论”所述的政治乃至军事大国化目标，力求将修改“和平宪法”作为重中之重。这样的“政治诉求”，目的是为了恢复因二战侵略他国“丧失”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因而，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修宪、“争常”并谋求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构想，就成为日本保守主义的政治主题。老牌保守党自民党建党精神之一就是倡导“制定自主宪法”，这可以说是“自民党存在的价值之一”，已经成为自民党的宿命。自民党的“新宪法草案”表明，将修改宪法第九条规定的日本永远放弃战争手段以及不拥有交战权，致力于实现自民党建党以来“自主制定宪法”目标。
在国家发展战略方面，安倍首相推崇“强国论”，主张修改宪法，摆脱战败国形象，使日本成为“真正自立、自信的国家”。
在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方面，安倍政府强调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支柱是“强化日美同盟”，并表现出对华强硬态度，常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制造地区安全紧张局势，以此谋求日本的政治乃至军事大国化战略意图。
总之，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形势下，日本基于经济低迷产生的社会危机及“忧患意识”，表现出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质。当前日本保守政党奉行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适时与日盛的民族主义形成“共鸣”，在以“自由主义史观”、“爱国心”及传统文化等方式粉饰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同时，力求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达到修改和平宪法的目的，不断推动“正常国家论”所言的政治军事大国化进程。特别是安倍再次上台执政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演绎出一系列的保守主义政策主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的内政和外交，并将长期左右21世纪日本的政治局面及国家发展战略走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