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再思辨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08-0107-5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3.028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一生笔耕不辍，为人们留下许多翻译研究著作，颇具反复研读的价值，其中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以下称《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一书于2001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在中国境内发行。该书汇集了奈达对语言、翻译、文化、语境及其相互关联的许多思想和观点，堪称经典。奈达在其经典力作中，用平实英文表述剖析了语言之间的异同、文化与语言的关联、语境之于翻译等重要议题，耐人寻味，堪称经典。
1 . 奈达力作的主要内容
奈达一生翻译实践丰富，理论更新不断。谭载喜（1999）将奈达的翻译思想分为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即描写语言学阶段、交际理论阶段和社会符号学阶段。《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应该说是这三个阶段奈达思想的概括与浓缩。该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1993年外教社出版的《语言、文化与翻译》（修订版），奈达在中国10余所高校讲学的讲稿整理汇编的《翻译中的语境》，以及奈达与中国记者、专家、教授和朋友的部分谈话与信函。
1 . 1 翻译之难
奈达开篇论述了翻译悖论问题（paradoxes of translating），主要关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可译性问题。正如奈达所言，翻译就是将不可能的事做到极致（Translating is simply doing the impossible well.）。歌德、施莱尔马赫等坚持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却极力要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其他文字。第二项翻译悖论在于，翻译是可靠的，而解释是错误的。殊不知，翻译本身便是一种解释。语言差异的关键不在于表达什么，而是如何表达，因此跨语言的翻译活动势必需要解释，只要这种解释本身具有语义理据。第三，翻译是生而为之，还是学而为之？奈达认为，勤学苦练固然是翻译技能提高的重要条件，而真正卓越的翻译人员是天生的。第四，翻译永远不会达到完美，换言之，翻译具有历史局限性。斗转星移，文化变迁，语言这一开放系统也随之发展，词汇更新，语义演变。语言的善变和不稳定促使人类活动的再审视，带来了人类认识的更新换代，而翻译则呼唤创新。第五，翻译中人们往往更注重目标语的表达，往往有忽视源语理解的倾向性。奈达则认为，理解是翻译的关键，只有对原文理解透彻细致，才有可能做好翻译，才有可能做出晓畅的表达。第六，语言表征现实，但很多时候语言也会扭曲事实。这个悖论具有哲学研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与其说是人在说语言，不如说是语言在说人。而翻译的难度在于如何在跨文化和跨语言活动中使得操不同语言的人们能够达成理解和共识，能够有效沟通与交流。
1 . 2 语言功能与理论
在奈达看来，语言有两项功能，即心理功能（psychological functions）和社会功能（sociological functions）。心理功能旨在命名事物、陈述思想、表征现实、认知表意等，而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人际功能、信息功能、祈使功能、行事功能和情感功能等。有关语言功能的分析和阐述国内外学者一直关注很多，成果颇丰。虽然所用术语未必统一，但总体思想基本一致或十分近似。奈达有关语言功能的划分遵循先简后繁的原则。具体说来，语言的功能先根据个体语言使用者的内部和外部划分为：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前者关注个体自身或者说个体内部，后者关注个体外部，或者说个体之间。在两分法的基础上，进而将语言功能细化，从而将语言与人类的相互关联、语言对人类的作用等等阐明得条分缕析，深入浅出。
语言理论是对语言结构的一种表征和描述，然而没有哪一个理论能完美地呈现语言全部的真实。值得肯定的是，语言理论如同图纸、公式等，能帮助译者更好地掌握和理解语言。
1 . 3 语言结构
奈达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有四项主要结构，即语音、词汇、句法和篇章等，语音和词汇是语言的两大重要构成要素，由语音和词汇构成的句法和篇章是人类交际的主要单位。人类使用语言是基于现实世界的经历和感受。因此，我们在对待语言时，不仅需要认识到语言的结构特征，而且需要注重语言的功能。正是对功能的重点关注和深入分析，奈达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提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重要概念。
首先，语音层面，奈达提醒读者在翻译时，需要关注副语言特征（paralinguistic features）和超语言特征（extralinguistic features）。所谓副语言特征是指伴随语音的一些特征，可能改变语义，如语调、口音等。
当然，副语言特征不仅存在于语音层面，也在书面表达中有所体现，如写作风格、字体、拼写、标点、格式等等。
超语言特征是指语言使用之外的一些因素及其特点，如手势、表情、着装等。所有这些都是人际交流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无不对语言表达与翻译造成影响，也是翻译研究必须关注的重要方面。 第二，词汇的结构与意义。词汇是语言的构成要素，是组词造句、谋篇布局的基本语言单位。奈达提出，词义可以分为指称意义和联想意义，前者是对现实世界或语言内部的一种指称，后者是话语或语篇中词汇语境（上下文）所赋予的意义。翻译中，我们不可忽视联想意义，虽然联想意义的传递并非易事，因为联想意义十分微妙，难以捉摸。
正如奈达提出的那样，“翻译就是翻译意义”。因此，词义理解与辨析在翻译中显得尤为重要。奈达提出了辨析词义的五项原则：
（1）词义必须基于语境（上下文）来确定，语境是决定性的，而词义是第二性的；
（2）一般情况下，术语或特定词汇的核心意义是指其“非标记含义”，语境特别表明或显示的除外；
（3）词义在语境中往往是唯一的，特定语境中的一词多义现象必须有语境或者上下文的支撑；
（4）同一语言中没有两个词的含义完全相同，因此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同义词；
