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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嗅觉传播的生物机制及社会机制探析下江作苏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7-09-21

阻碍嗅觉传播的生物机制及社会机制探析下江作苏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2-2-0028-03

  二、嗅觉失落的生物机制和社会机制

  嗅觉的失落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探究嗅觉失落的缘由,笔者认为,存在着一套生物机制和一套社会机制,二者结成“联军”,对嗅觉形成“合围”,并施行“剿杀”。

  (一)嗅觉失落的生物机制

  人类嗅觉失落的生物机制主要表现为嗅觉退化。从人类作为整体而言,这种嗅觉的退化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作为个体来讲,这种嗅觉的退化同样普遍存在。

  有相关研究指出,人类的“旁枝”中不乏嗅觉灵敏者。比如尼安德塔人(Neanderaler)就被研究者怀疑拥有比现代人类更好的嗅觉,同样是人类“远亲”的“海人”(homo sapiens sapiens)(一种类人猿,被认为和潜水的哺乳动物一样,其食物主要由海中取得)的嗅觉可能比现代人类差,但派特?瓦润指出,“人类学的文献指出,原始人类的嗅觉能力比现代人类好”。[7]273亿6500万年前,动物由水生过渡到陆生,因此鱼类的嗅觉神经元中就含有了水基的受体,用来在水中识别气味;而哺乳动物则具有了气基的受体,用以辨别空气中的气味。随着鲸类的进化,它没有鱼类的水基,反而具有哺乳动物的气基,虽然它们的气味基因都存在,但都失去了嗅觉功能:它们的鼻腔通道已经被“进化”改造为排气口,以便于呼吸,而不是用鼻腔来识别气味。如前所述,人类3%的基因用作气味基因,但基因学家发现,“上千个基因中有整整300个因为突变而彻底失去功能,这些突变已经将其结构改变得无法修补(其他哺乳动物确实使用这些基因)”。[8]151因此,我们不妨认为,原本具有强大嗅觉能力的人类祖先在进化的过程中,嗅觉能力和鲸鱼一样慢慢退化了,以至于现代人类不得不面对着“失落的嗅觉”。汉娜?霍姆斯在《盛装猿》中同样持嗅觉退化的观点,“老鼠有300个专门负责犁鼻器的基因,而我只有两个,其他的犁鼻器基因都已退化。甚至正常的鼻子组织,很多动物用来作为犁鼻器备份的部分,其基因也完全消失了。老鼠的鼻内有1000中气味受体。而我只有350种”。[9]82

  然而,嗅觉退化的动力何在?从人类演化史的角度来看,随着人类走出森林,人类由爬行变成了直立行走,随之而来的是人类身高的增加,由此对嗅觉和视觉产生不同的后果:人类不再像蜥蜴等爬行动物一样爬行,鼻子不由自主地离开地表。但气味比空气重,往往依附于略高于地表的位置,但人类的进化使得鼻子和气味的关系变得生疏,鼻子的嗅觉功能得不到气味的刺激,因此像不被利用的尾巴一样,被人类所忽视和抛弃;人类直立行走的同时,身高的增高导致人类视野的开阔,因此人类更多地利用视觉的优势获取信息。随着人类进化导致的人类直立行走,一方面是嗅觉的退化,另一方面是视觉的强化,正好印证了约阿夫?吉拉德的发现:发育出视觉的哺乳动物倾向于拥有大量功能丧失的嗅觉基因。[8]152正是基于嗅觉退化和视觉称霸的事实,尼尔?舒宾认为,“结论很清楚:人类是将嗅觉转换成视觉这种传承体系的一个部分。现在我们仰仗视觉多于嗅觉,这在我们的基因组中反应出来。在这个转换当中,人的嗅觉不再受到重视,于是许多嗅觉基因变得毫无用处”。[8]152仅仅因为人类直立行走导致嗅觉和气味的分离以及视觉的被强化致使“嗅觉的失落”,同样从嗅觉的特性来看,康德认为,“为了享受,对它(嗅觉)不进行培育和使之精细是不值得的,因为比起能使它得到快适的对象来看,有更多的令人恶心的对象(尤其是在人多的场合),而且当它能使人快乐的时候,由这种感官而来的享受也总是暂时的和转瞬即逝的”。[10]34无独有偶,派特?瓦润等人和康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写道,“准确判断出气味的好处有限。我们对气味的感受,主要目的是传递正向或负向讯号;至于究竟闻到什么物质则是次要议题”。[7]104无论是因为前者,还是因为后者,都证明了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慢慢弱化作为“鸡肋”的嗅觉,使之处于失落状态。

  作为整体的人类在进化中让嗅觉退化,从异质同构的角度来看,作为个体的人也在发育中弱化了嗅觉。在嗅觉的失落方面,个体发育成为被按下快进键的人类进化。实验表明,婴儿和母亲能够通过气味相互辨认,这是因为嗅觉很早就在胚胎的脑部发育,“是一种古老的感觉,与脑部的年轻构造――即左脑新皮质区(neocortex,掌管“语言中枢”)很少有直接交流,却和调节情绪及运动有关的古老构造产生很多发展完好的连接,包括所谓边缘系统(limbische system)”。[7]21个体处于胚胎时期就已经具备嗅觉感知能力,这种感知是通过犁鼻器等附属嗅觉系统来完成的,细胞生物学家大卫?莫伦在2至5个月大的胚胎脑部找到发展完全的附属嗅球,但5个月以后就找不到了,犁鼻器等附属嗅觉器官和脑部的连接会退化,而且在掌管意识的大脑皮层演化到当下格局以前,这些和嗅觉相联系的大脑原始部位就已经消失,因此这些嗅觉器官和细胞的功能则会弱化甚至消失。婴儿正是利用这些犁鼻器在母亲子宫内通过气味和母亲进行着化学交流,并且其第一个感知到的气味就是母亲羊水的气味。这些羊水的气味产生了铭刻作用,使得婴儿能够在出生之后依然能够通过他独特的气味感知能力识别母亲和完成吮吸。但因为犁鼻器等附属嗅觉系统的退化,婴儿在发育过程中,嗅觉也随之发生退化。

  不论是整个人类,还是单个人,都在进化和发育的过程中经历了嗅觉的退化。嗅觉的退化和视觉的增强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好印证了麦克卢汉的观点,他认为,“媒介作为我们感知的延伸,必然要形成新的比率。不但各种感知会形成新的比率,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形成新的比率”,[11]71“广播冲击的是视觉,照片冲击的是听觉。每一种新的影响都要改变各种感知的比率”。虽然麦克卢汉论述的是媒介的产生对人类感知比率的变化,但人类进化或者发育之初,任何感官的被利用都不亚于人类创造一种新的媒介。所以,人类进化或者发育所导致的视觉称霸像路灯一样拉长了嗅觉失落的背影。   (二)嗅觉失落的社会机制

  嗅觉的失落不单单是进化和发育这种生物机制导致的,社会机制同样为嗅觉的持续失落推波助澜,而这种社会机制主要表现为对嗅觉的贬低和抑制。经过梳理和分析,笔者认为,嗅觉往往和疾病以及欲望联系在一起,成为人们贬低和抑制嗅觉的原因。