（5）不同语言中的两个词也不可能意义完全相同，因此跨文化交际中，意义的丢失和扭曲在所难免，翻译就是需要将这种扭曲和丢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第三，句法结构与意义。奈达认为，句法结构主要分为命题结构、轴心结构及限定结构等。这些结构在不同语言中有具体的表现形式，并通过截断、插入语及外置等过程来表达语义，而这正是语言理解的障碍所在。此外，句法的形式特征十分重要，如语序、一致问题以及句子声调都对句子含义有影响。
第四，语篇结构与意义。语篇分析可以从宏观特征或者微观结构出发，微观结构可以分为主要元素和次要元素。语篇的主要元素有时间、空间及范畴关系，次要元素是从主要元素分解而来，包括等级、结果集话语次序等。然而，语篇的意义不局限于此。为加强表达效果，人们很多时候还使用修辞手法，如委婉语、夸张、排比、双关、反讽等。奈达指出，虽然修辞手法在很多语言都普遍存在，但他们的功能却不尽相同。例如诗歌在许多语言中备受推崇，但在某些语言文化中，诗歌内容被认为是虚无缥缈、无关紧要的。问题是翻译中到底应当如何处理语篇结构中的修辞手法呢？文本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往往取决于语篇结构的组织规则及修辞手法，基于这种思考，奈达提出了两条原则：（1）读者与文本的物理距离或心理距离；（2）文本信息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和愿望。
通过对语言各层级结构的条分缕析，奈达剖析了语言传递信息的功能及特征，同时也为语言对比与翻译埋下伏笔，为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联、翻译与语境、翻译理论做好了铺垫。全书行文流畅，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翻译作为科学还是艺术的深层次思考。
2 . 翻译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再思考
有关翻译到底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或者说翻译是以科学性为主导还是以艺术性为主导的争论历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奈达在该书前言中明确提到：“…one of the most crucial activities in our present world， namely，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traditionally divided into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and studies as both a skill and a science. Effective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is a highly developed skill and must be learned primarily as a skill by imitating the experience of proven experts. But the activity and the resulting texts produced by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an and should be studied as a science， in the same way that any human activity can be analyzed scientifically.”（笔者译：“……跨语言交际，即翻译，作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历来被分为笔译和口译，并作为一门技能和科学展开研究。娴熟的语言之间口笔头翻译转换需要大量的强化训练，并学习观摩翻译家的实战经验。然而翻译活动本身以及翻译成品可以并且应当作为科学研究的材料，与其他人类活动一样可以进行科学分析和探索。”）
其实无论在前言，还是在文中，奈达均提到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是科学性，什么又是艺术性呢？翻译作为一项人类的跨语言、跨文化交际活动，其科学性和艺术性又当如何界定，而哪一种属性为主导，抑或两种属性享有同等地位？所有这些问题在文中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可能需要读者去思考和回答了。
当然，奈达没有直接回答不代表奈达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相反，从前言和文中，读者还是能够找寻到翻译科学性与艺术性思辨的线索和证据。奈达在文中提到真正的翻译大家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虽然他也认可后天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对于翻译技能训练有裨益。现实世界中天才翻译家毕竟凤毛麟角，翻译工作者则不计其数。或许从这个角度来说，翻译实践本身是一种艺术，翻译家天生具有对语言之间差异的高度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敏锐洞察力。而这是普通翻译匠所不具备的或比较欠缺的地方。简言之，从译者的禀赋和才能而言，翻译是具有艺术性的，并且艺术性是第一位的。蔡新乐（2005）提出“元翻译”的概念，认为翻译活动极其复杂，不能简单当成纯粹的技术性或实用性的工具论问题，而应当重视对译者的审视与研究，而这是一个与人的本质紧密相关的本体论问题。通过探讨人与翻译的相互关系能够摆脱翻译的“科学观”与“艺术观”之争，并且开辟一条建构翻译理论的新途径（刘云虹，2006）。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翻译的不同认识、采取的不同研究范式和研究视角，都只是从研究角度、以翻译为研究对象的理性思考和学术争辩。但翻译作为人类一项自古有之的社会交往活动，其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不随人的意志（研究人员的意志）而转移。
翻译是以符合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许钧，2014：50）。翻译活动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体行为，因为翻译活动至少关涉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如何分析语言的异同，如何跨越文化差异，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语言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支撑，而这不得不说翻译理论研究是科学性的，并且科学性是第一位的。
当然，翻译活动关涉译者、语言、文化，翻译活动的成品，即译文本身也是值得研究的。对译文的研究可以从语言对比、文化研究、读者反应等方面来展开，也可从译文质量、译者主体性发挥等角度进行探索，研究主题的变化及视角的迁移将决定翻译研究本身的属性，是偏科学性还是重艺术性，便不言而喻。