  因为缺乏对传染性疾病的了解,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医生和相关的研究人员认为,人类的疾病和臭气有关。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威廉?弗里斯就曾深信鼻子是造成他偏头疼的原因,就连他的密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认为鼻子和疾病之间的关联,“弗洛伊德鼻子痛得越厉害,他就越相信弗里斯关于其鼻子是其心脏病病因的诊断”[12]224。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疟疾”的字面意思是指“不好的空气”。这种臭气和疾病之间关系的漫长探寻始终建立在相信臭气会导致疾病这样一种“信念”之上,下面一段描述使得这种“信念”显得如此根深蒂固:“他们以下列做法对抗恶臭:建立密闭式污水处理系统;将通风口及风箱放在合适的位置;关闭工厂;在医院装置室内便器及便盆;以盐、石灰和硫酸清理墓地;清空粪池;草拟污水处理工作人员管理法规;排掉发臭的沼泽;墙壁地下室和木制品用熟石膏处理、填补、粉刷及涂上白色涂料;家具用抗臭亮光漆处理。苏格兰一位卫生专家为了使臭味消失,竟然打破劳工家里的窗户。”[7]16这些抗臭做法都让人觉得人类已经“谈臭气色变”,看不见、摸不着的臭气迫使人类吸入体内,相对于恶心场面导致视觉反感这种外在性来说,“通过嗅觉吸收(进肺里)比通过嘴或咽喉的吸收通道是更加内在的”。[10]33被迫性和内在性使得导致疾病的臭气像幽灵一样盘旋在人类的头顶,人类对疾病的恐惧转移到对臭气的厌恶,对臭气的厌恶置换为对嗅觉的贬低。

  “嗅觉”和“欲望”两者联系的观念更是根深蒂固。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会饮》篇里对爱若斯进行了讨论,爱若斯是一个会施魔法的药剂师,也是一个追求爱欲的精灵。而现代意义上的香水就是一种药剂,柏拉图谴责香水,认为香水会使得人显得柔弱,使人想得到肉体的欢愉。弗洛伊德经过研究认为,“鼻子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的呼吸功能和嗅觉功能,更在于它与性欲的联系”。[12]229诚如这些智者所言,因为嗅觉独特的生理特性,它较少和处理语言的相关部位相连接,因此对嗅觉的刺激较少经过理性的权衡,而直接通过脑部正中央的下丘脑控制人的爱恨情仇等情绪以及挑起情欲,从而直接促使情绪的展现和行为的发生,因此将嗅觉和欲望联系起来有着坚实的生理基础。将嗅觉和情欲联系起来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香水。众所周知,不论多么昂贵的香水,其基本原理就是利用气味分子和嗅觉器官的交流。最早的《圣经》中记载用苏合香、白松香等植物的香料焚烧产生香气来祭神,随着香水的诞生,研究者开始采用动物的分泌物来制造香水,而动物的分泌物实际上是费洛蒙。自然科学家黛安娜?阿克曼(Diane Ackerman)称费洛蒙是“兽欲的化生”。[13]15这些费洛蒙在研究者和生产者看来能够吸引异性,就像莎士比亚时代女性腋下苹果片所沾的汗水以及奥地利农夫腋下手帕所沾的汗水一样能够勾起爱欲。将嗅觉、香水和欲望展现的淋漓尽致的莫过于德国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于80年代写的小说《香水:一个谋杀犯的故事》,2006年德国著名导演汤姆?提克威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更是将这三者的关系表现的痛快淋漓。

  研究者已经察觉到了理性社会对嗅觉的抑制,“弗洛伊德继续由弗莱氏的观点观察到现代社会强烈地压抑对体味的尽情欣赏,忽略如此可能造成精神上的不安”[7]37;大卫?勒布雷东在谈到气味时指出,“在私人空间里,弥漫着许多气味,尽管我们对它们的关注不被重视,甚至遭到社会文化领域有意无意地掩盖”。[14]164从社会机制上来看,对嗅觉的抑制从个人孩童时期就开始出现。相关的研究表明,对气味的评价更多的是后天形成的。儿童对气味有更大的容忍性,对他们而言,只有不同气味的差别,而没有气味好恶的区分。因此,儿童喜欢玩自己的粪便和尿液,然而并不是因为粪便和尿液好玩,而是粪便和尿液所散发的气味在儿童看来并不臭,反而这些在大人对气味评价中认为臭的排泄物在他们看来可能是香的。因此,“克劳德?盖涅白对儿童的粗俗游戏所进行的研究显示,这些游戏中充斥着与粪便有关的气味信息”。[14]167但随着儿童的成长,整个社会对香臭的评价体系会经过父母以及老师等等方式对其形成心理压力,形成福柯所说的“规训与惩罚”的体制,经过对儿童行为的奖励和处罚来将整个社会对气味的评价铭刻在儿童心底,使其将具体的气味和好恶联系在一起,因此儿童对排泄物的喜好受到了整个社会的压制,以至于不再玩自己的排泄物甚至是远离它们。直到儿童成年,对在公开场合说这些排泄物的名称也嗤之以鼻,但成人上厕所所用的时间超过实际需要的时间又说明了人们对自己排泄物的“感情犹在”,只是因为社会抑制的作用而被压制到私人领域。

  结语

  生物机制导致了嗅觉的退化,社会机制抑制了嗅觉的发展,两种机制“前仆后继”压制嗅觉,造成嗅觉的失落,阻碍了现代嗅觉传播技术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广泛运用。不论是进化的逼迫,还是理性的压制,都让嗅觉在失落中处于尴尬地位,因为相比较“进化”和“理性”所代表的光明一面,嗅觉以及嗅觉所代表的原始、疾病、落后、恶臭、欲望等不得不被前者压制到黑暗的一面。“进化”和“理性”正是自启蒙运动和达尔文以来人类所奋力追逐和竭力保守的阵地和力量,因此与其说是进化和理性致使嗅觉失落,不如说是文明压制了嗅觉,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我们的文明乃是建基于对本能的压制上”。[15]265他在1909年就对文明人对嗅觉进行限制的行为提出了质疑,“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确切地讲,性欲应该成为压抑的中心话题。因为人们很久以来就知道,在动物组织中,性本能与嗅觉的联系是多么紧密”。[12]233嗅觉和性本能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嗅觉成为性本能为文明铺路的“器质性压抑”的陪葬品。无独有偶,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唯一谈论到气味的论述中,麦克卢汉说道,“嗅觉不仅是人最美妙的感官,而且也是最形象化的感官,因为和其他任何感官相比,它能更加完整地调动人的整个观感系统。因此,读写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采取步骤去减弱或消除环境中的气味,就不足为奇了”。[11]169文明社会正是读写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后者对气味的排斥正是文明对嗅觉的排斥。弗洛伊德和麦克卢汉在文明和嗅觉两者之间关系的看法上不谋而合的认为,文明和嗅觉相互排斥,前者的发展导致后者的失落。   反观现代社会,视觉和听觉如狼似虎般攻城掠地,竭力挤占人类的感知空间。这种感知比率的失衡早被麦克卢汉看在眼里,在他看来,每一次媒介技术的发明都会伴随着人类感知比率的调整。但无论如何调整,嗅觉作为人类的感官之一始终被排斥在外,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来看,现代日常生活中的人类也没有获得鼻子和嗅觉的延伸。2000年5月5日新华社的一篇题为《以科学家研究嗅觉传播技术取得进展》的新闻似乎让失落的嗅觉看到了希望,新闻报道说,“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日前宣布,该研究所的两名科学家已经在利用电脑发展嗅觉传播技术方而取得一些进展,有望填补多媒体传播时代的空白”。而详细的新闻报道表明,魏茨曼研究所的哈雷尔和兰切特教授所研究的目的正是致力于让嗅觉得到延伸,“如果他们的技术取得成功,人们将可以在上网、看电视电影、玩电脑游戏甚至打电话的同时接收到相应的嗅觉信号”。两位教授计划在当年年底完成第一个“人造电子鼻”,并希望他们的技术在未来三、四年间投入日常应用。当下科技已经制造出电子鼻,并在食品生产等领域广泛使用,但即使15年过去了,电子鼻投入日常应用却依然遥遥无期。由此可见,实现嗅觉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延伸并不是触到了技术的瓶颈,而是遭到了文明的阻碍。虽然弗洛伊德认为,压制嗅觉让我们对幸福无能为力,但嗅觉失落的利害得失,还有待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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