笼统地说翻译是科学性或翻译是艺术性未免过于牵强，需要瞄准对象，说明清楚，而这本身也正反映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或许奈达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文中许多地方设计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时，往往表述含蓄委婉，而不直接表态，从而为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应该说，奈达支持翻译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翻译学科的独立性。在《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中，奈达不仅深入分析了语言与文化的关联，提出了功能对等的翻译思想，而且梳理了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奈达从传播学的角度展开论述，提出“翻译即沟通交流”（“Translating means commnuicating”）和“翻译就是译义”（“Translation is translating meaning）的思想，注重将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反应进行对比，倡导翻译的准确性，并提出两种功能对等的效果，即最小对等（minimal equivalence）和最大对等（maximal equivalence）。前者是指“译文读者可以理解或体味原文读者如何理解和欣赏原文的”，而后者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即“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的理解与欣赏完全一致”。
奈达在阐述翻译科学性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翻译的艺术性，虽然这种关注是委婉间接的。文中专门辟一章来探讨翻译流程（Translation Procedures）。在奈达看来，翻译流程远不止从源语文本到目标语文本的转换，还应当囊括许多要素，如原文本的属性、译者能力与素养、翻译的方向性（即从二语到母语，还是从母语到二语等）、译文读者对象、译文出版商和编辑人员、译文的市场运作及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等。而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时间进度、翻译人员调度、翻译流程管理、翻译结果评估等等。总之，翻译实践是人类一项复杂而极具挑战性的活动，关涉原文、源语文化、译文、译语文化、读者、译者、作者等等，还涉及译文的传播途径及接受效果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方面来说，翻译的确具有技能性特征，而卓越的翻译堪称艺术，以资学习观摩。
客观地说，奈达结合自身翻译《圣经》的丰富经验，通过对语言的深入分析和敏锐洞察，不断更新翻译理论层次的探索与思考。本文中奈达注重语境在判断原文意义的重要性，而且强调翻译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语义理解是否透彻，语境把握是否准确。换言之，只有对原文的理解准确，才能做出晓畅的翻译。而要想对原文意义理解准确，则要求译者对原文的词汇、句法、篇章、修辞等有十分透彻的分析和把握，其中语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当译者对宏阔的文化语境了然于胸，对语言使用的情景语境了若指掌，那么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往往能够达到准确到位，译文往往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功能对等”。应该说，奈达在书中强调语境对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的重要性，旨在突出理解原文在翻译中的关键作用。
然而语境的参悟与把握并非易事，这不仅要求译者具备良好的双语驾驭能力（bilingualism），更要有双文化转换的本领（biculturalism）。正如奈达强调，文化是整个社会群体的各类活动实践的总和，包罗万象，可表征于语言，同时又决定语言的演变与发展，因此双文化转换的本领固然比双语能力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来说，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的确是具备科学性和艺术性双重特征的。其科学性在于，翻译必然涉及至少两种语言和文化，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许多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工具集研究成果都对翻译研究、翻译实践有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其艺术性在于，翻译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人类交际活动，天生的翻译家在中外翻译史上屡见不鲜，翻译名作、佳作层出不穷，其中不少堪称艺术。
3 . 结语
奈达生前多次来华，并开展翻译研究的巡回讲学，与国内的语言学界、翻译领域的专家、学者联系密切。奈达通过毕生的翻译实践与研究，为世人留下了丰富而又宝贵的文献资料。奈达的翻译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更新和变化，从“形式对等”到“动态对等”，再到后来的“功能对等”，翻译思想演进的过程反映了他对翻译的深邃思考，而对读者反应的探索与思考源于《圣经》翻译的大量实践，由此总结出的翻译经验、原则、方法等对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普适性指导意义。正如翻译理论家Jeremy Munday（2010：42）所言，奈达的关键作用在于将翻译引入以读者为导向，脱离了字对字翻译的窠臼。
奈达一生，笔耕不辍，著述丰富，其力作《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属于第三个阶段（即社会符号学阶段）的研究成果，与读者分享了奈达对翻译科学性、翻译艺术性的新思考。解铃还须系铃人，至于奈达到底如何看待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最妙的回答还是奈达本人，“Science， art， skill， it’s all. It depends. It depends on how you look at it.”（“科学、艺术、技能，缺一不可。翻译到底是什么？取决于你的视角。”笔者译）（孙迎春，2002）。奈达经典力作，耐人寻味，催人奋进，教导后来者多角度审视翻译。
